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韩国曾经出现过试图以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推进经济发展的尝试，那就是韩国的“新村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为韩国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振兴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学者李水山先生指出：“韩国发起和开展新村运动已经有35年光阴，岁月流逝，当年的英豪和感人的故事也已成为天上的星云，然而却牢牢地奠定了韩国国民的时代精神、国家伦理、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文明秩序。如今，越南、蒙古、菲律宾、俄罗斯、刚果等120多个国家由总统和部长先后带领考察团赴韩国学习和考察，470787还建立了友好交流和合作关系。新村运动的理念和做法能在世界各国传播，除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渡所必须遵循的社会发展规律外，可能还凝聚着超越制度、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类共有的人文思想、和谐理念、自主正义、合作态度、公民社会、奉献精神等文明因素。在不同制度、文化、种族中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更能说明和验证这一点。这些国际背景对我国正在兴起的新农村建设无疑有莫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470788

20世纪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也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试将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下列十点。

第一，新村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发起与开展适合于当时韩国经济发展与农业发展的需要，它所追求的目标适合于当时韩国农民的意愿，它所选定的项目适合于当时韩国农村发展的实际。

韩国在1962～1971年期间实行第一、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经济开始腾飞，但是196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10美元，失业率为4.8%，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半数农民生活还非常贫穷，一到麦口期，饥饿威胁着许多村民的生活。比较1963～1971年期间农户与城市劳动者家庭生活费支出的平均值，前者只有后者的73%。47078960年代韩国经济的腾飞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和进出口方面，工业发展迅速，但农业发展缓慢，例如1967～1971年期间工矿业年均增长率为20.6%，而农业年均增长率只有3.0%，470790工农业发展出现严重失调，城乡居民收入差异急剧扩大，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仅增加城市就业压力，而且导致广大农村和农业的荒废。

这样，就当时的韩国而言，农业能否发展，成为决定韩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想要过“好日子”，成为广大农民最迫切的愿望；改善农村落后的基础生活环境，成为影响农村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之一。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正是由于它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策划和推进的。

第二，朴正熙总统是新村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与督战者，他想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强烈追求、坚强意志、必胜信念、既切合实际亦强有力的领导是新村运动获得成功的最根本的保障。离开朴正熙去谈论新村运动，是没有意义的。

朴正熙认为，为了搞好新村运动，必须与当时韩国农民的愚昧与落后作斗争。他认为，振兴韩国农村，不能机械地照搬外国经验，重要的是从韩国实际出发，发掘和调动韩国农民中蕴藏着的伟大力量。他亲自深入新村运动的现场了解实情，听取来自新村运动第一线的新村运动指导者的汇报，保持与农民的密切的直接联系，掌握真实的、不被歪曲的有关信息。他的指示和宣传引起广大农民由衷的共鸣。为了消除来自政府有关部门和执政党内的一些消极因素，他又毫不犹豫地行使了他的总统权力。

朴正熙发起新村运动，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让农民摆脱贫穷。但是，也不能否认他有过政治上的考虑。在1971年4月第七届总统选举中，朴正熙同年轻的竞争对手金大中苦战，虽然以53.2%比45.3%获胜，但是显然感受到巨大威胁；尤其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八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朴正熙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只获得204个议席中的113个席位，而在四年前的第七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民主共和党曾获175个议席中的129个席位。470791民主共和党的支持率不仅在城市下降，而且在除江原道和济州岛外的其余全部农村地区都有明显下降。470792这就迫使朴正熙与执政党不能再拖延农村问题的解决。但是，朴正熙在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坚决反对民主共和党把新村运动直接用于政治目的。例如，曾在韩国经济企划院工作过的姜记元教授指出：“朴正熙曾严厉指示说‘不许把新村指导者接纳为新党员，哪怕是一个人’，并下令对此进行监督。这一原则被贯彻到最后。”470793这表明朴正熙反对将新村运动政治化，坚持将新村运动当作农村经济建设运动。

第三，强调精神改革，倡导、调动和鼓励“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是新村运动获得成功的关键。朴正熙认为韩国农村贫穷落后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的不勤勉、不自助、不协同。因此，他号召农民跟懒惰作斗争。学习和发扬勤勉精神；但是他赏勤不罚懒，耐心地等候懒惰者自己醒悟，一旦醒悟，就不咎既往，照样给以鼓励。朴正熙使农民懂得了“自助者天助”、不自助就无人能助的道理。朴正熙又号召农民为了改变农村面貌携起手来协同努力，他的“新村之歌”一再强调大家共同努力。不过，朴正熙绝非把精神改革看作是抽象的思想教育或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在活生生的实践中推进农民思想意识的提升。470794

例如，在倡导自助精神时，朴正熙号召农民：自己的事自己做，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力奋斗，不靠别人。在对第一年度新村运动进行评估时发现，约有一半的村成果良好。朴正熙决定，第二年只向16600个取得良好成果的村发放支援物资，每村500袋水泥、一吨钢筋。负责新村运动的内务部官员们感到为难，民主共和党内也有不少人担心这样会影响选票，但朴正熙坚持认为，政府只能支援自助者。后来的实践证明，朴正熙的做法反而激发了更多农民的积极性。18000多个村未能得到第二年的支援物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约占其中三分之一的6108个村自愿投入了新村运动。470795

第四，政府和农民的良性互动，是新村运动获得成功的最基本的运行机制。新村运动的发起是自上而下的，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又是由政府主导的，但是在整个新村运动中总统和农民、官员和农民、政府和农户一直保持着良性互动。

70年代的韩国政府尚无能力为新村运动投入较多资金，但又不能强迫农民投资。只有调动农民的自发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朴正熙在1970年4月发出掀起新村运动的号召后，得知大批水泥滞销，水泥生产企业短缺资金，就当机立断，决定政府出钱购买这些水泥，无偿发放给农民。4707961970年底至1971年初，政府发放的水泥共值41亿韩元，但农民当年所创造的产值却高达122亿韩元。4707971972年政府支援的水泥和钢筋值35.81韩元，但新村运动取得的成果为315.94亿韩元。470798第三年又向每村提供约300袋水泥和一吨钢筋。1971～1980年期间政府向新村运动支援的主要是水泥和钢筋，10年的支援量为每村约2500袋水泥（约100吨，平均每户约40袋，但并不分给各农户）和八吨钢筋，共值27521亿韩元。此外，政府还向优秀村发放过奖金。从这些数据可知，政府对新村运动的投入十分有限。

新村运动所需的劳动力（参加新村运动劳动力共约11亿人次）、土地、其他物资和资金都由农民自筹。应该说投入是巨大的。例如，扩修村路，需要占用路边农户的土地，甚至有些农户住宅也要拆迁，但政府不给补偿，所以须经村民自己讨论决定。有时候有些农民慷慨捐献自己的土地，有时候村民集体筹钱给予补偿。20世纪70年代土地所有者为新村运动捐献的土地平均每村达1700坪（1坪≈3.3平方米），1971年以后的八年间每个村民为新村运动所作的无报酬劳动时间平均达每年八天。470799农民自发地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地的出地，才使官民互动机制在新村运动中见效。如无农民自觉参与，新村运动根本就不可能进行。

第五，以韩国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圈“村”作为新村运动的基本单位，是新村运动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现在一般认为，如果不以“村”为基本单位，而是以“农户”、“地域”或“项目”为基本单位，当时的新村运动很难取得成功。

新村运动之前，韩国曾有三次旨在振兴农村经济的运动。第一次是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农村振兴运动”。20世纪30年代初朝鲜半岛发生农业危机，农家经济极度荒废，农民抗议运动接连不断，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秩序面临困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朝鲜总督府发动“农村振兴运动”，制定“农村更生计划”和“农家更生计划”，试图通过对各农户的具体指导实现各农户的经济更生。470800第二次是1958年以后的“地域社会开发事业”，当时韩国政府曾把“郡”分成几个示范地域进行指导，试图通过农村地区经济、文化、保健、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各种工程项目改变农村面貌。470801第三次是朴正熙在20世纪60年代亲自推进的“国家再建国民运动”和“农渔民增收特别事业”。470802但是，所有这些运动都没有取得明显成果。

朴正熙在新村运动中以“村”作为新村运动基本单位，可以看作是朴正熙和韩国政府吸取日本殖民地时代“农村振兴运动”、韩国政府50～60年代“地域社会开发事业”和朴正熙自己60年代农村改革均遭失败的教训而采取的明智抉择。例如，当时如果把水泥不是分给各自然村，而是分给各农户，新村运动就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在当时的韩国农村，以“村”为基本单位开展新村运动，便于唤起村民共同关心，便于求得村民广泛共识，便于组织村民携手投入。

第六，构建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新村运动领导体制，是新村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的组织保障。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中，农民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分散性、封闭性和消极性。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全国性的新村运动，是摆在朴正熙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为此，韩国政府为新村运动构建了强有力的新村运动领导机制：总统和青瓦台直接领导新村运动，内务部及各级行政机关负责具体推进。

新村运动领导体制可分为决策体制和执行体制。470803决策体制是由中央协议会→市·道协议会→市·郡协议会→邑·面推进委员会→里·洞开发委员会构成的组织系统。各级协议会都有政府各部门派遣的官僚，而里·洞开发委员会囊括了新村青少年会、新村妇女会、新村营农会等几乎全部官方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水利系统、森林系统等自发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执行体制是由中央政府到各村的担当公务员构成的组织系统。内务部课长以上级别的公务员负责道的新村运动，道的课长以上级别的公务员负责郡的新村运动，郡的课长以上级别的公务员负责邑、面、洞的新村运动，邑、面的公务员分管各村，至少每周两次对自己分管的各村进行巡访。在70年代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利用这样的领导体制，及时了解各村及全国新村运动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有条不紊地推进了新村运动。

第七，遍布全国各村的广大新村运动指导者们的奉献，是新村运动获得成功的最直接的原因。新村运动指导者都是在村民大会上选举产生的，每村两人，一男一女，他们不是公务员，不拿薪金，无偿地为村民服务。韩国政府、地方自治团体和有关组织用各种方式表扬和奖励优秀指导者，但是受奖人数非常有限，470804受奖条件也非常严格。470805也有不少受奖者谢绝奖金。

例如，忠清南道农民河四容是20世纪70年代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新村运动指导者。极贫农户家庭出身的河四容曾当过三年长工，他的妻子当过女佣，户主只管饭，不给工钱。他用三年当长工得到的佣金，全靠自己的力量，一点一滴地积累，成为较富裕的农民。他曾在1970年11月“农渔民增收特别事业竞进大会”上获全国一等奖，朴正熙总统授予他铜塔产业勋章，并奖励他1000万韩元。这笔钱当时可购置两万多坪土地，而河四容用三年长工期间的佣金购得的土地只有270坪，此后整整用了13年辛勤劳作才把自己的土地增加到3000坪。但是，他婉言谢绝了总统发给的奖金。他认为自己决不能抛弃自力脱贫、劳动致富的信条。朴正熙曾经说：“河四容不仅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导师，而且是我国全体国民的优秀导师。”470806

第八，村民民主选举新村运动指导者和对新村运动推进项目进行村民民主决策，是新村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战略举措。新村运动指导者为新村运动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们不拿报酬。正是因为新村运动指导者不拿报酬，所以就有更多的优秀农民通过民主选举被选为指导者。而且他们更具号召力，村民愿意跟着他们参加新村运动。

在新村运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上什么项目，何时上，如何上，都要经过村民大会自由讨论和民主决策。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决策；二是有利于调动村民参与性和积极性；三是有利于村民协同作战。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大农村妇女在新村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在传统韩国农村社会里，妇女通常被排除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之外。但是，在新村运动中妇女的参与性增强，发言权增大，她们为杜绝当时韩国农村大量存在的赌博、酗酒、好逸恶劳等歪风劣习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样，在新村运动过程中，农民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习了民主主义的真谛。甚至可以说，新村运动的成果是草根民主主义的胜利。正如朴正熙所说，新村运动是“韩国式民主主义的实践道场”。470807

第九，新村运动是一次全民教育运动，而新村运动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结果。

其一，是对广大农民的教育。这是自上而下的教育，但是朴正熙所重视的不是抽象的理论教育或说教，而是借助农民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的典型事例和“赏勤”政策，让其他农民通过比较和反省自我醒悟，自觉自发地从“懒惰”走向“勤勉”，从“求助”走向“自助”，从“分散”走向“协同”。

其二，是对新村运动指导者的教育。这是新村运动教育的核心。为此，韩国政府于1972年1月14日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最初称笃农家研修院），1月底开始进行新村教育。1971年晚秋，当时的农林部长官金甫铉提出一年内培训35000名指导者（每村一人）的方案。朴正熙认为，新村教育应以“精神启发为主，以少而精、见实效为原则，不能搞形式主义”，从而否定了农林部的方案。当时，一个重要问题是教员的选择问题。农林部提出邀请宗教领袖和社会知名人士讲课。朴正熙认为，此举不妥。他认为，研修院教育应以让白手起家的农民介绍成功案例和分组讨论解决问题方案为主。1972～1979年，研修院共培训24025名新村指导者，470808每次介绍成功案例10～15个，八年共介绍80多个案例。这种农民互教互学的教育方式对提高新村运动指导者水平、推进全国新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其三，是对各级官员、公务员以及其他社会指导层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在早期的新村教育中，入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学习的只有新村运动指导者，但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包括国务委员在内的各级公务员、宗教界人士、大学教授、新闻界人士、文艺界人士、企业家也入院学习，他们同新村运动指导者同住同吃，一起学习农民介绍的典型成功案例，一起讨论，受到生动的新村运动教育，不仅获得了思想上自省的机会，而且通过更深入了解新村运动情况，更明确地知道了政府、学校、企业等社会各界应该为新村运动做些什么。朴正熙十分重视研修院教育，有时候他在事先不做通报的情况下，自己进入教室，坐在最后一排，默默地听取农民的发言，课后还与他们一起吃饭谈心，有时候还去察看研修院宿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由总统主持的每月一次的经济动向报告会上，让两位农民向与会的全体国务委员和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长介绍各自的成功案例。这种让农民教育国家领导人的做法从1971年6月到1979年10月朴正熙去世为止，一直坚持不懈。而后，这些农民还同总统、郡守、面长一起吃饭，继续交流。在权威主义观念十分浓厚的当时韩国社会里，实行这种自下而上的教育应该说是一次教育革命。朴正熙当时决定采用这种“案例”加“分组讨论”的哈佛式先进教育方式，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第十，长期存在于韩国传统社会的村社和乡约等文化传统，470809是韩国新村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的文化基础。新村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精神同传统的村社和乡约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精神至少在形式上是一致的。

韩国新村运动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韩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村社”活动。据记载，470810早在新罗时代曾有被称为“社”（韩语称“ ”，dure）的协业共同体，生活在地域共同体中的村民们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构成特定的集体，共同从事生产或其他社会活动。

朝鲜王朝时代盛行的乡约运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地域社会运动。据说，韩国在引入中国乡约之前已有类似于乡约470811的乡规、洞契、州县乡约和村契。470812中国早期的乡约有北宋陕西蓝田吕氏四兄弟的《吕氏乡约》。高丽末，朱熹的《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传入韩国。1398年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1335～1408）在他的故乡咸兴地区编制并实行“乡宪4l条”，被看作是韩国实行中国乡约的开端。1556年著名理学家李滉（1501～1570）编制的“礼安乡约”施行于庆尚北道安东地区，后来扩展到全国。李珥（1536～1584）的乡约（坡州乡约，1560年；西原乡约，1571年；海州乡约，1579年）、柳馨远（1622～1673）的乡约、安鼎幅（1712～1791）的乡社法等，在朝鲜王朝时代地域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朝鲜王朝时代乡约运动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虽然村社文化和乡约文化最终未能阻止韩国传统农村社会的衰败，但是其文化内核一直延续下来，存在于韩国农村社会的深层。而这种潜在于社会深层的传统文化一旦被富有活力的现代精神照射，就会发展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强大力量。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最初以重视血缘和地缘的村落为基本单位进行，也可以想见当时的韩国领导人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重视了韩国人心灵深处的地域共同体意识。朴正熙要求国民通过“勤勉、自助、协同”、“过好日子”的朴素号召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引发广大农民的共鸣，并转化为热火朝天的新村运动，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现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试图引进韩国新村运动经验解决“三农”问题，可以说是有意义的尝试。本文所说的韩国新村运动十点经验值得借鉴。笔者认为，中国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经验时应当特别注意下列三点：第一，必须认清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的实质，一些具体做法不能盲目照搬；第二，必须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出发，不能只看中韩之间的共同性，忽略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第三，必须调动农民的自发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村民民主的基础上构建良性的官民、上下互动机制。

（本文原载《韩国研究论丛》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