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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模拟与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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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模拟与城市管理,主要内容是技术化的内容。我要讲的主要是城市发展管理的政策模拟问题。

首先,什么是政策模拟?政策模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建模与仿真。政策模拟是如何产生的?二战以后,世界上开始竞争的主要是武器,热战时期是原子弹,冷战时期也是原子弹。1964年,中国研制出了原子弹。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不再进行核武器实验,公开的说法是首先要保护环境。那时,美国人搞什么呢?先是在航天技术上要超越苏联,1969年时,美国实现了登月,并暗自开始搞政策模拟。政策是要模拟出来而不是用脑袋想出来的。搞政策研究的总是说要搞头脑风暴,美国人不是这么简单的,他们用科学的办法来模拟政策。1979年,美国人做了一个模型,就是美国和世界经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国加入WTO的时候,美国人模拟好了政策才来与中国谈判,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中国开放出版市场。他们知道中国人不会让步,但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中国不开放出版市场也可以,那就要拿别的经济政策来交换。

如何进行政策模拟?我们在进行政策模拟前,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所以政策模拟要进行多情景分析,分析将来可能会怎么样,采取这个政策将来会怎么样,采用其他政策又会怎么样。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将来会怎么样,只生一个孩子会怎么样,生两个孩子会怎么样。当时说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好,胡焕庸先生认为这个政策不好,将来没有人养老人。可是当时没有进行多情景分析。这个问题可以用控制论来分析,计算机时代开始了,可以利用计算机来做。经济计算、地理计算与计算管理科学,都是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这里说明一下城市计算,城市计算主要涉及的学科是计算经济学,还有计算地理学、计算管理科学,作为工具的是决策支持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常用的方法是情景分析。面对政策问题,要给出几种情景,用这些方法研究它的结果会怎么样。例如,放开一胎政策城市会怎么样?放宽,用另外一个政策,城市又会怎么样?这个人口政策就是情景,是为政府提供的,但是科学家一定要先研究出来。

进行政策模拟,要突破一个思想瓶颈。每一次政策模拟,是不是都要先模拟过去,以验证我们模拟的结果能否跟过去对上?其实,对对不上的情况要重视但也别太较劲。因为新的模型可能是根据现在的机制建立的,现在的结构在过去还不存在。用过去的结构,现在又对不上了,所以要有演化的观点。关键是模型要有正确的科学认识做保障,不要片面强调城市政策问题的实证科学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永远不会有同一条河。政策的环境总是在变,所以现在的模拟,不能用过去来检验,用现在试验一下也不行,因为政策一实施,就干扰了原来的系统。这个问题是个哲学问题。从科学上看,主要是模拟的模型要保证数学逻辑结构是正确的。在政策模拟之前,就要多设想几种情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后对各种情景进行模拟,这样就可以估计不同经济结构的演化方向,从而认识政策问题。

国际上城市的政策模拟是怎么做的?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开发政策模拟器。什么叫作政策模拟器?政策模拟器就是一个为政府或者顶级决策者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美国的盐湖城、洛杉矶就做了这样的城市发展政策模拟器。城市发展政策模拟器是一类特殊的政策模拟器,常规的政策模拟器包括宏观经济政策、资源环境政策和企业政策,城市发展政策模拟器可以是它们的合成。

要深入认识城市政策或城市管理模拟器,就要认识城市管理。这就是计算机工程所谓的需求分析。城市管理包括环境管理、人口管理和增长管理,城市发展政策模拟器应该包括这些功能。另外还必须有一些原则。城市管理服务的是人,人与人在一起,公平是第一位的,这是城市管理的第一原则。现在中国的城市管理政策模拟就遭遇这个伦理学挑战。中国现在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让农民与城镇人有平等的地位。政策模拟在政策设计和模拟结构选择上一定要符合伦理学。公平是新型城镇化最关键的因素,总之,搞城市发展政策模拟器一定不能缺少伦理学的约束。

城市发展政策模拟器,最初是从城市规划中提出来的。20世纪末,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开始研究城市政策问题。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人领导开发了一个叫UrbanSim的系统来模拟城市的土地利用,这就是城市发展政策模拟器的原型。

在我国也有类似的例子。一个是上海市的宏观经济模拟系统。利用它模拟2008年的结果是,如果房价降低30%,可以刺激上海的经济上涨60%,因为房价太高,大家很少消费其他商品,整个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另一个是关于设施布局的,即关于城市的中小学该设在哪里,垃圾场该设在哪里的问题。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是政策模拟的常见类型。经济分析一定要考虑一般均衡。一个城市的发展政策,要考虑部门之间的影响,例如,土地的价格会影响房地产的价格,房地产的价格会影响全体社会的经济生活。城市发展的政策模拟,除了一般均衡分析,在方法学上还需要数据挖掘或数据分析、基于自主体的模拟、空间运筹计算、实验人文地理学分析等。现在又兴起了智慧城市,不过它不是政策模拟。

我们的报告是要落实到智慧城市问题上的,这个报告不是讲智慧城市或智能城市的,是讲城市发展政策模拟应该怎么做,有些跑题了。其实,无论智慧城市建设还是城市发展政策模拟,城市的信息集成都是很重要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信息基础都是关键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政府的信息管理模式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说到管理,就说到了智能城市问题。我参加过一个会,我一个师弟说他搞了个智能社区系统,说它很智能,我说很好。但是我感到那个东西虽然智能,有的时候会探测到别人的隐私信息。这就不是中国梦了。所以说斯诺登提出了一个文明的问题。在信息文明的条件下,封锁信息、监控民众,智能城市的发展就会走歪了。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意识到了,就要发展一套伦理学和技术。中国要发展,就要输出我们的文化伦理。

我们说国家有一个梦,中国梦。美国也有美国梦,马丁·路德·金就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我们的中国梦是从孙中山那个时代做起的。有一种说法,是世界上有两个人说发展需要动力,一个是马克思,另一个是熊彼特。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动力,熊彼特说创新才是动力,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城市发展政策模拟是一种管理学创新,创新就要行动。不能光做梦,还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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