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信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范围之广、影响强度之深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文军，1997）。“全球化”这一概念也日益成为世界公共话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这一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目前关于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技术都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在发展社会学的语境中，我们将“全球化技术”界定为在全球知识背景下，以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设备，包括电话1002192、卫星电视、互联网等。

留守妇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出现的一个独特群体。由于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在农村家中，留守妇女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与抚养照料责任（魏翠妮，2006）。留守妇女与丈夫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两地，在分开的时间里，电话几乎承载着她们与丈夫之间全部的交流与沟通，从家庭琐事到生计决策、情感世界，电话在维持完整的家庭功能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调查社区的数据显示，98.0%的留守妇女在丈夫外出期间与丈夫通过打电话联系，此外有7.8%的留守妇女通过手机短信与丈夫联系。尽管电话造成了夫妻关系媒介化（杨洪萍、叶敬忠，2006）的事实，但是电话确实可以使外出务工者和留守妇女之间了解彼此情况，使双方都能够找到一种心理安全感。同时，电话还给留守妇女留守生活的其他方面提供了诸多方便。电话作为全球化技术之一，已经渗入留守妇女的每日生活并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目前关于全球化技术在留守人口生活中的作用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但在少数研究中有所涉及。杨洪萍等在《全球化通讯技术对农村社区的影响分析——以电话为例》一文中，涉及电话在留守儿童及留守妻子与外出务工者联系和沟通上的作用，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情况下，电话所带来的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媒介化，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以及留守妻子与丈夫之间感情的维持具有重要的意义。钟真和简小鹰在分析农村外出务工者与留守人员之间的互动意义、成本以及途径时，认为包括以电话为主的通信在内的互动能实现双方的情感交流和信息分享，使彼此处于信任或可控的情境中，有助于消除留守家庭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增强家庭结构的稳定性；现代化的通信设备使得农村社区与外界互动和交流的媒介化程度提高，也使农村家庭和社区在空间上得以扩大和延伸，克服了农村发展中资源贫乏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家庭和社区自身矛盾激化的风险，并提升家庭成员的发展意识（钟真、简小鹰，2007）。叶敬忠等在对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影响的研究中，通过对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之间的联系方式、联系频率、电话通话时间、通话内容等的调查和分析认为，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固定电话、手机这些现代的通信工具架起了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之间沟通的桥梁，但由于诸多环境因素和经济因素的限制，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之间实际意义上的联系和交流还很有限，电话无法完全弥补或替代完整的家庭功能（叶敬忠、詹姆斯·莫瑞，2005：35-41）。上述研究对电话在留守人口生活中的作用都有一定的阐述，但是尚缺乏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河南五个省中10个农村社区400个留守妇女样本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以及在北京市对106名外出务工丈夫的调查，对留守妇女拥有和使用电话情况进行了解，分析电话这种全球化技术在留守妇女生活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