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我们凭眼睛观察事物而得到的结论，其实都与我们的心情有关系。快和慢，这两个描述物体运动速度的汉字，左边的偏旁，都是心。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都是客观的认识，而是包含了主观的成分，快和慢等汉字，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清醒和深刻。问题是，中国古人发现了这一事实，却没有因此而不安，也没有想到去解释何以如此，没有像西方哲人那样，为了求得认识的客观性而煞费苦心。

中国文化，不缺乏敏锐，缺乏的是永不停歇的求索精神，以及高贵的苦恼。

§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与生俱来，这一恐惧也是各种宗教竭力加以制伏的东西。唯有庄子真诚地赞美了死亡。庄子能够看出整个世界是造物主为生命准备的豪华坟场。谁乐意像幽灵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飘荡，而不想成为此豪华坟场的主人？

§孔子之后，儒家相继出现了孟子和荀子两位大师。有人说，更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的是荀子，而不是孟子。但历史事实是：孟子名望之高，非荀子能及。只听说孔孟之道，没听说孔荀之道。

孟子与荀子的历史遭遇似乎表明了这样一点：忠实继承是没意思的。就理论来说，人类天生喜欢的，是差异，而不是相同（重复）。

常言道，儒、释、道三教互补。其实，儒家内部的孔子与孟子也互补：孔子提供的是从容不迫，孟子提供的是一团火。

§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律，就一下子从澡堂里冲了出来，赤身露体，在大街上奔跑，一边没头没脑地喊叫：“我发现了！”

孔子有过类似的发现，结果也是说出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我不想说话了（予欲无言）。”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学生子贡紧张了起来，马上提醒老师：“您要是不说话，我们这些学生能学到什么？”

阿基米德发现的是浮力定律，孔子发现的是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阿基米德根据浮力定律去解决金属掺假问题，孔子根据天去调整自己的人生态度。

§孔子最偏爱的学生似乎是颜渊，其实是子贡，因为，孔子既把自己内心最深刻的痛苦（莫我知）只说给子贡听，又在自己对最高真理（天）有所觉悟后向子贡倾诉。

孔子偏爱子贡，体现了孔子的智慧。子贡没有辜负孔子——其他学生为孔子守孝三年，子贡却守孝六年。

上帝为中华民族准备了孔子，为孔子准备了子贡。孔子临终前对子贡的责备，折射出子贡对于孔子的特殊重要性。

§孔子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也不认为自己生而知之，但后世的中国人坚持认为孔子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

老子是通过“致虚极，守静笃”来认识真理，庄子认识真理的方法有“坐望”，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大概兼有认识真理的功能。唯独孔子没有认识真理的窍门。孔子似乎一辈子忙于教学、不停地奔走于周游列国的道路上，但孔子说出了最多的名言。

不是孔子在寻找真理，是真理紧追孔子不放。所谓生而知之的圣人，是被真理穷追不舍的人。

§庄子感叹：“这些鱼儿游得真是快乐啊！”惠子质疑：“你不是鱼，又怎么知道这些鱼儿是不是快乐？”庄子反驳：“你不是我，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这些鱼儿快乐？”惠子论证：“我固然不是你，但你也不是鱼儿，你不可能知道这些鱼儿是不是快乐，这一点确切无疑。”

这是庄子与惠子之间著名的对话。单从语言外观看，惠子输了，因为庄子只需说一句话，惠子必须用两句话来回应；庄子说两句，惠子就必须说上四句。

如果承认庄子和惠子是这段对话的共同作者，稿费应该怎样在这二人之间分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道德经》中的名言。一个人不用怎么费力就可以有十个儿子，每一个儿子也有自己的十个儿子，依此类推。一是道的儿子辈（十人），二是道的孙子辈（百人），三是道的曾孙子辈（千人）。到了道的第五代，正好是一万个玄孙——名言里的万物就是这一万个玄孙。这就是人口爆炸。

这段名言似乎是太上老君的人口学。

§孔子经历过狂热思想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孔子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

思想不是思想家本人可以自由调节的活动，思想本身是一种瘾，唯一能够解除这种毒瘾的，是新冒出来的思想。一天之内出不来一种新思想，思想家就会抓耳挠腮，就像鸦片瘾发作了。尼采说，一个思想家一天之内发现不了十条真理，他就会在梦中继续追求真理。

孔子饱受这样的痛苦，最终放弃了思想，选择了不费脑筋的学习。

§印度人是想象的民族，西方人是理智的民族，我们是摹仿的民族。印度人对历史不关心，西方人从历史中寻找真理，中国人要从历史中学习为人处世的方法。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从正面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训练，从反面接受了苏格拉底的教训——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妇，柏拉图终身未婚。

孔子的婚姻似乎也是失败的，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不幸短命而亡。如果颜渊不夭折，他大概也会像柏拉图一样终身不婚，不是因为娶不起妻子。孔子把女儿和侄女儿嫁给自己喜爱的学生，最受器重的颜渊却没有成为孔子的女婿，这里面或许有师徒间的一段默契。

§《庄子·逍遥游》一开头就描写海里的鲲，“不知其几千里也”。创造出鲲，是为了最终创造出鹏。想象出鲲算不得什么大本领，因为这个鲲是对鲸鱼加以夸张的结果。天空中的鸟儿却实在是没有什么真正巨型的，把鹰夸大一千倍，鹰的翅膀也不足以成为“垂天之云”，再说，这样巨型的鸟又怎么能栖息在陆地上？认为“其翼若垂天之云”这一巨型的鹏是由鲲这一巨型的鱼转化而来，这是庄子想象力的集中表现。

宇宙过于寥廓，生命过于渺小。鲲鹏是庄子反抗宇宙压迫生命的结果。

§《论语》记载：孔子不怎么谈论“怪、力、乱、神”。孔子不是对神怪不感兴趣。孔子似乎清楚自己的个人风格，大量谈论神怪会冲击自己的风格，于是，孔子主动放弃了神怪话题。

《庄子》书中，神怪成了真正的主题，庄子也通过谈论神怪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中国文化史上两位互补的哲人，是孔子与庄子。与其抽象地说儒道互补，不如具体地说孔庄互补。孔子在《庄子》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孔子是庄子不能忘怀的人。

§《论语》大量记录孔子的话，成了“语录体”的典范。每一条语录都是简短的，但语录体的本质不是简短，也不是命题作文，而是有感而发。孔子说出那些简短的话，不是因为孔子偏爱简短的话。真正的感悟是一闪即逝的火花。

有人质疑我：语录体是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使用的形式，你怎么也使用？你配吗？我想，此君或许更应该这样质问我：你真的有那么多的感悟？

§130亿年前，小得不能再小的宇宙蛋突然爆炸，经过演化，终于有了今天的宇宙——大爆炸宇宙学这样告诉我们。

这样的爆炸让人想起性高潮。公鸡性交过程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似乎谈不上有什么性高潮，所以，即使公鸡有足够的智力，恐怕也不能建立起大爆炸宇宙学。

真理隐藏在宇宙之中，但人类只能发现自己感觉亲切的那一部分。

§有人说，《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

《红楼梦》是不是真的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这不要紧。此说法实质上是对《红楼梦》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赞美。从20世纪中期开始，哲学在中国便拥有了极高的地位。直到今天，哲学仍然是中国大学学科体系中的第一学科。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只继承、不独创。孔子事实上有大量的独创，却硬要说自己是述而不作，这或许体现了孔子的谦虚，甚至策略，但这一做法在中国文化里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人们以为，连孔子这样的圣人都与独创无缘，其他人又算老几？

§“哲学就是哲学史”，黑格尔这一名言为中国许多学者所信奉。文字狱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字狱首先是咬文嚼字的产物，但似乎从来没有中国学者对黑格尔此名言去咬文嚼字。

对于貌似科学定律的黑格尔名言，可以证明如下：

只有当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时候，哲学才就是哲学史。当然，只有在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时候，哲学史才就是哲学。

说“哲学就是哲学”，这虽然是一句废话，却也不太离谱。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则意味着哲学与史相结合之后还是哲学，意味着哲学完全不受史的影响，意味着史是一钱不值的东西。

哲学乃是荒诞的说法可以被奉为至理名言的领域。哲学的第一项任务不是发现真理，而是消除荒唐。

§当年，叔本华埋怨德国的哲学教授们，因为这些教授不去研究、宣讲他的哲学。叔本华这是小看了自己的哲学。值得教授们去研究的，是那些让人感觉似懂非懂的、醉醺醺的著作，叔本华的著作清澈见底，读者一见如故，不可能有人讲解得比原文更有趣、更透彻。哲学教授们的本领，是把那些荒谬的东西证明得像是真理一样，对于真正的真理，他们插不上嘴。

§语言和音乐互为对面，二者不是有我无你，而是相互补充。音乐是人们对语言的逃离。思想家们成天浸泡在语言里，所以，思想家们最需要的，是器乐曲，是没有歌词的曲调。孔子因为“韶乐”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孔子是思想者。叔本华是真正的思想家，历史上最有力地论证了音乐的价值的人，是叔本华。

没有音乐家会因为某一乐曲就“三月不知肉味”，音乐家伯牙倒是因为钟子期的几句话而兴奋莫名，找到了永远的朋友。

思想家和音乐家最能相互欣赏。一个对音乐没有内在需要的思想家，只是一个冒牌货，不会有深刻而生动的思想。伟大的音乐作品让思想家相信：深度的存在乃是一个事实。

思想家比音乐家更需要音乐。

19世纪的德国，思想和音乐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真切的思想让灵魂沉稳，真切的音乐让灵魂飞扬。

§古希腊哲学家都是贵族，但哲学体现的不是贵族身份，而是贵族精神——超越世俗价值的精神。西方文化是贵族精神的泛化。哲学传统在两千年的西方史上也就未曾断绝过。

孔子对世俗价值有太多的容纳，今天的我们也就不觉得孔子是哲学家。中国人中最称得起哲学家的，只有庄子——愤世嫉俗的庄子。与其说中国缺少真正的哲学，不如说缺少的是贵族精神。

§如果没有佛教传入中国造成的文化冲击，孟子或许会一直默默无闻，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会安于孔子的教诲。真正能与佛教对抗一番的是孟子——佛教追求成为佛，孟子追求成为圣人。

§金、木、水、火、土，这是中国著名的概念“五行”的内容。五行概念的实质，是万物的相生相克。掌握了五行，我们就可以控制万物的命运：或造福——加强之；或加害——削弱之。

五行学说本质上是乐观主义的。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但与其说五行学说强化了中国人的乐观主义，不如说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催生了五行学说。

乐观主义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这或许与中国的农耕传统有关。乐观主义是对世界有信心，农业显示了自然界的慷慨。

§哲学是关于世界的学问，哲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任何学科能够相比，哲学被20世纪的中国人奉为第一学科，这倒是符合中国文化的一项传统：谁的地盘越大，就越是能够让大家伙儿佩服。前些年，文学理论界的学者热烈地争吵着，想把这些年出现的新事物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如今，哲学是逐渐式微了，也就是以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那门学问不时兴了。但人们又发现，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虽然不如哲学的触角深广，实在也相去不远，于是，学者们有了新的兴奋点。一时间，各种电视节目中出现了文化学者们的身影，数不胜数。仿佛只要研究对象足够巨大，研究它们的学问也就不会太渺小。文化学一旦衰落，新贵学科又会是什么？新贵学科的名称难以预言，但新贵学科研究对象数量方面的性质，则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博大，而不是精深。

现在，中国学者每年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上都是世界第一，质量（精深程度）上却差一些。

最能激发中国民族狂热情绪的，是一个“大”字。

§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富于创造性，古希腊哲人也富于创造性。回顾之后的历史，可以这样说：先秦诸子的创造性是断子绝孙的创造性；希腊哲人的创造性则子孙繁衍，愈演愈烈。似乎还没有人把这作为一个问题去研究。

由一种创造引发更多、更伟大的创造，正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特色。

§中国文化奉实用为最高价值，在庄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根深蒂固了。惠子否定庄子的理论，理由是：无用。庄子从诸多方面雄辩地证明了无用有自己的大用。

庄子的证明越是雄辩，我越是为中国文化感到悲哀。庄子充分地体现了创造精神，却屈服于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传统。

§孔子辞世之后，弟子们拿出各自的听课笔记，整理成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

孔子生前为学生开设的课程中，有《诗》。如果不是这样，我以为孔子的弟子们就不会有超常的鉴赏力，以至于把“知德者鲜矣”这样外表上平淡无奇的话语收进书中。更主要的是，《论语》中到处都是这一类的语句。

中国人喜爱平淡风格的传统，最主要的源头是《论语》。

§中国古人也观察世界，观察世界的目的，是为人类寻找学习（效法）的榜样。人类注定了要学习（效法）榜样，其实，需要学习他者的不局限于人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道德经》中的名言。本来，“道”是整部《道德经》中最神圣的概念，因为它乃是万物的根源，《道德经》的作者想到“天法道”的时候，似乎突然意识到这个“道”与其说是尊贵，不如说是可怜，因为只有“道”没有自己可以学习的榜样，于是，《道德经》作者不顾及“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道”安排了一个学习的榜样——“自然”。

“道法自然”让历代读者困惑不已，以为这既不符合《道德经》全书的基本精神，也算是亵渎了“道”，殊不知这是《道德经》作者偏爱“道”造成的，而作者之所以有这样的偏爱，则是因为受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喜爱学习（效法）”的潜在支配。

《道德经》此名言是典型中国式的。

§进入20世纪后，学者们争论：老子和孔子，到底谁更早？

文物鉴定的行家根据每一个时代的基本特色，就能大致断定一件文物产生的年代。春秋之前的中国文化，气质上庄严而温和。老子和孔子都富有庄严，但算得上温和的是孔子，老子则是激烈的。据此，我相信孔子是在老子之前。更靠后的庄子和孟子，都是庄严少而激烈多——这是典型的战国气质。

§《庄子·齐物论》记载庄子梦中成了一只蝴蝶，蝴蝶飞舞，庄子十分快意，梦醒后，庄子疑惑：到底是我庄子刚才在梦中成了蝴蝶，还是一只蝴蝶现在正在做梦成了我庄子？

今天的我们把哲学理解为世界观和人生观。庄子这个梦也就是哲学梦。这个哲学梦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万物——我既可能是蝴蝶在梦中所变，也有可能是任何其他事物在梦中所变，总之，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是真正的我，这样，我不敢伤害任何事物，而只好善待万物。

这个哲学梦也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怎么过。我在梦中成了蝴蝶，这只蝴蝶只是发挥蝴蝶飞行的才能，我就感觉到十分的快意；如果庄子我是一只蝴蝶在梦中所变，我就应该发挥我作为人的才能，这样，作为我之本来面目的蝴蝶也就能感受到极大的快乐。

庄子的哲学梦是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哲学。

§《中庸》里说：“诚”是“天”的本性。或许，我们真的可以说诚是天的本性，但人们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难以找到诚实的人。诚实或许有它的社会价值，但对诚实的喜爱是人性的一种。人身上没有诚实，我们就到其他事物身上去搜寻。

在中国古人看来，诚指的是真话，因为诚字左边的部分是语言。为了鼓励说真话，古人还为说真话的人祝福，因为诚字的右边部分是成功的成。

§北宋时代，出现了周敦颐、欧阳修、邵雍和程灏这些优雅而温和的人物，这是孔子之后仅有的现象，是春秋贵族精神的回归，昙花一现。一进入南宋，狂狷和激烈重新成为中国人的主流气质，陆九渊是如此，陆九渊的对手朱熹也是如此。

§解释一种现象，意味着我们已经内在地承认此种现象有存在的必然性。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一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必然性，我们就不应该去解释它。这样，我们回避了问题，却把困惑留给了自己。

朱熹就有过这样的困惑：如果说人性本善，人身上那么多不好的品行，又是怎么回事儿呢？朱熹执著于善，不去直面恶的问题。没有原因的现象只能是魔鬼，佛教的“无明”就是这样的魔鬼，只能引起我们的神经质和惊恐。王阳明对于恶便是这样，说恶是“心中贼”，而且，这个心中贼比“山中贼”更难对付。

对认识不设立禁区，相信一切现象必有其原因，这是科学发展的潜在性前提。

§今天，中国的美学家们发现不了关于美的真理，就说美原本是没有真理可言的，继而去研究美之外的其他东西。

五百年前，王阳明去探索竹子的真理，真理没有找到，人却大病一场，王阳明忽然明白了：竹子原本是没有真理可言的。王阳明后来专门到人心里去探索真理，今天的美学家则把希望寄托在与人心密不可分的“美感”上。

从这一前一后两个现象，似乎可以概括出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

§理学家有这样的名言：“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意思是：我把自己的心灵打扫得一干二净，就能绝对正确地处理各种事情。

但这名言的深层意思恐怕是：既然我是在自己的心灵一干二净的情况下，也就是大公无私的情况下，去处理各种事务，这样的处理如果是绝对地正确，那固然是好的，即使你认为不好，那也不关我的事，因为这一事务实质上并不是由我来处理的。

总之，理学家所谓的圣人，与其说是言行绝对正确的人，不如说是对自己的言行完全不用负责的人。

但这并不是在贬低理学家们的理想，而是刚好相反。理学家们追求这样的人生理想，是因为我们凡夫俗子不能确知自己言行的正确性。这是人生的一种深刻的痛苦，敏感者必欲克服之而后快。

佛教于人们言行和思想上的规制，到了近乎严厉的地步，这一点深刻影响了理学家们。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论语》所载孔子的名言。《三字经》将之缩写成“性相近，习相远”，省略了两个表示惊叹、惊喜的“也”字。一个人对真理没有真切的感受，也就不能欣赏这些“也”字。

先秦诸子百家中，孔子是使用各种惊叹词最频繁的人。孔子各种名言中，差不多都包含了惊叹词。

§唯物主义中的这个“物”，指的是物质，物质的真正意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命题是：世界是物质的。这话的意思是：构成世界的万物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即使你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却是可以理解的。

不可理解的是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命题：物质是运动的。如果说成“世界是运动的”或者“物质的世界是运动的”，那就容易理解了。物质已经被说成是万物的一种属性，是万物最重要的属性，其实也是万物的各种属性的共同属性，也就是不能再有自己属性的属性，现在又说这种属性也有自己的属性（运动），这是自相矛盾。正常的说法是反过来的：运动是物质的。

至于唯物主义的第三命题“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还有第四命题“物质运动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它们更是让人费解了，它们是将错就错，是错上加错。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告诫自己的学生：历史学的论文，无论如何也应该确保前三句话是正确的。看来，哲学文章能确保第一句话正确，就已经是难得的了。

§孟子向往天，因为人身上那些宝贵的善性是天赐予的。孔子只能做到“不怨天”，对于天没有亲近感，孔子寄希望于天，是天能知晓他的孤独和空虚、知晓他无比深邃的生命体验，既然是天创造了人，这些也就是天的责任了。

真正继承发扬了孔子关于天的思想的，不是孟子，是庄子。庄子不满足于寄希望于天，而是把“天地精神”人格化，庄子在冥想状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与天交谈，他向天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大概是诸如“你为什么把这个世界弄得如此之美丽，却又让人类无穷无尽地瞎折腾”，等等。

§孔子对于作为本体的“天”的感知，集中体现在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中：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从“四时行、百物生”中发现了某个强有力者，又用“天”来为这个强有力者命名。这个“天”的作为，除了自我显现为“运行四时，生长百物”之外，还包括了“无言”。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仰慕于天、而且想要仿效于天的，并不是天的“行四时、生百物”之伟大作为，而是天的“无言”这种不作为。这表明孔子已经意识到：比起“行四时、生百物”，“无言”更能显示天的本性。如果说“行四时、生百物”体现了天的善性，那么“无言”无所谓善性。无所谓善性的“无言”到底体现了天的什么本性呢？天之所以“无言”，不是因为天不能言——天既然能够“行四时、生百物”，这又是何等伟大的神通，语言能力又算得了什么？连一只小麻雀不也是整天在唧唧喳喳吗？天之所以“无言”，只能是因为天主动放弃了语言。所以说，天之“无言”，乃是天自我抉择的结果，因而体现了天的智慧性。一句“予欲无言”，表明了孔子意识到本体的智慧性比起道德性更为根本，孔子本人也因此可以说是“爱智慧者”。

孔子感知本体所达到的深度或者全面性，是后代那些理学家们望尘莫及的。朱熹《论语集注》对孔子这段话作出了无趣的解释：“学者多以言语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发此以警之。”这是把孔子对于本体（天）之智慧性的赞美和仰慕说成是对那些笨学生的警醒。

当年的孔门弟子说，孔子很少谈论本体（天），但我们已经看到，孔子对于本体有过深入的感知。

孔子说：只有天是伟大的，只有尧去效法天。（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现在，孔子想效法天，效法天的“无言”。孔子这是自比于尧。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等等，这都是《论语》所载孔子名言。孔子的每一句名言中，差不多都包含了“不”“无”或“非”等否定词。老子、庄子和孟子，他们的那些名言也大抵如此，譬如《道德经》全文的首句“道可道，非常道”，还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国古代诗歌名句也是这样。

§天无不覆，地无不载，万物生存于天和地之间，天地之间也就是一间巨大的房屋。汉语词语“天地”，折射出华夏民族对于自然界的亲切感。“拜天地”是中国文化的一项内容。只是到了20世纪，“战天斗地”成了时髦口号。

实际上，宇宙间既没有“无不覆”的天，也没有“无不载”的地，天和地这两个概念都是中国古人的创造，是人们对自然界的亲切感导致的创造。

§颜回夭折，孔子异常悲痛。但让孔子悲痛的，与其说是颜回的夭折，不如说是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潜能都发挥出来的遗憾（“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与其说是孔子哭颜回，不如说是孔子哭自己。

§红外线和紫外线这两个物理学概念，表明了人类眼睛的缺陷；超声波和次声波这两个物理学概念，表明了人类耳朵的缺陷；无神论这样的学说，表明了人类智力上的缺陷。我不能亲眼看见神的模样，也不能亲耳听到神的响声，所以，世界上没有神——这是无神论的信念。无神论似乎不相信眼睛和耳朵有缺陷。

除非你认为充斥宇宙的美妙是纯粹偶然的东西，无神论才能成立。

§孔子50岁的时候，这才“知天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孔子40岁的时候，就已经感觉自己“不惑”了。如果把知天命和不惑的时间点给颠倒过来，似乎就显得正确了。

其实不然。人这种动物，40岁上下的时候，最容易自我感觉良好。人生从40开始，这是西方格言，体现出来的，也正是40岁时的自信和猖狂。

§思想家像渔夫。两者唯一的不同是：渔夫只往水面撒网，思想家往所有的地方撒网。

§造物主用各种动物来为各个词语下定义。狗是造物主对于“忠诚”的定义；公鸡是造物主对于“守时”的定义；人是造物主对于“不可思议”的定义。

或许，整个世界是造物主的一部词典。

§叔本华说：如果我们用毫无欲望的眼睛去看世界，则万物都显得完美。但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在谈怎样才能领略万物的完美，不如说是在论证欲望的恶劣。

这样的说法只是貌似哲理，比哲理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是诗。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国古代用“春秋”指代一年。这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被省略了。《庄子·逍遥游》里的“大椿”，是“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不仅是长寿的象征，而且过着没有夏季和冬季的快乐日子。

连死亡都奈何不了庄子，让庄子畏惧的，似乎只有夏和冬这两个季节。

§《庄子·秋水》写黄河河神河伯来到大海之前，以为自己富足到了极点，一见到大海，发现自己的黄河对于大海完全不值得一提，于是，河伯沮丧了。这个河伯似乎影射了中国文化里的世俗精神，大海为我们克服了世俗心胸的狭窄。

庄子是中国古代唯一由衷地歌唱过大海的哲人。一直到20世纪，中国才出现“大海啊故乡”这样不伦不类的歌词——人类的婴儿可不是母亲在大海里分娩出来的。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是孔子的名言，隐含了孔子关于梦的理论，因为其中包含了梦的内容与做梦者的年龄二者间的函数关系。

孔子说出这样的名言，首先是因为孔子突然发觉，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梦见周公了，又因此而悲哀起来，最后，为了摆脱这一不良感觉，就企图解释何以会长久地“不复梦见周公”。

“突然发觉”往往能结出美好的果实。

§我读到中国美学家这样的说法：美学应该追求的是思想，而不是知识。

美学家似乎有这样的神通：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知识或思想。

即使是排泄，我们也不总是能够随心所欲——便秘症。

§昆明是著名的春城，一提到昆明，我们就想到四季如春这个词语。有人敏锐地质疑：四季即是春夏秋冬，说“四季如春”，就包含了“春如春”这样的一层意思，而“春如春”的说法自然是荒谬的，所以，正确的说法是“夏秋冬如春”。

但“如春”中的这个春字，并不就是四季中的那个春，而是“理想的春”，或者“纯粹的春”，说四季中的春如这个“理想的春”，就像我们说画在纸上的一个三角形接近于一个直角三角形，没有不妥当的地方。现实世界没有直角三角形，我们永远不能在纸上画出一个名副其实的直角三角形，因为直角三角形是数学上的一个理想性的概念。

柏拉图著名的理念其实是一种理想，中国古代哲人没有提出类似柏拉图理念论的学说，也没有发展出建立在理想化基础之上的数学，但“四季如春”这个汉语词语中的春字表明，中国人照样有自己的理想性概念，只是这个理想性的春容易被混同于四季中的那个春。

如果没有理想性的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纯粹的、完美的春，我们就只能笨拙地说“夏秋冬如春”这样的话。实际上，四季中的那个春，并不是从头到尾都让人喜爱。

如果仔细去体味，我们能感觉到，四季如春这个词语流溢着足以充满天地的喜庆意味。这又让我们想起荣格著名的集体无意识或者文化原型概念。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把此名言与《圣经》中所说“上帝创造了人”作比较，就能看到，劳动与上帝处在相同的位置上。

其实，“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比神学语言更费解：劳动总只能是某个人的劳动，起码也是机器人的劳动，但名言中的劳动是赤裸裸的劳动，肯定不是人的劳动——人本身还有待于这个劳动去创造。

劳动创造了人，人又去劳动，兜了一圈之后，就成了“劳动创造了劳动本身”。

§苏东坡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无数的沙子没有经过锤捣，大小却一样；看不见有谁在安排，雨点儿在天空中的分布却是均匀的。

心中没有根深蒂固的造物主概念，苏东坡就说不出这样的一番话。

人们从物质世界中的不平凡发现了造物主，又在造物主概念的指引下去发现更多的不平凡。文学杰作和科学，都与不平凡有不解之缘。

§必然性有庄严意味，让我们的理智肃然起敬。爱因斯坦指出，光是一种必然性的东西，即使是在翻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的眼睛里，光永远是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向前奔跑着。

茫茫宇宙之中，事物无数，有必然性的事物却不多。除了光，要算死亡了。

§据说，伏羲大帝是《易经》的第一个作者。如今，中国易学史一类的著作，随便一写就能写成六七卷之多。如果伏羲大帝还魂再世，读一读这些洋洋洒洒的中国易学史，再了解了解科学的最新成就，我们圣明的陛下会红着脸告诫我们这些子孙们：放弃那本什么《易经》了，你们就不要白费力气了，今天的科学比我那点老古董可是强一万倍啊，我只是因为你们也是黄皮肤，才认你们是我的子孙，喜欢创新的那些白种人更像是我的嫡派子孙。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就是没有困惑。一个人还没有知天命，他怎么算得上不惑？这就像一个人说：我四十岁的时候精通了数学，五十岁的时候又精通了微积分。

一定是当年记录孔子言语的弟子出了差错，孔子的原话应该是：三十而立，四十而知天命，五十而不惑。不过，这仍然让我们感觉孔子是在吹牛。一个诚实的人永远不应该说自己弄清了天地间的一切高深道理，不应该说自己已经不惑，否则，他会让听的人深深地惑。

或许，孔子这段名言，原本是自己周游列国时写在求职信上的几句话。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道德经》中的名言。历代的解释者对这些抽象的一、二、三，感觉别扭，终于用先天一气、阴阳二气与阴阳相混合之和气等名词，来取代这些数字，好像比老子更近距离地看见过道创造万物的完整过程，就像妇产科医生看见产妇生孩子的全过程。

§孟子自称善于养浩然之气——一有机会就做一件好事，据说，孟子最终感觉自己“上下与天地同流”，好像大半个宇宙都成了他老孟的股份。

如果真的是这样，做好事的人就不应该再受到社会的表彰，相反，应该对他征收个人所得税。

除了做好事，孟子似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有意义的行为。

§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这是名言。

但是，人为什么会有各种习惯？为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习惯就能形成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要用两只手走路？我们能养成用手走路的习惯吗？

天性就是天性，不存在什么第一天性、第二天性。把一切都追溯到天性，倒是人类的一种天性。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鸡总是要下蛋的，但并不是每个蛋都会孵成鸡，而且，蛋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一个地方，还没等孵化，就可能被蛇或者狐狸偷吃了。

比起蛋孵化成小鸡，母鸡下个蛋容易多了。

上帝造物，总是从简单的开始。

先有的是鸡。

§古代有哲人说：人最初是从土地里生出来的。

见过中国东北那片黑油油的土地，我们会同意这种说法。

§杨花满城飞舞的时候，女人会用手去驱赶眼前的杨花，这是直接由感情驱动的动作。男人则只是必要的时候闭一闭眼睛，这是听从理智的结果，驱赶又有什么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写在《道德经》上的名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是写在儒家经典《易经》上的名言。

两种说法很是不一样，实质则没有什么不相同，都相当于：洞房花烛夜、怀孕、肚子渐大、生出一大窝小孩。

两段名言中，各有四个生，引人瞩目。哲学家对生殖现象的兴趣，不亚于生殖学家。

§《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孔子之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对思考的价值进行过检验，结论是：应该否定思考，因为思考无益。

但孔子所用的检验方法是错误的：一个人终日不食，他会营养不足；一个人终夜不寝，他会精力不充沛。一个饥肠辘辘、神思恍惚的人，怎么能有成效地思考？

中国人用大学来翻译university，今天，我们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的创造性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大学，是大思。北京大学应该改名为“北京大思”，清华大学应该改名为“清华大思”。创造性的源泉不是学习，是思考。中国只有大学，我们中国人的学术论文是堆积学问的一种方式。又是学术，又是学问，这个学字像噩梦般纠缠着我们的精神活动。

中华民族不缺乏大学的精神，孔子因为好学而洋洋自得，我们缺乏的是“大思的精神”——十年如一日地思索。

§《庄子》中记载：妻子半夜生下孩子，丑陋的丈夫拿着灯，惶恐不安地去照婴儿，看婴儿是不是长得像自己一样丑陋。

我疑心庄子长相丑陋，否则，他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实际上，《庄子》书中，凡是面容得到过刻画的人物，大多数是丑陋的。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一多半都是长相丑陋。智慧的卓越运用，经常是以对丑陋的抗议为前提的。长相漂亮的人不一定智力低下，他们的人生通常是平庸无奇，是因为他们没有丑陋引起的痛苦，也就不能让自己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

佛教徒把创始人释迦牟尼描写成天下第一美男子，或许，事实是刚好相反。释迦牟尼认为世界是苦海，人生具体的痛苦被概括为“八苦”，却偏偏没有提及长相丑陋引起的痛苦。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则证明人有护短的本能。

大自然能够把这个世界塑造得美轮美奂，却把一些人弄得如此古怪、如此不堪入目，只能表明大自然另有深意。

大自然是一个爱美的大自然。大自然为自己创造出那些漂亮的人，为全人类创造出那些丑陋的人。

§《易经》里把所有的阴爻都算作六，坤卦里的六个阴爻分别被命名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和上六。有学者指出：阴爻其实指的是女性生殖器。今天的中国北方话里还有“好个六”这样的话，表示的是不屑、否定。

§道路曲折，前途光明，这流行于中国哲学教科书，能够相信这是绝对真理的，恐怕唯有粪便：粪便经过弯弯曲曲的大肠，一旦穿越肛门，就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

§野兔被驯化为家兔，脑容量就变小了，因为家兔没有了野外求生存时的危险，大脑的用武之地缩小了。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有种种思想的禁区，时间长了，人们的头脑也会缩小，除非他们加倍地去想象那些卑污和邪恶的事情。秦始皇扩大了秦国的版图，却削减了中国人的脑容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人的脑容量到底减少了多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脑容量竟然没有缩小，那就意味着双倍的卑污和邪恶。

§《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中国人惊奇的时候是去拍案，也就是满足于对奇的美好感觉之中；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惊奇之后要去探明奇的具体内容，从而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哲学和科学。

§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了著名的自由落体实验，表明了大铁球和小铁球同时落地。在此之前，人们想当然地坚信，大铁球应该先落地。

为什么大铁球和小铁球同时落地？这是物理学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想当然地坚信大铁球先落地？这是人学的问题。

§孔子生在春秋乱世，对如山如海的苦难似乎无动于衷，说自己“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小看了苦难，认为苦难是偶然的，甚至是某种误会——“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就是这意思。

《庄子》书中多处描写被各种可怕的疾病折磨着的人。《庄子》全书的出发点，或许是庄子对各种可怕疾病的观察和恐惧。汉语把佛教中的某个词语翻译成“慈悲”，我想，正确的译法恐怕是“悲慈”——对生命中根本性的苦难感觉悲切之后往往生出慈爱之情。

孔子儒学得到中国人的偏爱，与孔子的乐观主义大概是有关系的。在中国文化那里，悲观主义是一种罪名。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中国的读书人有模有样地照着书本练习礼仪，但对高深的知识不感兴趣。

人类的智力在这样两个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运用：发现和理解高深的知识、骗人。但任何一个民族不太可能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伟大成就。其实，就每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

§《老子》书中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话是冲着大大小小的暴君们说的。客观效果上，这话是给暴君们提个醒：一般的杀人法不疼不痒，要想让恐怖统治有效，首先必须让那些臣民们知道死亡的可怕，也就是必须发明出各种可怕的杀人方法。纣王使用可怕的炮烙似乎是专为了看着取乐，《老子》把可怕的残杀提高到了暴政统治术的层面。与《老子》的暗示有关，历史上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杀人法系列。为了强调死亡的可怕，《老子》渲染生命的可贵、描述养生的方法和长生不死的神通。怕死的直接派生物是苟活，受到《老子》影响而产生、被鲁迅理解为“中国文化的根柢”的道教，本质上是“贪生的宗教”。

法家主张赤裸裸的暴政，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对《老子》情有独钟，似乎不是偶然的。朱熹指出：老子“心最狠”。

§孔子认为一个君子应该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有智慧的人必然地畏天命，也必然地敬畏圣人之言。天命和圣人之言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之物，“大人”是今天所说的大人物。我不能理解的是孔子把大人放置在这两者之间。初学数数的儿童会一口气说出“一、二、三、四、五”，现在，儿童们说的是“一、二、A、四、五”，没有比这更让我感觉别扭的了。

或许，是因为大人们不爱讲什么道理，我们的圣人孔子给吓糊涂了，因此说起话来顾不上分类学的原则了。

§父亲或母亲死了，儿子就要守孝三年，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守孝自然有一些宗教意味。

西方人每七天就要拿出一天去教堂礼拜上帝，一辈子下来，也是几年的时间。

西方人这是化整为零，中国人喜欢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带来的是统一有序，化零为整带来的是酣畅淋漓，当然还有精疲力竭，最后则是厌倦、硬捱。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三年之丧”无法持续了，却出现了各种“运动”和“工程”。这些“运动”和“工程”都被赋予了神圣色彩，都是以集中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为前提，在精神上，这与“三年之丧”一脉相承。

人一生中似乎注定了要过几年神圣生活，中外古今皆然。

§孔子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因为他“不怨天”。

常人怨天，其实，常人因为自己的悲苦命运而创造了天——这些悲苦命运不能被归因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它们也就只能被归咎于现实世界之外、或者背后的某个东西，这个东西最终被命名为天。

不怨天意味着对自己的悲苦命运不再斤斤计较，意味着把自己的命运与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都看作是天的旨意的体现，意味着领悟到了天的丰富内容和高深莫测。总之，不怨天是一种智慧，这样的智慧只有天本身才能认可，所以，孔子末了说：知我者其天乎。

痛苦让人去创造，超脱痛苦让我们有所发现。

§孔子生活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有一天，孔子突然发现了春秋与战国的巨大差异：“听其言而信其行”——这只适用于春秋，“听其言而观其行”——这适用于战国。

春秋时期，人们言行合一；战国时期，人们言行分离。春秋文化是贵族文化，一到战国，贵族文化就堕落了。

学生宰予只是大白天睡了一会儿觉，孔子破口大骂，似乎反应过了度。孔子或许是因为贵族精神的消失而悲痛。

孔子学生中，充分体现了春秋贵族精神的，是子路，而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也正是这个子路难以得到同学们的理解和尊敬。

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

§按照《周易》，为了占卦，我们必须准备五十根蓍草。第一步，是从这五十根蓍草中取出一根，将之放置一旁，真正用来占卦的，是剩下的那四十九根。这就是所谓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为什么有这样的环节？直接用上四十九根蓍草，岂不是省事？

但这是基于效率上的考虑才出现的疑问。从五十根蓍草中抽去一根，这使整个占卦过程仪式化了，从而获得了庄严的意味。

春秋时代，两支军队展开厮杀之前，相互间作揖行礼。

如果《周易》产生在春秋以后的中国，就不会有“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类的规定了。

效率至上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是春秋以后的事情。

§苏格拉底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已经在天国见识了所有的真理，一直到成为胎儿时还记得那些真理，只是在母亲分娩的过程中受到挤压，我们就把这些真理给忘记了。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接生婆，一定是幼年时的苏格拉底总是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屡屡目睹了产妇生产的全过程，目睹了那些产妇生产时的痛苦，由此联想到了婴孩因为挤压所可能受到的伤害。

如今已经有了剖腹产技术，如果苏格拉底知道剖腹产的婴孩长大后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的理论也就不可能被想象出来了。

§《关雎》是一首兴体诗。兴体诗是最能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孔子是中国圣人，最能表现出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孔子把“关雎”放置在《诗经》的开头处。

而且，孔子唯独对《关雎》作出了评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用《诗经》作为教材，学生学习《诗经》达到什么水平才算及格？《论语》中的孔子作出了规定：说出得体的话。孔子的原话是：不学《诗》，无以言。言外之意是：既然是学习了《诗经》，而且学到了相当的程度，学生就应该能够说出得体的话。

孔子不满足于日常语言。

古希腊的哲人用逻辑学和修辞学去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孔子用的是诗歌。

§中国古人喜欢争论人性是善还是恶，却不思考人性是什么。《中庸》开头便说“天命之谓性”，但这只是在说人性的源泉问题，同样不是在揭示人性到底是什么。

只关心事物的功能，而不关心事物的本质，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项传统——功利主义的传统。今天，中国的美学家们理直气壮地拒绝研究美的本质问题，而主张研究美所引起的反应——美感。

今天的中国发誓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得到世界一流大学所能带来的好处，没有几个人去思考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

传统难以消失，总是改头换面地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域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