按照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观点，“城市病”是现代性问题的外化体现。不过，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索贾等思想家却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空间修复”这一视角分析了“城市病”产生的现实根源，指出城市化是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在当代城市社会已经取代了以往工业社会的决定地位，城市空间是当代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主要途径。这一理论也是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展开的，不过更具有批判性与针对性，并且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城市病的根源在于资本化空间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因此，围绕着城市空间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抗争将成为未来革命的焦点，即“城市权利”。然而，无论城市病还是空间修复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都注定了，掠夺性的空间实践将引起城市的反叛与异化。如果说城市病了，必须反思使其致病的文明病根，我们认为，到一定程度之时，以新的文明理念为指导构建的城市将替代今天的城市样态。从根本上看，对城市病的批判应该是对于现代性文明形态及其未来可能新文明形态的反思。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城市问题开始成为思想家关注热点之一，这和城镇化的急速发展及其“城市病”的集中爆发直接相关。1952年，伦敦“光雾霾”污染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更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与对于城市病的关注。按照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观点，“城市病”是现代性问题的外化体现，这当然无可争议。不过，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索贾等思想家却从“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与“空间生产”这一视角分析了“城市病”产生的根源。实际上，这一理论依旧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并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我们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城市病之根源的探讨，与以芒福德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视域并不违背，他们也是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展开，不过更具有批判性与针对性，并使人们对于未来城市的预测与建构更具有了现实性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