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包括青岛）的快速发展，是由农村生产力解放和乡镇企业发展引发的；进入21世纪以来，青岛农村的发展，则是由城镇化、工业化引领的，特别是大规模资本下乡，促进了农业、农村的飞速发展。

资本也是生产力。

工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没有工业现代化，就不会有农业现代化。

长期以来，由于比较收益的引力，社会优质资源要素加速由农村流向城市。农村劳动者数量的减少，以及土地的规模化生产，需要大量的投资，以便改造和装备农业。而单靠传统农业内部的资源要素和自身积累，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要。具有现代意识的农业劳动者希望这些资金能来自城市工商业领域。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率先发展，使青岛近年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政府财力毕竟有限。目前，农村发展的最大问题依然是“缺钱”。城市工商资本的上山下乡潮，为破解农村发展困境提供了契机。

资本上山下乡，激发了农业和农村的内部活力，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经营，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且有利于培养有市场意识和农业科技意识的新农民。

同时也推动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土地的产出效益得到大幅度提升。

跟随资本而来的，还有新型人才、高新技术、管理理念等各种要素，它们对农业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当前，由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并不是富余或剩余的，恰恰是农村也十分需要和紧缺的人力资源，所以一些地方农业生产缺人手、新农村建设缺人才、抗灾救灾缺人力的“三缺”现象凸显，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三化”趋势加快，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留守”问题突出，这些因素加大了农业和农村持续发展的难度。

随着资本的大规模注入，许多人才留了下来。工业资本带来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农村“空心化”、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隐忧。

资本上山下乡，还推动了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因为这些人才、资本、技术大多是从二产、三产中“起家”，而今转向农业领域，必然会带着原有的产业背景，并将其中先进的东西“嫁接”到农业中来，推动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使现代农业具备新的竞争力。

资本上山下乡的另一个积极影响，则是大大提升了农业的标准化水平。工业生产中，每个流程、每道工序、每个产品都是标准化的，而农产品出产时往往大小不一，更不要谈内在品质的稳定统一了。而为了保证安全、保证品质，农业必须在生产、加工的各环节强化标准化操作，并实现农产品品质的可追溯性。目前，青岛各县市都已创建起了一批标准化生产基地。

资本上山下乡，还开发了新的农业功能。乡村游、农家乐、“开心农场”等新型旅游形式盘活了许多原来闲置的农业资源。生态、休闲、文化功能的开发，也使农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实际上，在整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资本已经开始大规模下乡，涉及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且开辟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农业新领域、新模式。

也许，资本下乡的最精确定义是社会学方面的。以公司形式进入农村的工业资本，重新把农民组织了起来，把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传统的以村落为主体的乡村社会结构将进行重组，以“自己人”为主的社会治理将向“外乡人”开放，法治精神增强，人情社会式微。

资本下乡将是大势所趋。

现代农业需要更多的资本支持，城市和工业中的剩余资本也需要寻找出路。现代农业这片“蓝海”领域，将是双方共赢的天地。

不可避免的是，社会上对工业资本下乡存在这样那样的担忧，如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非粮化、非农化倾向等。

对此，青岛市在鼓励资本下乡的同时，对资本下乡行为进行严格规范。要求资本下乡必须处理好与农民利益的衔接关系，拒绝污染转移，严格控制非粮、非农项目，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管，等等。对此，各级政府充分发挥了依法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害的积极作用。

“应当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和发展农产品加工、营销，为家庭经营的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不应当鼓励社会资本与农民争夺有限的耕地、动摇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1003300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警示，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青岛市将生产力布局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紧密结合，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与农村城镇化紧密结合，按照城市空间结构及功能要求，注重培育、扶持大型农产品龙头企业、大型产地批发市场和各类专业市场，引导乡镇企业调整结构，加快由粗放型、数量型向集约型、效益型转变。

为推动工业资本上山下乡，青岛还出台多项政策，有序引导城市企业“退城进县”，编制了县域工业主导产业发展规划和城区工业企业搬迁规划，鼓励、引导市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向五市省级以上产业园区整建制迁入。

同时，对基础设施不完善、财力相对较弱的市实行财政转移支付，给予重点扶持，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工业资本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