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青岛，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在经历蝉蜕龙变，既有新生的喜悦，也有待产的阵痛。青岛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的长期挑战，既有体制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的。

中国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总体水平较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主要的改革一直是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社会领域，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总体水平较低。

令人尊敬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先生，多年来积极奔走呼号，认为中国应尽快从以经济建设为主的阶段转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事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003321令人高兴的是，陆学艺等先生的多年呼吁，已被中央采纳。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辟出专门章节论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并强调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些论述，使得中国社会建设的未来走向被各界高度关注和期待。

不能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搞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有自身的规律，不能用搞经济的办法搞社会建设。现居新加坡的中国观察家郑永年先生发现，中国“改革者不仅对社会建设强调不够，反而容许甚至鼓励社会领域的高度市场化。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今天我们所体验到的社会问题和缺失社会制度建设有很大的关联”1003322。

如何处理好政府下乡与乡村自治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1003323政府如何赋权于社会？如何实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这是当下社会建设和管理过程中亟须厘清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如何平衡各群体、阶层利益？目前，农村的利益格局已经多元化，“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从小农一盘散沙向有产者‘一地碎石’的重大变化”1003324。

传统上一而概之的“农民”已经难以概括当代的农村居民，他们可能是耕种者，但更多的可能是农业技术工程师、农产品销售经纪人、合作社社长、公司经理、蔬菜种植专业户、运输专业户、包装专业户、乡村律师、乡村医生、乡村幼儿园教师、土地出租者、工厂工人、大型种植园里领薪水的农业工人。如何在多元化时代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创造性地构建基层群众日常参政的途径，这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农村也不例外。

如何从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如何使农村从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依法治国进程取得一定成效，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村群众的法治素质有所提高，依法治理的环境获得改善，但与城市的法治水平相比较，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农村的社会建设和管理进程。

其他的挑战还包括：

——如何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实行“政经分离”？

——如何解决“两委”干部办企业与履行公职之间的利益冲突？

——合作社如何规范化发展？

——如何推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

——如何细化农村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有没有农村生活垃圾的简便化处理方法？

——如何同步解决“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防止由土地变现的“短期暴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步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生态结构、环境布局，促进农村诸要素的系统化、链条化、结构化升级和演进？

回应挑战需要上下联动。顶层设计所要解决的，是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框架，并以此作为指导基层改革的标杆和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从过去30余年的改革历程看，许多有价值的改革多发生在基层，是由基层政府和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和摸索出来的。因此，要充分激发基层的改革创新动力，给予基层改革以更多的支持和保护，上下联动，共同推进中国农村的社会建设与管理事业。

2012年11月28日，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在“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开幕致辞中表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充分听取底层的声音，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他说：

地方实践的东西不可能是完美的，你要去批评都可以批评，批评也是对地方很好的帮助。我觉得，在北京制定政策、研究制度变化，应该充分吸取底层变革的理由，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就关起门来应该怎么样、最好怎么样、最理想的方式怎么样。中国什么样的道路走得出来？不完善能不能做一点修正？能不能变成立法规矩？能不能超出地方，成为全国性起作用的制度？1003325

改革需要探索，发展需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