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认为，不可能为恶人成立或维持自由政府（除非有一位好君主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适合于好人的宪法特征并不适合于恶人：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人们应该随政治文化而设计不同的政治制度。罗马共和国的其他优点之一就是享有高度的社会信任。例如，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参议院相信百姓的品行，以至于持有一条法令，即个人把落入他们手中的难以预料的战利品自愿退回1/10，而百姓对这条法令的颁布提出了质疑，而不只是不理它。然而，对未腐败的罗马共和国是好的几条制度，对腐败的罗马帝国却是坏的。马基雅维利继续谈到，在他所处的时代，相比于其他地区，意大利最为腐败，法国和西班牙也一样腐败，但它们每个国家都是由受到法规约束的国王而联合起来的。相比之下，在德国的土地上，情形就像古罗马一样：公民受到信任自愿缴纳他们的税额，他们确实这样做了，那正是他们的品行和对宗教的尊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脱离了罗马习俗，而且在城邦内保持了社会平等。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托斯卡纳（Tuscany）也没有君主和士绅，因而适合于共和政体。在不平等和低信任的氛围下，君主政体最好；在平等和高信任的氛围下，共和政体最好。

乍一看，马基雅维利对人和人之间邪恶差异的注意似乎早已过时，而他的跨文化比较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进行的。因而，他所提出的观点（同样制度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产生不同影响）也有点令人费解。1970年，意大利各地的地区政府推行了同样的强制性制度，罗伯特·普特南（1993）研究了这些制度及其随后的发展过程，他重新提出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他发现，依据不同地区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地方政府的表现差异明显。此外，按地区来看，20世纪头10年较高的公民参与（civic involvement）预示了70年代较高的公民参与和经济发展。最后，至少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公民参与的这些变化就是稳定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同样的制度产生不同的效果。也很有趣的是，马基雅维利的托斯卡纳（连同毗邻的Emilia-Romagna）接近普特南公民社区指数（civic community index）的顶端。在普特南看来，公民社区涉及社会信任——集体行动的能力。

在《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一书（1963：261-299）中，Gabriel Almond和Sidney Verba比较了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由此社会信任出现在现代政治科学的范围中。人际信任使次级社团的形成变得容易了，这转而又支持了民主规则的稳定。在有关发达工业国家的一项调查研究中，Ronald Inglehart（1990：44）用模型提出了一条公民文化假设，该模型把稳定的民主首先与公民传统（civicness）的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其次与不同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因而，通过人际信任和这两种其他成分，把公民文化指数化了。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直接对民主稳定产生积极作用。Edward Muller和Mitchell Seligson（1994）挑战了 Inglehart的观点。他们认为，1980～1990年，公民文化态度对民主的改变没什么影响。Inglehart（1997：174）回答说，他的模型与民主稳定有关，但与民主层次上的短期变化无关。通过使用来自43个国家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的资料，他提出了几个有关民主稳定的新模型，这些模型甚至更为明显地突出人际信任的作用。例如，来自全世界43个国家的资料表明，稳定的民主和人际信任之间的相关r=0.72（p=0.0000）（Inglehart，1997：174）。

我确实认为，类似公民文化及相联系的社会信任这样一些东西有助于欧洲最初向政治和经济现代性的转变。这并不表示我同意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以至于某些人注定会享受到民主的和平与繁荣，而其他人则不会。我的目的是探询公民文化的微观基础，如果准确确定和理解了社会信任的起源，那么我们就能提出哪些或旧或新的制度可以推进社会信任、公民行动及民主。在本文中，我并不太有把握确定那些微观基础，但作为我想要的一个例子，我提到我对中国人缠足（foot-binding）和非洲女性切割生殖器（genital-cutting）的分析。对那些做法的不同解释产生了不同的改革策略。夫权压迫理论（patriarchal-oppression theory）提出了非洲苏丹部族的女权革命；功能主义理论（functionalist theory）提出另外的成人仪式，并为使人遭受痛苦的助产妇提出新角色；法律理论（legalist theory）支持惩罚性禁令和宣传；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ist theory）指出经济发展。但所有这些建议都失败了。我从习俗角度解释了这些做法，提议父母联合起来，一起承诺不再这样做，这一改革策略非常成功（Mackie，1996，2000）。理解文化并不意味着听任它的摆布；相反，理解文化如何发挥作用有助于我们摆脱它的束缚。

下一部分考察了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在西欧12个不同国家中有关信任态度的调查资料。在乐于信任（trustingness）和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上的差异随时间和国家而稳定。在欧洲，似乎存在社会信任的梯度——西北部的高极端和东南部的低极端。其他跨文化研究发现了西北部和东南部之间一组相关的差异。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提出假设来解释信任梯度——传统家庭结构中存在巧合的梯度。在传统的西北部，新婚夫妇建立自己的家庭、女性结婚晚、年轻人在家庭外做仆人；而在传统的东南部，新婚夫妇搬到新郎父亲的家里、女性结婚早、在家庭外工作是丢脸的事情。我提出，这些家庭生活特征是特殊类型的谢林习俗（Schelling convention），恰好调节了生育机会。因为是普遍而持续的谢林习俗，它们更可能不依赖于其他解释因素并先于这些因素。东南部地中海的道义感（honor complex）也是适合地中海气候的婚姻策略习俗；但是值得信任的性情的培养是更适合西北部气候的婚姻策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家庭模式联系在一起。这条假设的一个问题是，东南部的家庭模式并不是西北部模式的纯粹对立面。然而，在家庭模式及其他因素上，意大利半岛存在更为明显的变化，因而我们可以把意大利作为理想场所，从而进一步说明和检验该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