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年的中国文化跌入了一份苍白的窒息与失语之中。仿佛是幕落、幕启间的一个匿名的时段，一个必须去经历却无从去体验的无为时间。一种深刻的挫败与无力感弥散在这份社会文化的沉寂之间。毋庸质疑，它来自于现实的窒息氛围和再度涌现的政治迫害情结。事实上，80年代终结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经历，再度成为90年代文化的又一个缺席的在场者。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50页）

乔治·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一书中说道：“20世纪最激动人心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些大事都发生在1989～1991年的短短几年间。”514312的确如此，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不论对整个世界还是对世界上的各个国家而言，都是十分特殊的一段时期。对中国及中国大陆的乡村政治研究而言，这更是一段充满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各种复杂情况相互胶着的特殊历史时期。

从国际上看，1980至1990年代之交，世界上发生了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从而致使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为标志的重大震荡，另有德国统一、海湾战争及“沙漠风暴”、拉丁美洲的变革等一系列风云变幻之事件。这些变化不仅导致了国际力量对比的调整和国际关系格局的重组，而且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一个与之前的十年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而中国的内政外交乃至中国人的生存处境也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国际格局。

就国内来说，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年之际，国家的整个宏观经济政治状况也出现了诸多变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首先是因为改革过程中积累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生活方面，所以中共中央自1988年9月起正式展开了针对这些问题的治理整顿。在改革能量释放了十年且相应矛盾也积累了十年从而致使经济过热的状况下，即便是通过国家宏观调控而强力推行的治理整顿措施，也难以有效地使过热的经济与社会心态平静下来。加之在随后不久的1989年春夏之交，在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错综交织的情况下，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波，中国的改革进程和社会政治局面也因此而一度备受困扰。当经济层面的治理整顿于1991年9月宣告结束时，社会政治及文化层面的调整与适应，却比经济层面的相应改变要缓慢得多，也更显曲折和艰难。因而不论从表面还是从深层次来看，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局势变动对中国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这种影响至少持续到了整个1990年代。

因此可以说，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对中国而言，不仅是个时间过渡与延续的阶段，更是一个外部和内部寰局都发生着深刻改变的转折时期。这种“时”与“局”的转变，不论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还是对在1990年代正式兴起并最终凸显为热点的乡村政治研究而言，都有着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历了一段为时不长的治理整顿后，便于1990年代初迅速开始了新一轮以市场化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程度纵深且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进程。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既有应对变迁时局下的外交之目的，又有从深层次上变革中国社会之影响。因此，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在采取了系列改革开放措施以便与国际接轨并力求更多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自身全然不同于以前的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结构特点，乃至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

而在这一激荡不已的国际国内局势中，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想界和学术界，也经历了一个并不轻松的痛苦反思与曲折转变阶段。这其中的许多转变，对1990年代之后的乡村政治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联关系或影响作用。同时，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事件之后，中国政治学遭到了极大冲击，不得不在困境与反思中逐步“重心下沉”，从而开始较为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乡村基层。这些为适应局势之变而进行的研究与思考，不仅构成了1980年代相关研究的接续，而且也为1990年代及之后的乡村政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乡村政治研究，已开始形成一定的学术自觉。这种自觉意识，对后续乡村政治研究的推进及其学术拓展与提升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而作为1990年代乡村政治研究重要对象的村民自治，也在1980年代后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之后，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对它而言也是一段甚为困难的时期），在一种较为偶然的情况下得以坚持，并最终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借助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多方力量使自己得以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也正得益于在这样一段困难时期的坚持，使它在随后不久便“时来运转”且最终成功地“突出重围”，并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热点和亮点。虽然这段时期它处于“郁郁不得志”阶段，但它借助着多重颇具偶然性和戏剧性的力量坚持下来并挣扎着生存的这段经历，不仅为它后来的辉煌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后来的实践逻辑和表述方式。

另外需做交代的一点是，在本章中，因各节所要论述的重点不同，所以在时间划分上是动态的，即每一节所讨论的那些事件或进程的起止时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体的时间范围是1988～1995年这段时期。本章将对这一阶段中的宏观调整与改革举措、学术思想界的变化概况、村民自治实践状况及乡村政治研究状况进行勾勒与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