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人权是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我们给中央的报告说，我们认为人权应该这么看。因为当时还有一点担心，怕出错，怕在政治上犯错误，所以给中央报告的时候，报告的后面加了一个尾巴，就是除了上述那句话以外又加了一句，“这种权利受经济文化条件制约”。我认为实际上这句话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句话是马克思说过的，而如果我们另外又强调人权的实现要受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就是在和西方划清界限，因为西方讲人权的普遍性，我们认为它是受经济文化的制约的。但实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人权本身作为一个定义所必须具有的。当然当时他们也没有完全采纳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