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1974年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者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全体，而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问题组（WSAG）。专门问题组的成员由于需要不同而不断变换，但是国防部代表、国务院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代表为固定成员。以下成员通常出席会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 上将、科尔比（Colby）、海军上将莫尔（Moorer）、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Schlesinger）、基辛格和基辛格代理人拉什（Rush）、国防部副部长威廉姆（William Clements）。当涉及石油问题时，洛夫的副手查尔斯·迪博纳（Charles DiBona）、州长约翰洛夫·拉乌（John Love）以及财政部副部长威廉姆·西蒙（William Simon）也会列席。10214177从大量的文献来看，专门问题组只决定危机中的常规事件，不做真正的决策。战争期间包括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参与的专门问题组的主要功能是为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政策提供建议和选择，最后由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来制定重要政策。第四中东战争爆发后，专门问题组可根据情况赋予一定的权利实施应急措施，比如令美国第六舰队移近争端地区和赋予驻中东大使活动独立性和更大的权力。10214178在石油危机中期，尼克松总统对外交政策有所忽略的原因是水门事件在石油危机中升级，极大地受到了国内事件影响，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其在对外政策上的精力。所以，危机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人是基辛格。例如，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全权授权基辛格，在莫斯科与苏联针对阿以冲突进行的谈判，基辛格可以在不提前向尼克松请示的情况下，自己决定包括停火协议等重要事情。10214179同时在以后多次前往中东协商停火协议的达成之中，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完全是基辛格主导的。

尼克松和基辛格负责外交政策的制定，州长洛夫负责能源问题的研究。尼克松总统从1973年3月开始就分别对州长洛夫和财政部副部长西蒙委以重任。10214180新的能源办公室和高级别的能源政策的协调制定由洛夫负责；能源办公室和石油禁运期能源储备问题以及其他能源政策由西蒙负责，此二人是极少数参与高级别决策过程的人。在危机期间，涉及石油问题上，西蒙是美国政府最权威的人物，大部分能源政策的制定都可以不经过总统授权。尼克松赋予了他很大的自由制定能源政策的权利。

除此之外，影响能源问题的另一个很重要人员就是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财政部长舒尔兹（Schultz），舒尔兹可以对包括能源问题在内的很多政策上施加影响，在危机期间，与基辛格同时领导此委员会，所以此委员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是相同的。

危机期间决策一般由白宫少部分高层人员制定，但是在危机期间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的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对政策的制定也起到了作用，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只不过不是直接参与而是通过政策咨询的方式参与。决策层咨询参考了很多外界的意见。例如，基辛格每次中东之行都要向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咨询，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最终制定决策。

基辛格任职国务卿之后，作为执行机构的国务院对政策制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心成员包括计划协作室主任温斯顿（Winston Lord）、基辛格的助理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顾问赫尔、中东研究专家约瑟夫西斯科（Joseph Sisco）、穆特索南费尔特（Helmut Sonnenfeldt）、信息搜索局局长威廉姆海兰（William Hyland）。在能源问题上，基辛格也经常向国务院安全助理威廉姆唐纳森（William Donaldson）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理人查尔斯库伯（Charles Cooper）咨询信息。10214181同时，为了尽快结束石油禁运，团结西方工业国家应对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武器，基辛格表示，国务院将主要负责制定能源政策，国务院逐渐成为专门应对石油危机的政府机构，为结束石油禁运做长期努力。

随着危机的深入，国防部也参与到能源政策的制定中，因为石油禁运引起的石油短缺问题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安全。据文献记载，制定国家独立性和安全性的相关政策是国防部的主要职能，例如，美国使用进口石油的程度对国家安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为满足国内能源需求建设到阿拉斯加的石油管等政策的制定。10214182涉及军事方面的决策，国防部是主要的执行者。国防部有时也对其他可能对军事存在威胁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其中就包括反对近海石油的开采，因为其开采可能影响美国海军探测导弹和潜艇；国防部也参与美国军需用油的决策，要求通过修建石油管道解决向美国西部和阿拉斯加海军的石油供应的问题。

危机期间，在能源政策的形成和制定上，除了国防部外，财政部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在石油禁运期间，部分关键问题都是由财政部来主管，这其中包括10214183：（1）制定美国石油进口政策；（2）在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有效配给能源，解决石油短缺所引起的相关问题；（3）主管处理国际石油公司所引起的石油问题。作为尼克松顾问的财政部长舒尔兹和副部长兼环境办公室主任的西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能源政策的制定。

为了使制定的能源政策更全面，更具有代表性。政策制定所征求的对象包括了政府部门成员、媒体、国会议员、石油产业专家和其他组织成员、相关的各个行业重要机构。经常是以私人会谈的形式进行的，一般不记录会谈的相关内容，只是记录会谈期间一些来往的信息。能源政策制定首先咨询和征求石油公司的建议。例如，在石油禁运期间，与外国石油供应委员组织（由主要国际石油公司组成）的频繁交流就变得尤为重要，石油公司可以全方位提供有关石油消费、来源、配给的信息。以便让白宫全面了解国际石油形势，制定相关政策。另外，在石油危机期间，在基辛格的要求下，美国一些主要石油公司会在一定程度上按照白宫指示参加任何支持政府的全球能源战略计划。1973年，为美国渡过危机，洛夫就曾公开邀请石油公司提供他们的信息。

国会几乎不参与关于能源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是它却影响国内的能源政策的制定，因为涉及国内的能源政策，需要国会通过才能生效，执行。所以，鉴于国会巨大的影响力，白宫高层在制定能源政策时，也频繁咨询国会议员，以取得其在政策上相关的建议和支持。在外交政策上，石油危机期间基辛格穿梭于中东各国，为了寻求国会支持其中东政策，基辛格经常在国会为他的中东政策进行辩解。与此同时，为了推销他的政策，从1973年10月25日到1974年12月20日，基辛格还同国会议员进行了数次私人会晤。其中包括10214184：就中东政策问题，尼克松、基辛格在白宫会见了国会议员；对于能源政策制定，基辛格分别向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作了四次报告，向国会外事委员会作了两次报告，向国会军需委员会作了一次报告。

媒体不仅可以传达广大美国民众的声音，还可以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大量的、丰富的信息，使制定的政策得到广大美国民众的支持。基辛格为了取得国内舆论对他中东政策的支持，一直和媒体记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每次都有大批媒体记者陪同基辛格穿梭于中东各国，媒体能在提供背景资料和向美国公众提供关于对中东协商最新消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有力支持基辛格的中东政策提供帮助。除了媒体，基辛格的咨询对象还扩大到了学术界包括著名学者和学术团体。在危机期间为了制定相关政策，基辛格专门咨询一些个人的意见。这其中就有与数名著名的犹太学者交流意见；还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和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前副国务乔治·鲍尔（George Ball）。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会、石油公司、媒体、著名的学术界人士向决策层提供的信息和意见对真正的政策制定所施加的影响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在危机中几乎没有重要的决策能看到这些咨询起到的影响。

石油危机期间，尼克松制定对外政策经常是在小团体中进行，所以决策层商议的方式很少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而是通过专门问题组以小团体的形式制定的。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召开次数寥寥，1973年一年只召开了8次会议。并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与专门问题组会议召开的目的也相差甚远。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召开的目的是通过媒体秘书向媒体通报尼克松最新日常进程，相比之下在危机时期，专门问题组会议至少每天一次。会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政策制定提供咨询。

发生石油危机后，尼克松、基辛格通过专门问题组会议和单方会谈的方式对有关能源政策获得咨询信息和征求意见。历史记载中，尼克松数次和能源政策制定者进行单独会谈。在石油禁运期间，尼克松几乎每天都要同他的能源助理西蒙会面，即使在水门事件时期，其他政府官员常常被拒之门外的情况下，西蒙与尼克松的会面也是一如既往。从1973年12月中旬到1974年1月中旬，水门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此期间，尼克松所有的顾问见总统都很难，而西蒙见总统的次数至少15次，并且每天都通电话。除了会见西蒙之外，尼克松在两次会晤能源应急委员会的成员中对此委员会的重要性作了肯定的评价，并通过媒体声称他或者副总统福特以后每周都参加能源应急委员会的例会。

白宫决策层在制定对以色列的政策上是倾向石油还是倾向以色列的分歧导致了出现两个相互矛盾的团体。倾向以色列的团体的观点是继续给予以色列军事援助，这种观点的提出是以优先考虑以色列的强大为基础的；倾向石油的团体把当前石油危机所带来的能源短缺视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对于以色列的领土问题并不关心。在是否支持总统向以色列运输武器的问题上，这两个团体产生了激烈的争辩。在1973年10月9日战争刚开始，总统就令国防部对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10214185，又在10日和11日两次敦促加快对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的速度，但是直到13日，军事援助计划才正式实施。10214186此举极大地延缓了以色列的军事反击，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在战争开始，基辛格认为如果以色列迅速获得全面胜利，将严重打击阿美关系。所以基辛格在以色列的多次催促下，表面承诺敦促国防部尽快实施对以色列军事援助，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并在与以色列驻美大使的会晤中将延缓军事援助归咎于国防部的抵制。第二，事实上，为了防止发生石油禁运，国防部对向以色列援助军火也持有不同的观点。第三，石油因素同样导致了美国航空公司反对国防部出租民用飞机对以色列运输武器装备，最后国防部不得不用军用飞机飞过阿拉伯国家的领空对以色列实施空投，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敌视情绪。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包括沙特在内的所有阿拉伯产油国团结一致实施石油减产计划、石油禁运政策。

在石油危机期间，国内政策大于外交政策是白宫高层在制定能源政策上的主要分歧。石油外交政策是以解除石油禁运为主要目的，主要体现在基辛格在中东的“穿梭外交”，基辛格和他的朋友西蒙在此问题上拥有基本一致观点，频繁进行政策协商。国内政策是以如何解除石油禁运对美国造成的能源短缺为目的的，在与之对应的应急措施上同样产生了分歧。一方是舒尔兹、西蒙、交通部长科拉德（Claude Bringar）、商务部长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Dent）和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赫伯特（Herbert Stein），他们主张通过提高税收减少石油的消费10214187；另一方是莫伦、洛夫、油气办公室主管杜克（Duke Ligo）和莱尔德，其主张石油产品由政府主导实行固定的配给制度。10214187尼克松倾向于在石油使用问题上采取自愿的方式而不是政府强制限制，所以他支持了第一方的观点。第一方的观点认为对石油产品的限制会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并造成不公平的分配，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和民众的不满，应该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的；第二方认为使用税收控制石油产品消费会加重公众负担，使那些开车上班的低收入者买不起汽油。由于尼克松反对政府配给石油，在能源危机期间，美国的节油措施大部分是通过市民自愿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