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社会的产物，因为人类意识原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一切学术因产生于内蕴自觉之意识作用也。

——梁漱溟：《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第142页）

以“冷战”格局瓦解为显著标志的1990年代，出现了许多新因素、新变量，也导致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一变化巨大且尚未定型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境遇以及相应的行为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也对中国的改革措施及相应的社会与价值变迁产生了间接但却并非不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作用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发生的，一方面，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顿挫”之后，1990年代的中国，在将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纵深的同时，也为融入国际社会及全球经济体系而做出了各种努力。因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与国际接轨”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键词。另一方面，与之相应，1990年代之后的国际社会也因日益明显地感受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激发出来的经济活力，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也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增进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政治、文化接触。这种双向交流与互动，以及各种更具实质性的接触，在改变、形塑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国内氛围与国际环境，从而也间接或直接、或隐或显地对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着影响作用。

村民自治及乡村政治研究便是在这样一个（中国希望与外界积极互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迅速成长并凸显出来的现象与“事件”。与前述村民自治的困难境况及相关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的曲折经历相对应，此一时期的村民自治及以之为主要对象的乡村政治研究，有了一个迅速而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在1990年代末与新世纪之交的几年里，崛起为一个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明星”和学术亮点，乃至形成了一个可以牵动国际国内、政界、媒体、学界各方视线与注意力的焦点性事件和公共学术运动。

村民自治及其研究的崛起固然有众多支持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热情推动的原因，但更是国际国内宏观背景和时代机缘促成的结果。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1990年代中国村民自治及其研究热潮之所以能够兴起，并引起学界、政界、媒体的广泛关注，与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复杂交织和多方力量的共同促成是密不可分的。其中中国所日益深入地嵌入其中的国际关系背景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在这一影响因素中，中美关系及其外交互动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变量。可以说中美关系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村民自治的支持鼓励态度，是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在1990年代兴起的直接推动力量。因而，中美关系及其在1990年代的一个焦点议题——美国对华的人权外交政策，以及这种人权外交之于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会选举）及其研究兴起的重要意义，便成为在此需要首先加以考察和剖析的问题。

另外，在19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急速推进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以法制（及法治）和行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也在新的情景下再次启动，村民自治也便在国际国内政界与媒体的关照下，借助这一改革之“东风”而由点（试点）到面（全面推广和立法）地铺开并形成“燎原”之势。最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试行十年之际得以正式通过和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活动也得以理直气壮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与此相应，在一些学者持续不断的关注和努力下，村民自治研究也在众多力量的“簇拥”下由冷清走向了热闹，并在短时间内掀起了阵阵研究热潮。通过考察和展现这一研究在由冷清走向热闹之途中的相关社会背景和重要影响因素，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这段学术研究与社会时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对于学术研究及其特点的影响作用。

因为，正是在上述这样一个国际关系背景和国内改革环境中，对于民主的关切和期盼、对于国家上层政治及其改革动向的期望或投射，成为众多学人志士关注和研究村民自治的共同兴趣和主要目的。这种“天下关怀”和“庙堂情怀”在吸引众多学人对村民自治进行研究和考察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持不同看法的人的质疑与批评。由此，围绕村民自治的目标、价值及实际效果所展开的诸种阐释与争论，促使了中国学术界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进入到了一个以村民自治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草根时代”。这些带有宏大关怀和“庙堂情怀”的村民自治研究及其相关争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时势背景下，导致了乡村政治研究这门带有实践关怀和公共色彩的“显学”的崛起。

通过分析促使村民自治在1990年代遇到转机并最终“发迹”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国际背景、村民自治研究由“冷”到“热”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及有关村民自治的诸种阐释、质疑和争论，可使我们在那些宏观背景和社会时势的变迁中，更好地了解村民自治实践及研究本身的发展路径与内在特征，了解以村民自治研究为契机而在1990年代兴起的乡村政治研究的演化脉络与学术特点，并更好地理解以村民自治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政治研究所具有的公共运动意义，以及人们当时围绕村民自治及其研究而形成的那些观点、判断与认识的价值和限度。这样，在回望村民自治的曲折经历及其沉浮命运的同时，我们也可借此反观这段当下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以更好地揭示以村民自治研究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这一“显学”崛起的内在逻辑，以及潜藏于社会与时势结构深层的制约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