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强化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这样的提法本身，可能就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快。在这些人的认识论里，农村基层政府、基层党组织应该撤离，撤得越远越好。他们喜欢的说法叫“乡村自治”，县级以下的镇、街道最好也撤销，把县以下的乡村交给地方乡绅治理。

事实上，他们没看到，从管仲时代齐国“制国以二十一乡”，到大清王朝编联“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城市乡村，四乡村落各若干户”的保甲制度，都是希望把政府管理延伸到乡村，惠及每位村民。只不过由于地域广阔，交通、通信不便，加之生产力落后，管理手段匮乏，实施一直不甚理想，才不得不把乡村交给地方乡绅。

“没有人在创造乡村一级的新秩序上取得成功。”1003286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研究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后发现。

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完整的乡村组织，并且直接同国家权力相衔接，成为乡村生活的组织者、动员者和管理者。兴修水利，整修道路、桥梁，普及文化知识，实行合作医疗，照顾孤老，推动农业技术应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真正使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体制要想真正实现一体化，必须在广大乡村实现政治重建，把乡民组织在既定的组织之中，而不是分散的个体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集团。”1003287

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各地农村相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释放的同时，集体观念越来越淡薄，农村基层组织也越来越涣散，对农村社会的管理服务能力大大降低。

而在青岛广大农村，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积极的变化，在各级党委的指导和帮助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日益健全，能力日益提升，带动整个青岛农村恢复了勃勃生机。

青岛的实践表明，要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组织健全、领导能力强的基层党组织，经济落后村实现由乱到治，更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

因此，让“党组织回村”，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服务水平，不是理论研究的结果，也不符合某些西方理论范式，却是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证明了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