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30年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得以迅速积累，这一高速增长直接得益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些社会财富的分配已经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机制，新出现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和其他的财富增值手段（如股票投资、房产买卖等）也成为人们得以就业和获取收入的渠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也使我国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出现了新模式，特别是受到较好教育、有能力进入新兴产业的年轻一代劳动者在职业选择和增加收入方面具有优势。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非法（如贪污、收取贿赂回扣）、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如双轨制、行业垄断）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民主监督的过程中逐步克服和解决。

正如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近年来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前的0.16迅速攀升到了0.47，835829已经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0.40），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社会结构中的“断裂”现象。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如何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现状与社会流动机制，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已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分层状况调查和相关理论探讨方面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显示出社会分层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热点研究领域。835830

由于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多族群社会，所以种族、族群关系始终是各国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即是“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在西方国家的种族、族群关系研究中，调查和分析本国社会分层结构（行业、职业、收入、消费结构等）中各种族—族群的相对地位及其变迁，是西方社会学家判定族群矛盾程度和预测族群关系发展前景的主要依据。我国现有56个由政府正式认定的“民族”（natio-nality），其中不少群体都有自己的传统聚居区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自治地方。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中国各地区、各族群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现象。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和族群关系时，835831不仅需要考察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族群分层”以及产生“族群分层”的历史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变迁来分析造成我国当前“族群分层”的各种原因和当前的现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