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海湾国家，即海湾合作委员会（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的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智库和研究机构是一种新兴事物，发展水平还较低。这种现状与这些国家民间社会总体较弱的现实密不可分，所有政治决策都集中在执政的君主和其他少数政治经济精英手中。民间社会组织确实存在，但它们的功能局限在社会层面，没有相应的政治角色来影响决策或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1183398。作为更广泛的政治发展内容，这些国家的机构建设过程只迈出一小步，还远未完成。蕴含在食利者国家（the rentier state）这一概念中的“执政的讨价还价”（ruling bargain）（即民众可以放弃任何政治参与以交换广泛的经济机会），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决定着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公共政策过程1183399。

在海湾地区创立智库的困境是，地方法律不允许非政府组织成立和登记。所以创立智库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一些国家建议立法做相应的修订，但正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例子所显示的，政府近十年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努力来推进和实施已经入册的立法草案。因此，那些在通常会被归类为非政府组织领域内活动的机构，被迫要取得商业许可证，而许可证又限制了他们可以合法从事的活动。总之，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里，立法环境严重地限制了智库的有关活动。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传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全球化的总体影响一起带来一些改变，包括对现有管理安排的关注和民间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既然这些国家已进入独立后政治发展的新阶段，统治者总体上承认他们需要研究机构提出更体系化的决策支持。这进而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第一波研究组织的建立，如1994年在阿联酋成立的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the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然而，这些机构是政府资助的，受政府控制。

另一方面，在21世纪初期，随着国际社会对海湾地区战略意义的认识与日俱增，出现了第二波建立智库的浪潮，半自治的甚至是完全独立的研究所纷纷成立。这也包括国外智库和研究所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设立的办事处。2000年成立于迪拜的海湾研究中心（Gulf Research Center）是海湾地区本土公共机构中最杰出的。与此同时，卡塔尔已成为国际机构在该区域的首选目的地，例如2003年设立的兰德—卡塔尔政策研究所（the Rand-Qatar Policy Institute），2007年成立的布鲁金斯学会多哈办事处（the Brookings Doha office），2008年成立的与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关联的国际和区域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1183400。

然而，智库的总体发展仍然极其有限。事实上，直到2012年5月，海湾研究中心仍然是唯一真正独立的，致力于研究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且作为一个智库提出政策选择和政策建议的机构。在2010年阿联酋政府拒绝更新海湾研究中心的商业许可证之后，政策环境进一步恶化。因此，海湾研究中心转移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吉达（Jeddah）以及瑞士的日内瓦。在吉达，海湾研究中心可以取得商业许可证。在日内瓦，该中心于2007年成立了海湾研究中心基金会（Gulf Research Center Foundation），作为中心正式的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框架。2012年，阿联酋更加严格地限制了这些机构的工作，关闭了德国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the German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和总部在美国的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的办事处1183401。

海湾研究中心开发了许多有助于分析海湾地区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由各种各样的活动支撑，如会议、研讨会、培训以及与其他研究机构合作的联合项目。研究成果通过会议纪要、出版物、网站和媒体这些传统方式进行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海湾研究中心试图让政府代表参与中心各个阶段的工作，按照协定将观点和分析注入政策过程。由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政府对中心的大部分工作都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有时甚至质疑其动机，海湾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很不稳定。然而，还是有足够多的倡导行动能够支持对中心工作的评估，即评估它在影响甚至是塑造国家和区域水平上的社会发展政策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以下两个部分重点关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有关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部分在国家层面讨论沙特阿拉伯，第二部分在地区层面对阿拉伯海湾国家做一个整体讨论。这两个案例准确评估和深入分析了智库在海湾地区社会发展问题上发挥的作用。它们还强调了那些将继续存在并阻碍该地区智库有效发挥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