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是我国当代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对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谭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他在我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贡献。他把杨守敬时我国历史地理学家主要研究范围从中原历史地理扩展到我国边疆史地。他为开拓和发展我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奠定了我国边疆史地的基础。谭先生在边疆史地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这些学术思想体现在他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中,也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他指导下写成的《东北历史地理》中。为继承推进边疆史地的研究,试将我们对谭先生在中国边疆史地方面学术思想的认识,整理如下。
确定历史上中国范围的准则是谭先生在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方面所提出的重要学术思想。谭先生在这方面早有过许多论述,但比较完整的论述则是在1981年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中国范围来确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
一种是以今天的疆界作为划定历史上中国范围的标准。这是翦伯赞等人提出来的。他提出:“凡活动于今日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都算中国人。”
当时存在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国土的范围”,“当时已经与汉族融合或归入汉族王朝版图的就属于国内性质”。
谭先生又提出“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这个时期的中国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版图”。
谭先生在我们撰写《东北历史地理》时,一再教导我们:要想为政治服务,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只有经过实事求是地科学论证后,得出的结论才是颠扑不破,才能真正为政治服务。有些人自以为在为政治服务,不惜歪曲篡改历史或者用主观推论代替科学论证。这种做法由于在史实上站不住,就经不起人驳斥。结果所提出的论点站不住脚,想为政治服务,反帮了倒忙。
谭先生对如何具体确定历史上每个时期中国的管辖范围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标准。他反对把历史上的羁縻州府说成正式州府。他说:“那时历史学界讳言‘羁縻州’,‘羁縻’两个字不许提,硬要把‘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的‘羁縻’两个字去掉,变成某某州,要把它看成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一样。……羁縻府州和正式府州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正式的找不出来,所以硬要把羁縻府州算正式府州。这在实际上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谭先生反对某些学者把所有称臣纳贡的民族地区都归入中国的做法,这些人认为:“只要称过臣纳过贡,就算是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了;或者是曾经接受过中原王朝封赠的爵位,中原王朝曾经封过这一部族的首领什么王、什么侯,或者是曾经授予一点什么官衔,那就把它说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的版图了,这是讲不通的。”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撰写《东北历史地理》时,曾多次请教过谭先生:怎样区分历史上的称臣、纳贡?哪些属于国内,哪些不属于国内?谭先生指示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既不能把称臣纳贡的民族地区一律纳入中国版图,又不能一概不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提出,这个区分标准要你们自己去找,自己去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归纳总结出来。
以后,我们归纳了几条标准,其一,要把偶尔的纳贡和长期的纳贡区分开来;其二,要把属于经济交往的纳贡和体现臣属关系的纳贡区别开来;其三,要把一般封王封侯的藩属关系和接受中国中央和地方官职,自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区分开来;其四,要看整个历史上的归属,不能单看某一短暂时期的臣附。例如,新罗和渤海都曾接受唐的中央和地方官职,但渤海国在建国200余年中,除大祚荣和大武艺时有一度不隶属于唐朝多,基本上一直是隶属于唐的,因此渤海国是中国唐代的一个地方政权;而新罗国建国1800多年,臣服于中国中央皇朝仅300余年,因此新罗应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以此请教了谭先生,谭先生认可了我们的这些标准。所以我们在撰写《东北历史地理》时,大体就依据这些标准来进行处理。
谭先生在一生研究边疆历史地理过程中,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提出了许多看法。有些看法表面看来似有矛盾,但实际上是一致的。怎样全面研究谭先生的这些观点,弄清谭先生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思想脉络是继承发展谭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断推进边疆史地研究的关键。我们绝不能孤立地对待谭先生某一时期的个别提法,而要全面研究谭先生的总体学术思想,理解他提出某些观点的历史背景,并要遵循谭先生所一再教导我们的:学术研究就要不断突破,不能突破就算不上研究。突破不仅要突破前人的,也要突破自己原有的观点。谭先生还一再对我们强调,要我们突破他的观点。
但1984年谭先生和我谈时,却强调以长期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传统疆界为划分标准,提出5世纪以前高句丽首都在中国传统疆界内,应该属中国,5世纪以后高句丽迁都平壤就应属朝鲜。但是5世纪前鸭绿江以南的土地仍应属朝鲜,而是被高句丽侵占了。5世纪以后,鸭绿江以北的土地仍应属于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只是暂时被朝鲜国家占有了。这一提法就更符合谭先生总的学术思想体系,更符合谭先生以我国整个历史时期自然形成的疆界为划分历史上的中国这一原则。当时我曾在东北许多次会上宣传了谭先生的这一观点。这一观点长时间一直为东北许多学者所遵循,但由于谭先生没有正式发表,就少为东北以外的学者所知。
谭先生这样不断发展自己观点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由于谭先生毕生把主要精力投于培养、指导后辈学者的成长,而较少致力于自己的著述,因此他有的学术观点口头传述而未公开发表,这有待于受过谭先生教诲的学生共同回忆整理发表以便世人共受教益。
近年来,由于研究的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关于确定历史上中国范围的标准,为此也反复重温了谭先生这方面的学术思想。在这基础上,大体形成了新的认识。
当前朝鲜学术界在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上的国家研究中,就是用人种论和血统论写他们的历史。人种、血统和民族是不同的概念,用人种和血统作为理论研究民族,必然导致对民族自身科学性的破坏,导致民族观念无限地向外扩张和膨胀。他们用种族和亲缘关系,把认为是属于同一种族和亲缘关系的本国土的民族和我国的秽貊、夫余、高句丽、渤海都用种族和亲缘统一到朝鲜古代民族中去,都是他们历史上的民族。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历史的国家和疆域。统一的民族和国家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地域性组织,不是由人种、血统构成和划分的。新罗也不是纯一血统的民族。当前不管是研究民族还是区域的“经济圈”“文化圈”,用人种、血统说明其共性,都不是科学的。把统一的民族问题与人种等同起来,与原始的氏族部落血缘集团等同起来,是违反人种学和民族学的科学性的。我们要从对问题研究的实质上认识,才能从根本上区分问题的是非在什么地方,从中找到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一条标准,是看它主要分布在哪一个国家的传统疆域之内。在历史上,各个国家的疆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各依据历史上某一时期(也包括今天这一时期)的疆域来确定历史上某一国家的归属,就只能各持一端,永无定论。但历史上各国的疆域无论如何变化,终究大体上维持一个传统的疆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遵循着这一疆界。因此,历史上的一些国家只要基本上在这一疆界内,就应当属于这一国家。这并不排除它的疆界在某一时期超出这个国家的传统疆界,即它的一部分地区有时会在这个传统疆界之外,我们不能因为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有某个地区超出某国的传统疆界,就怀疑这个国家的归属。至于历史上有些国家,横跨以后或今天几个国家的领土,这就要看它大部分土地在今天及历史上哪一个国家的传统疆域内。其中国都的所在往往是决定国家归属的关键,当国都所在地有过变迁时,就要看在这个国家存在的整个历史中,这个国家国都主要在哪一个国家的传统疆域内。
第二条标准,是看历史上的主要隶属关系。在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内,历史上不仅有各时期的中央政权,而且同时还有各民族建立的许多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有的是归中央直辖的,有的则属于地方自治性质,有的则属于地方割据,往往同一地方政权在不同时期和中央政权会保持不同的关系。这样,就不能根据这个政权某一时期和中央政权的某种关系来确定这个政权是否隶属于这个国家,而必须看在整个历史中,它主要以何种形式与中央政权保持联系。同时,有的地方政权往往会在不同时期隶属于不同国家,这也就必须看在整个历史上,它主要隶属于何国?有些人反对看历史上的隶属关系,主张用今天的国界来确定。但所谓今天的国界实际上是由今天的隶属关系形成的。离开了隶属关系,就无所谓主权管辖范围,就无所谓国界,任何一块地方不可能从未隶属于我国中央政权,却成为我国的地方。因此,用和我国汉族王朝或中原王朝发展隶属关系作为划分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虽不妥当,但在历史上和我国中央皇朝发生隶属关系才划入中国范围却是必须的。
判定一个民族主要归属的标准,也应该有两条。一条是这个民族主要居住在哪个国家的传统疆界内。许多民族常常可以分布在古代和今天的许多国家中,因此一个民族可以同时归属于两个国家,这就是所谓的跨国民族,跨国民族今天有,古代也有。我们所说的民族的主要归属是指当一个民族分布在几个国家中时,这个民族主要归属于哪个国家,这就应根据它的主体部分分布在哪一个国家的传统疆界内而定。这个民族主体部分在哪一国传统疆界内,主要就归哪国。另一条是这个民族以后主要加入哪个国家的民族。每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会有许多个流向,不同部分会分别加入许多个民族。而一些跨国民族,它的不同部分更会加入不同国家的民族。因此,要确定某个民族的主要归属,就要看这个民族的主要流向,必须综观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认真细致地研究。不能仅据表面上的名称相同、地域相同,就把一些实际上不是前一民族主要流向的后一民族看做前者的主流。同时,即使同一地域、同一民族的前后民族实际上存在源流关系,也能因此否定不同地域、不同名称的前后民族由于民族迁徙也存在源流关系,甚至是主流关系。
我们依据这些标准和方法研究了东北亚地区历史上的许多民族,得出的结论澄清了历史上许多疑问,并进一步验证了这些标准和方法的正确性。我们将继续沿着谭先生开创的道路,继承和发展谭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断推进我国边疆史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