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为族员提供安全、教育，扶助孤寡，主持公道，维持家族团结，建立必需的社会联系，等等。

当然，家族是以血缘为中心建立的，是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基本相适应的社会构成，它也因此而具有天然的封闭性、排外性、稳固性。

当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迎面而来之时，家族就成了急需破解的拦路石。

1924年，力图改造封建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了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利益，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1003291

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更是尖锐地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003292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希望通过强大的政治运动，来改造中国的“家族系统”。

“家族思想盛，使个人不易与社会和国家建立关系。对社会而言，家族是生活的单元，由于重视血缘关系……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没有……此种内涵的社会结构，不限于山东，但山东在这方面有典型的表现。”1003293出生于胶州台头村（现属黄岛）的台湾学者张玉法，在其名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一书中如此写道。

1949年革命成功后实行的合作化，把分散的农民经济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农民加入了超越血缘家族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党、政、企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村落家族文化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冲击。

人民公社解体后，党组织及政府的社会控制力逐步弱化，甚至退出了农村。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方式，让家族在组织生产合作、社区互助、纠纷调解、机会共享等方面找到了重新发挥作用的舞台。20世纪末开始的村庄民主选举，使得家族力量又“自然地”渗透到乡村政治领域。家族之间的竞争，甚至使部分村庄的民主选举陷入僵局，政治生活停止，社区运转瘫痪。

在此情况下，如何化解农村家族政治纷争？

青岛提供了两把有效的钥匙。

包容，即政治和社会包容，是用途最广的第一把钥匙。

“包容性增长”不但体现在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还体现在能够包容不同的政治力量。

家族力量不是洪水猛兽，它在维护社会团结方面至今仍有积极作用。引导家族力量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而不是试图消灭它，应当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从青岛的实践看，家族因素影响村民选举的情况的确存在，但总体影响在下降，当然它也不会彻底消失。村民的选举理性日渐成熟，他们希望选出的是能人、带头人。某些胁迫族人违法干预选举者，并未获得大部分族人认同。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是少数。

更多的情况是，选举过程及选举后的“两委”干部任命具有了更多的包容性，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家族代表性。落选的前任村官，或者继续负责社区某些方面的事务管理，或者退职后继续享受某种程度的政府补贴，从而使选举期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村居社区内的各种力量得到更好的平衡。

随着职业的分化、利益的多元化、农民政治意识的觉醒，谁都不能再垄断乡村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资源。包容和分享，将是大势所趋。

化解农村家族政治纷争的第二把钥匙是“第三方介入”。对不能包容其他家族人员参政议政、试图以一派压制另一派、互不服气、内斗严重的村庄，“第三方介入”也许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式。这种外科手术式疗法可能比较生硬、痛苦，但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