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很多学者也勤奋努力，但终身成就不大，关键就在不得其法。不掌握科学方法，再勤奋努力也没有用。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才能使研究在观点、体系、理论上带来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我们上面所说的东北史内容上存在的十二个理论问题，追究其不能正确认识的原因，是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先讲东北史研究中方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第一，关起门来搞研究，不能综合各家之言，重复劳动严重。搞科学研究不是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是靠许多人前赴后继共同完成的。一些人搞清楚了一些问题，启发了后人继续研究，搞清楚更多问题。因此，研究的进步不是靠个人关起门来冥思苦想所能解决的，是要综合大家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看法，取其长、补其短。大部分的史学工作者是先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有所发明、有所创见，随后就有一些研究较多的人从宏观上把许多人的成果综合起来，形成一部系统的专著。一本专著的好坏首先就看它能够综合多少人的成就，一本好的专著应该是综合了所研究范围的全部零散成果。而那些总结了甚少，综合了甚少，遗漏了很多人成果的专著，就不是一本好的本子。但单纯讲究量还不行，必须选取正确的成果，而不是错误的成果。有些人虽然综合了很多人的成果，却综合了大量错误的、二手三手成果，量虽大，也不是一本好的专著。有的专著虽然综合的量并不多，但比较精，基本上是正确的，也不失为一本好的专著。但如何才能保证自己选取的各种说法都是比较正确的，这就要看得多，要认真地做比较研究，要认真地检验每种说法的论据、引证是否正确，论证过程是否科学。看一个学者的研究水平就要看这个。但是从现有的东北史研究状况看来，第一，很多人收集的材料是不全的。往往是任意收集一部分，而不能全部收集各家之言。有时就漏掉了正确的观点，引入了错误的观点；漏掉了最早的创建者，引入了随从者，这样就削弱了其著作的质量。有些人还往往用自己个人的观点来代替一切，我们可以承认个人独立研究出来的成果不是抄袭的。但是前人已经有了同样的结论，这就不是新创的。这种所谓独立劳动还是搞了重复劳动，科学研究不允许有重复劳动。前人已经证明过的就不需要后人重新证明，除非有补充、有发展。现在我们东北史的著作中，这种重复劳动太严重了，我们要放宽一些说，这种重复劳动大多是闭门造车的结果，我们可以原谅这些人的闭门造车、孤陋寡闻，但是要从严来考察。我不相信所有这些观点都事前没见到过，我奇怪有些著作对所有史料的出处加了注，注明出于何种文献、何种考古资料，但他们对自己观点的来源都不加注。按照惯例就应该承认这些观点是他们自己独创的，但事实上不可能。那么，引证了别人的观点，不注明前人已经发现，这种行为算什么？这就不是孤陋寡闻、重复劳动了。事实上，要有所创新，先要善于继承。你已经把前人优秀的成果都继承下来了、注明了，剩下来的才是你的创新。没有继承也就没有创新，不会继承也就不会创新。

第二，不能存同求异，不断取得创新。科学研究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要创新就是要发表自己和前人不同的观点。要提出自己和前人有区别的看法，或者观点是一致的但补充了一些新的论据。在现有的一些东北史著作中，那些不注明前人观点出处的，当然使人无法分清哪些是前人的，哪些是他新创的，根本谈不到“创新”二字。创新的第一步，就要把自己的文章和专著一一注明哪些观点不是自创的，注完了剩下来的就是自己独创的。因此，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就要点出其中哪些是自己独创的。要是点不出来，这就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一篇学术文章。有人说这是不是不谦虚，自吹自擂？科学研究上无所谓自吹自擂，是自己独创的就要敢于公开宣称，就要公开呼吁别人来检查。人家证明了不是独创，就要公开承认错误，一生没有真正的独创，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但是目前我所看到的一些东北史著作，或者是假装没看见前人说过的，说成自己首创；或者是把自己错误的结论当做新发现，当然这也不能算首创。但是错误的首创也比没有首创强，至少可以启发他人思考。为什么有些人创见多，有些人创见少？看多少是一个前提，看多了就会有新想法。但看得多仅具备了一定条件，关键在于对所看东西做比较研究，它们有什么地方是相同的，哪些地方是不同的，在不同之中，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要做真正的比较研究。在现在东北史研究者中，有些人的做法是哪一种说法人多，哪一种说法是权威提出的，就采取哪一种。但事实上，在科学研究中可以信服的只有证据和论证，所谓证据，就是能够证明这个提法的原始史料。有了充足的原始史料来证明，就可以保证观点是正确的。另外，还要看论证是否科学，就是说依据你的史料就是能得出这些结论，不可能得出其他结论。往往有些人虽然引证了一大堆史料，但并不能证明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结论。只有有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作为研究的依据，才有可能做出创见。只要前提错了一两个，我们的创见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有很多创见是在驳倒了前人的错误结论后得出的，驳倒前人的错误结论越多，所能产生的创新也就越多。但不要认为和前人的结论不同就一定是创新，因为有可能前人是对的，我们不同意他，自以为是创新，而事实却是错的；也有可能前人是错的，我们不同意他但自己可能也是错的，还有另一个正确的结论，前人未发现，我们也没发现。怎么样才能找到最后的正确结论？只有排除了一切错误的可能，验证了一切未经验证的可能，经过反复比较，最后才能找到正确的结论。

第三，不能全面分析每个历史事件的多种可能，往往轻信其一，否定其他。观点是从史料中总结出来的，但有些史料往往能引申出的结论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例如，文献记载“肃慎、燕、亳，吾（周）北土也”，有些人就认定肃慎在今热河山地，有的人就认定肃慎就在今吉林附近。这两个解释都符合这条史料，因为热河和吉林都在周之北。但是这里所称的“北”在文献中是一个泛指词，它可能包括东北、正北和西北。要按这三者推算，肃慎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而且这条史料没有记载肃慎和周的距离。肃慎可以在周以北一百里，也可以在周以北一千里，甚至也可能是三千里。这样，这条史料所能做出的结论有很多个，我们任意选取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把它看做最后的定论，就往往容易犯错误。只有参考了多种资料，排除了其他一些可能，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结论，才能最后下定论。科研有时候像破案一样，可能有许多个犯罪嫌疑人，如果你只拿到一点犯罪依据，就忙着确定犯罪嫌疑人，而不考虑其他可能，是会很容易出冤案的。我们搞科研如果这样做，也就常常要出错误。要做出一个最后的科学定论，关键必须掌握大量的根据，而且其中必须有一两条铁证，就是说那个证据只能做出唯一的结论，而不可能做出其他的结论。如果没有这样的铁证，就需要有若干个史料综合排除其他一些可能，这样才能认定最后的结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首要的条件是解放思想，不要把问题简单化。有时候明明有许多种可能，有些人却往往碰到第一种可能就认为是定论了，而不能放开来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可能。也不要想到了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就满足了，应该想到还有第四种可能和第五种可能，只有想到了全部的可能，一一认证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才能找到最后的可能。这要求思想非常解放，有时一种固定的想法就会排除一大片可能，而有时真正的可能往往就在其中，被我们先天地排除了，而且排除每一种可能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不能轻易根据一些论据不足的理由就把事实上可能最正确的结论给排除掉。有些人不能有所创见、不能找出最正确的结论，和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分不开的。

第四，往往带着主观情绪、主观愿望去认识历史，不能实事求是。当史料说明了有多种可能时，我们有些学者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研究，而是带着主观情绪去判断。例如，历史上东北的很多地方政权和我国的中央政权发生了各种不同的依附关系，我们东北史的一些学者就不是客观地分析它们的依附关系属于何种性质，而是千方百计强调这些地方政权很早就归附于我国，带着一种主观愿望去论证，总想把它们说得归附越早越好。因此，肃慎给我国中央政权送去了几个箭头就被说成了当时已经归附我国中央政权，但是客观分析的话，送两个箭头究竟能说明有多少依附关系，能不能说明已经归附我国了？有些人当别人反对此说时，还乱扣帽子，好像别人说肃慎到了汉朝才归附就是卖国。这种带着主观倾向去研究历史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又如，明朝在黑龙江下游设立了一些卫所，表明了这个地区对明王朝的依附关系，但是得考虑明朝在黑龙江下游到底居住了多少民族，多少人口。有些人就带着主观愿望，认为设得越多越好，只要卫所的名称和当地的名称稍有相近，就说明代这个卫所设在黑龙江下游某地，甚至音并不相近，也会转上几转，说成音近。这样人口稀少的黑龙江下游却出现了大量的明代卫所，而人口较多的东北地区反而很少有卫所。其实有多少就是多少，不必太多，多了根据不足反而没有意思。再如，讨论起东北民族源流时，往往把很多东北民族的起源硬要说成和中原汉族同源，也不考虑他们并非一个语族。类似这种硬要依据主观愿望得出一些自以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自以为是爱国，实际上帮了倒忙。因为这种带有主观倾向性的结论，往往根据不足，经不起一驳，被人驳倒了，反而把本来可以肯定的结论连带否定了。例如，你证明东北某地1000年前就是我国的领土，有充足根据就可以了，不必强求证明3000年前这里就是我国的领土，否则，反而会因为证据不足被人驳倒。研究历史，要完全没有主观倾向性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极力防止用主观倾向性来代替客观研究，因为只有客观研究的结论才是科学的。

第五，往往随风转，迎合一些领导或权威的观点，而不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从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带着自己的倾向性去研究当然不是客观的，但是把一些领导和权威的观点作为先入为主的倾向也是不行的。领导和权威的观点当然有一定的根据和一定的必要性，但他们的研究、认识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不是去阐明一些领导的观点，这是宣传工作的责任。我们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不是去阐明一些领导的观点，而要用我们客观的研究、科学的结论给领导决策做参考。我们不能依据领导的观点作为我们科学研究的结论，不论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和领导的观点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是为领导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往往有时我们科学研究做出的结论和领导不一致，对领导的决策会更有参考价值。如果发现了研究的结果和领导的看法不一致，我们更要敢于坚持自己的研究结果，这对帮助领导适时改变决策更有意义。自己的研究已经证实了领导的看法不够全面，而不敢坚持自己的科学结论，去屈从领导的看法，是对科学、对决策不负责任的态度，是要坏事的。当然，当我们的研究结论和领导观点不一致的时候，要反复验证，检验自己的研究是否正确，但绝不是违背事实、修改结论。每一个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的学术权威，他们之所以成为权威，是因为他们做过很多重要的科学结论。我们要尊重学术权威，因为历史已证实了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正确的。为了自己出名去任意否定权威是不行的，应该承认自己的研究水平比权威差，轻易去否定权威是不应该的。但是权威并不是绝对正确的，他们也有不足之处，特别是通常很多权威的观点是在以前某个条件下做出来的，时间过去了，条件变化了，一些结论在新的条件下就可能有错误。因此，我们不能迷信权威，不能把权威的所有观点都看做绝对正确的。当发现自己的一些新认识和权威原有的观点不同时，就要敢于认真检验权威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在这里要客观，要实事求是，如果经过反复检验，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权威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者是过时了，应该根据新的条件做出新的结论。这时，就要敢于向权威挑战。许多小人物往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反复检验证明了自己观点正确，却不敢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是对科学的不负责任，是很多人不能创新的思想根源。在这里，最根本的是科学的态度，我们最后相信的只能是科学的结论。

第六，分不清假设和定论，往往把没有充足根据的假设当做定论。在科学研究当中，通常我们最初提出的观点只是一些假设，就是说有一定根据，但根据还不够充分，不足以肯定自己的观点是确定无疑的，还有一些疑点有待证明，也无法完全证明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在这个阶段，我们提出的观点都只是科学的假设，而不是最后的科学定论。要做出科学的定论，需要大量的史实依据，而在我们东北史地研究中，由于边疆地方文献缺乏，往往很难做出定论。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但是很多东北史工作者往往以为自己的一些观点有相当根据了，就认为已是定论了，或者把有些前人的观点认为相传已久，虽然当初前人提出时并没有提出充足的根据，却就因为相传已久，也当做定论了，不再去检验了，这样就容易把一些错误的结论看做正确的定论，以讹传讹，引申出一系列错误的结论和假设。在一些假设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却自以为是一个正确的知识体系，结果其中的一点证明是错了，整个体系都垮了。例如，把原始的种族看做阶级社会形成的民族这一点，就使整个东北史的体系成为一个沙堆。区别假设和定论的根本条件不在于这个观点提出了多久，是谁首先提出的，有多少人赞成这种观点，这都没有用。关键在于，这个观点的提出有什么根据，证据充足与否，依据这些根据能否做出必然的结论。只要研究的结果说明我们的证据还不能必然地做出这个决定，还有可能做出其他结论；或者要做出这个定论，还缺乏足够的资料；或者对于别人提出的另一种观点我们还不能够最后驳倒，这时即使你有了权威的支持，有了多数人的支持，也没有用。因此，每提出一个观点都必须要从正面多方面设法证明，还要从反面设法去驳倒它。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也要从正面多方面设法证明，又要从反面去设法否定。要经过这些方面的反复推敲，才能肯定自己的观点是定论。现在东北史中所提出的很多观点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自己提出的观点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别人提出的观点也并不能真正驳倒它，而且常常把前人的假设当做定论。因此，要客观评价东北史现在进入了什么阶段，我们应该说只不过是进入了一个准备阶段，全面地笼了一些资料，提出来大量假设，而真正研究筛除各种错误的假设，做出科学的最后定论，还没开始。有些人却认为我们的东北史已研究得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了，这是荒唐到极点的。

第七，不能全面反映东北史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各个方面。一部东北史包括了东北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方面的历史，但是目前很多东北史的著作没有做到这一点，往往缺少了一些地区、一些民族、一些方面。例如，大多数的东北史偏于论述政治史，而忽视了东北的经济和文化，甚至所谓政治史也往往仅是当时的少数统治集团的活动，而没有全面论述政治的各个方面，论政权则主要论中央设立的郡县，而对地方民族政权论述得不够详细。有些虽然简单论述了一些东北的经济，而对东北的文化却没有很好地论述，特别是文化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习俗都论述得不够全面。

同时，许多东北史著作往往在每一个时期只重点论述了这个时期的主体民族的活动，例如，在战国时期，就着重论述燕在辽宁地区的活动，而忽视了其他地区；在辽代，就论证辽代契丹族统治集团的活动，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就论述得比较详细；而到金代，却主要论述黑龙江阿城等地的女真统治集团的活动；而到清代，则着重论述了辽宁省东部地区满族的活动，都忽视了同一时期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活动。由于各个时期论述的地区和民族不同，这样前后就不连贯，这个时期重点论述这个地区，那个时期重点论述那个地区，结果下一个时期的这个地区省略了，前后连不起来。这样构成的东北史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东北史，而是支离破碎的。很少有一部东北史著作做到全面系统的布局，即每个时期都做到照顾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方面，使得前后的每个地区、每个方面都具有连贯性，每个时期都有一个完整的面，不同时期的各个方面、不同时期的各个民族都能连成一条线。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东北史存在，在现有的许多中国通史的著作中也早就存在这个问题，往往每个朝代只论证了这个朝代的统治中心地区，而忽视了其他地区，不同时期论证的中心地区不同，前后就不连贯。至于边疆各地区、各民族就更是蜻蜓点水、或有或无，这样横不成面、竖不连线，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弊病。而东北史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得较为突出，这个问题必须及早改正。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困难，这就要求在开始拟定编写大纲时注意一下全面性和系统性，例如，在写每个时期时，都查一下各个地区全不全、漏了哪一个？各个方面全不全，漏了哪一个？写完全书后，上下串一串，看中间缺不缺点，能不能连得起来。但有些人是不自觉的，有些却是因为自己的知识缺陷故意空缺的，这些问题要解决就涉及另外一些问题。

第八，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孤立地研究东北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不能“上下左右融会贯通”。长期以来，许多学者所研究的东北史往往只是研究其中的一个地区、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的某一方面，甚至只是其中的某几个问题，却认为这是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对于一些研究整个东北史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做法，认为是泛泛的研究，而不能专精。其实，这种单打一的，研究某一时期、某一方面、某一些问题的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任何一个问题的上下左右都是互相联系的，要研究清楚这个时期的这个问题，就要了解上个时期这个问题的状况和下个时期这个问题的状况，才能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我们也必须了解这个问题在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发展状况，通过比较研究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我们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特点。仅仅孤立研究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某个问题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问题的。

当然，人们的研究一开始都是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开始的，不可能一下子全面、系统地研究整个历史，因此，对一般的研究过程来说，从一些具体的问题着手是正确的，但不能局限于此。在研究每个问题时，都要注意去“上下左右融会贯通”，研究的目标是中间的一点，研究涉及的范围却是上下左右相当大一块，特别是研究了相当长时期以后，其研究范围就应该比较大了，应该是整个历史时期，或是一整个地区，或是一个方面的全部历史。已经研究了相当长阶段还只局限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某个方面的某几个问题，是不会有成就的。通常只要我们能做到研究的时期越长、研究的地区越广、研究的方面越多，那么研究的成就也就越大。当然，人们的“上下左右融会贯通”是逐步实现的，随着研究的继续，“上下左右”的领域就会逐渐扩大，研究也会逐渐深入。一口气是吃不下一个热馒头的，脱离实际的过早扩大自己研究领域的“上下左右”是难以一时做到的，会流于空泛。但一开始确定一个较大的研究方向，有计划地逐步一个一个解决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许多研究东北史者迄今拿不出自己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著作，是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有些学者干了一辈子，只拿出了一两本论文集，原因也在于此，他们没有能够把所研究的个别问题连成线、形成面，甚至建立一个体系，这说明他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初起阶段，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第九，不能扬长攻短，不断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任何人的知识都是一步一步学来的，即使你读了本科、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我们所获得的知识仍然是有限的，可能在有些方面知道得多一些，在有些方面知道得少一点。因此，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有他的长处，有他的弱点。当然，我们选择研究题目的时候都需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相反，如果选择了自己知识短缺的课题，就会很难较好地完成任务。但是从自己的长远发展来看，要永远扬长避短是不可能有较大成就的，只有敢于扬长攻短的学者，才有可能通过努力补足自己的短处，变自己的短处为自己的长处，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改变，具有更多的优势。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漫长的，每年攻下一个短处，几十年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使自己能够承担一些更高、更深的项目，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我几十年来看到，我周围有很多人昨日的短还是今日的短，几十年知识结构没有更大的改善，所以没有更大的成就，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过去人们往往强调所谓科班出身，谁是毕业于哪个大学哪个专业的，好像这就形成了他这一辈子的知识优势。其实这是极有限的，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在一生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是极有限的，算不了什么。一生的时间可以读十个本科，何况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虽可能稍有减退，但理解能力是在不断增强的，特别是对专业的理解能力，一般会成倍提高。大学或者研究生所学的某一个课程，当时可能需要用几年的努力，现在顶多一年就能攻下来。如果以一年攻下一门课程计算，几十年能攻下几十门课程，还有什么我们补不了的？因此，只要有决心，扬长攻短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应该说凡是科学上有真正成就的人都是善于扬长攻短的。扬长攻短和“上下左右融会贯通”是分不开的。“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就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例如，我们开始时可能只研究了辽宁的政治史，但是随着研究的发展，需要研究辽宁的经济、文化，需要研究周边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或者从研究明代上升到辽金元，下续到清代和民国。这就要求我们的知识结构有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就不可能没有一些属于自己原来知识短缺的领域，就要下决心攻其短，使自己的长处从原来的一个局部扩大到一个更大的范围。这一步是比较艰难的，但完成后自己的知识领域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档次。我开始的时候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但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我逐步扩大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国民族史、东北亚民族史、世界民族史、民族理论、世界文明理论研究，不知道扩大了多少倍。几十年来，我逐个地补充了自己知识的短缺，达到了今天的程度。回忆起走过的道路，是非常艰辛的，但也是值得高兴的。我得到一点认识，知识是无止境的，但是我们的努力也是可以攻克任何困难的，只要下定决心，一切知识的短缺是完全能够补足的。

第十，不能充分利用相邻学科的成果。历史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要掌握历史学科的方方面面已经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但是各个学科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有时要研究清楚一些历史问题，必须掌握一些相邻的学科。往往由于很多人对一些相邻学科的知识没有认真学习、吸收，就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了缺欠，很难前进。例如，考古学科是和历史学科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作为边疆史的东北史，在长期历史中文献记载比较贫乏，很多问题单靠历史文献就很难解决，不得不依赖考古资料的协助。但由于考古资料以实物资料为主，文字资料较少，因此在东北史中使用考古资料就是一个大难题，特别是当考古资料的族属、地区、年代没有考证清楚以前，很难应用。一些搞东北史者往往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就做不到充分运用考古资料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甚至有人竟提出了考古资料不及文献资料有价值的说法，事实上是自己不会很好地利用考古资料。用好了考古资料，它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历史地理学也是和东北史有密切关系的，甚至在研究东北史的初期，研究东北历史地理曾经是研究东北史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因为东北历代民族迁徙很频繁，很多地名经常改换名称，如果我们不能把不同时期的同一地点联系起来，就不可能有一个系统的东北史。要考订清楚每个时期的地名，在前后时期称为什么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需要做大量的考证工作。有许多搞东北史的学者由于不善于从事历史地理的考证，就只得借用别人的考证成果，结果别人错了，自己也就跟着错。而由于错误地把不同地名连接在一起，也就把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连到了一起，这样的东北史就会驴头不对马嘴。又如，语言学是研究先进各种语言的谱系关系，当然它也包括了研究历史上各种语言的谱系关系。有些人只会用历史上一些地名的音近搞所谓音转，把东北各族都说成历史上中原各族的后代，而不知道东北这些民族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可能属于同一民族。再如，民族史、民族学与东北史关系极为密切，因为在东北史上我们要遇到很多民族，但有些人没有认真研究民族学，对历史上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不了解，对历史上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不清楚，甚至把一些种族看成民族，这样研究东北史是研究不通的。

以上只列举了和东北史有关学科的一小部分，其他还有很多。总的来说，我们缺了一个学科就会使我们的东北史研究产生一个缺欠；我们多掌握一个相邻学科，就会多增加一个研究手段，使我们研究东北史更提高一步。长期以来，有些东北史学者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却知难而退，使他们的研究产生了好多缺欠，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第十一，不能综合历史史实，归纳引申出一些规律。历史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许多事件组成的，如果各种事件都是偶然发生的、无规律可循的，这样我们的历史也就谈不到什么规律，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追溯历史、记载历史而已。但历史不是偶然、孤立发生的，一切历史都是互相联系的，是由前因后果联系起来的。但如果仅是知道历史事件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不能认识这种因果关系的重复性、必然性，历史仍然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历史，就会发现同一个条件、同一个原因形成同一个结果，而且这个因果关系是具有必然性的，只要条件完全相同，结果也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条件基本相同，产生的结果也基本相同，这就是所谓的规律性。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就不是记载一大堆孤立发生的事件，而是要去发现各个事件之间的、必然的因果联系，这就是去发现规律，去弄清楚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们有好些东北史著作，只做到了按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件，而没有阐明它们必然的因果关系，即所谓的规律性。他们没有认真比较历史中的类似现象，找出它们的共性、必然性，或者是把前人总结出的一些规律教条地套用到历史中去，甚至用修改史实去证明前人的规律；或者主观、片面地总结出了一些错误的规律。

例如，金毓黼提出了东北史是东北各族力量增长发展的历史，从他的认识来看，东北各族是在不断互相侵略、争强。他没有看到东北史事实上是各族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融合的历史。但他的错误认识长期影响了很多东北史的学者。又如，国外有的学者把东北古代的历史说成中原汉族不断侵略、压迫周边各族的历史，我国有些学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试图证明东北史是国外民族不断入侵我国的历史。但事实上，两者都是错误的，在东北历史上曾经是有过各族间互相侵略的史实，但在历史中并不占主流。在东北史中占主流的是东北各族和国内外各族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这个占据了整个历史的极大部分时间和极大部分事件，相互之间的侵略战争都只是暂时的。东北各族在远古时代是分成许多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文化有很大区别的民族的，但是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各族基本趋于平衡的多民族大家庭。这是一个长期的、不断重复出现的、规律性的发展过程。正确认识东北史的许多发展规律对研究东北史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很遗憾，一些研究东北史者没有认真总结一些规律，特别是一些新的规律，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有些人往往只是研究了东北史的一些个别现象，或者顶多把这些个别现象初步地串联了起来，而做不到认识规律，这是绝对不够的。

第十二，不能进一步用规律去指导现实，并检验、修正规律。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去了解历史，而是为了通过历史去认识规律，依据规律去帮助我们认识未来的发展，帮助我们通过正确认识历史来正确认识现实和未来。例如，我们对历史上东北和周边各族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效果应该是，通过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各族关系去正确处理现实中的各族关系，促进各族、各国间的友好合作，促进各族、各国间的友好发展。如果我们正确认识了这一个规律，并且用于指导、处理现实中的各族、各国关系，我们就应该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是如果我们错误认识了历史上的各族、各国关系，把历史上各族、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说成互相侵略的历史，将这种对规律的错误认识应用到实践中，就会纠缠于历史上的纠纷，就会造成各国关系的风波。因此，我们研究历史的责任就是要正确认识历史规律，并且运用科学的规律去认识现实和未来中的各个问题，去妥善地解决它，并做到对现实和未来起好的作用。如果在实践中，发现并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就要重新检验自己对历史规律的认识，重新修订，找出更正确的结论，人们的认识就会不断提高、发展。又如，东北历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我们认清当前东北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钥匙，如果我们能够从东北史的研究中正确总结出东北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规律去指导现今的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帮助今天经济文化的发展。反之，我们不能认识这个规律，则会阻挠我们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

但是长期以来，很多研究东北史者的研究往往没有进展到这一步就停止了，他们或者停止在仅研究一些具体现象，或者进一步着手把一些现象上下左右连贯起来。但是由于范围小，并未能认识规律，更无法应用于现实，这是我们研究历史者的一个通病。不能逐步地提高，达到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使我们的研究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也使我们的研究水平不可能真正提高，这是非常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