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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工作中，我国法学界发生了关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争论的起因，是在1958年曾经提出过一种权威性的意见：“我们要人治，不要法治，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开会，群众运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法制建设受到削弱。林彪、“四人帮”正是把这种“不要法治”的思想推向极端，砸烂公检法，彻底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行法治，总结经验教训，克服“不要法治”的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上述意见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完全错了？对于法治和人治的关系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实行法治是不是一定要排除人治，实行人治是不是就一定要破坏法治？也就是说法治和人治是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还是可以结合起来，互相补充等等。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今天讲的法治和人治，已根本不同于我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所讲的人治和法治，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今天的法也不是那个时候的法。我们今天是由社会主义的新人来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发展中提出的历史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但是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探讨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问题，仍然有着某些参考作用。
首先，我们要从人治的概念谈起。儒家主张人治的中心思想，是认为“为政在人”，因而主张尊贤使能，实行贤人政治。孟轲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上皆悦，而愿立于朝矣。”又说：“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但是，儒家主张人治是否就是根本排除法治，提倡任意赏罚呢？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孔子家语》中说：“圣人之设防也，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用，所以为至治。”可见儒家还是主张用“五刑”来设防的，但在他们看来更为理想的是通过道德教化来欺骗笼络人民，使人民不至于“犯上作乱”；如果道德教化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还是要用刑罚镇压的。《论语》中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说明儒家不仅要法治，而且认为刑罚要适当，并不主张任意赏罚。
法家反对君主实行“身治”，慎到说：“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
这样说来，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认为区别主要在于德治和法治，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是从德治与法治的对立中派生出来的。儒家不赞成法家的“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我们说儒家主张人治并不排除法治，同时又说儒家指责法治，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实际上并不矛盾。儒家不排除法治，但并不把法治放在主要位置上，而是更加重视德治。后世概括儒家的主张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这些说法颇能说明儒家关于德治和法治相互关系的观点。
从上述的引证，我们不能得出主张人治就是不要法治而实行心治的结论。至于慎到指出的“舍法而以身治”可能是指的当时实际存在的状况，规劝君主实行法治，因为封建君主依言不依法，个人说了算，是普遍现象。如果说这是针对儒家的心治观点，那么这个批评并没有打准。
其次，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儒、法两家在理论上争论不休，但在实际上却没有哪一家只实行法治而不实行德治和人治，也没有哪家只实行德治和人治而不实行法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者同外国的反动统治者一样，总是把牧师的职能和刽子手的职能结合起来，同时并用，或者交替运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从历史上看，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学派，但并没有因此而单纯推行德治和人治，取消或削弱法治；相反地，封建主义的法治却不断地得到加强，到了唐朝就已经相当完备了。
此外，封建制度本身也迫使统治者不能不把法治和人治结合起来，因为在实行封建世袭、传子制度的情况下，他们不能保证每一代帝王都是“明君”，难免也要出一些“不肖子孙”，成为昏君和乱君；如果只靠人治，那就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危险。所以他们在实行人治的同时也要实行法治，以便使那些平庸的统治者也能够依靠法律维持其统治，而不至于垮台。
综合以上的分析，儒法之间的争论主要在于统治方针和方法的不同，一个侧重德治，一个侧重法治；一个侧重以德服人，一个侧重以力服人。但因为儒家主张“为政在人”，所以这个关于统治方法之争就必然涉及人在统治中的作用问题。从逻辑上讲，法治和德治可以直接构成对立面，法治和心治也可以构成对立面，而且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法治所要反对的正是心治，即不依法办事，而搞主观任意性；法治和人治则不能直接构成对立面，因为法治的实行不能离开人的作用。但是在历史事实上，法治和人治却又形成了对立面，把这两个本来不是完全地、直接地对立的东西，人为地作为对立面来争论，并且要弄个谁是谁非，这是几千年来在法治与人治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如果是讨论法治与德治两种不同的主张，情况就不会这么复杂，那就可能是哪个为主、哪个为辅的问题。同样的，如果是讨论法治与心治两种主张，争论就更加容易解决，那很可能是一致主张法治，而没有人主张心治。但是，要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问题就不这么简单，撇开其他争论之点不谈，首先在概念上我们就不可能像区分男和女、生和死这些对立的概念那样，把它们截然分开，因为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有互相交错的地方。人治的反对论者，是把人治等同于心治而加以反对的，其实人治并不等同于心治，我们在上面引证儒家的言论已经表明这一点。退一步说，即使人治观点中包含有心治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人治论中的糟粕而加以抛弃；但是人治论中还有选贤任能的另一面，则是不应当完全抛弃，而有必要加以批判地吸收的。同样的，法家的“缘法而治”的思想，也有可以借鉴参考之处。
说到选拔任用统治人才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法治和人治是两种统治方法之争，并不涉及统治人才的问题。其实，儒家既然主张“为政在人”，则选贤任能自然是应有之义。我们在上面引证孟轲的话，就说明这正是儒家的主张。如果人治论中包含选贤任能的内容，那么这与任何一种统治方法之间都不能构成矛盾。因为实行任何一种统治方法，都要有相应的统治人才，任何阶级也都十分重视选拔任用它的统治人才。在这一点上说，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也是很不合理的。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人治没有能够互相否定，今天社会主义的法治和人治有必要也有可能相辅相成。
现在，我们再回到1958年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的权威性意见上来。我认为这个意见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把唯心主义的人治观点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提出我们所主张的人治观点是依靠群众。把人民群众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要有法制作保障，另一方面要有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作为管理国家的骨干力量。要造就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就必须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选贤任能”。上述意见的缺点，不在于“要人治”，而在于“不要法治”；如果把“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说法，改变为“要人治也要法治”，那么今天我国的法治很可能是另一种状况（这当然是撇开其他因素的影响来说的）。事实上，过去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不仅削弱了社会主义法治，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建国30年了，在管理国家的人才方面仍然感到十分缺乏，在不少领导岗位上基本上仍然是外行领导内行，在一些单位和部门存在着“有能者无权，有权者无能”的不正常状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各条战线上，都缺乏又红又专的人才，缺乏各种专家，干部的业务能力同四化建设的需要很不相适应，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四化上不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进一步巩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为此，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改革干部制度，打破资格论，选拔那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业务能力的、年富力强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干部决定一切，人才决定一切，对于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人治的基本思想就是“选贤任能”，我们要把这种思想加以批判的改造，为我所用。我们所说的实行人治，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实行教授治校，专家治厂，法官治法，各行各业都由又红又专的人才来实行领导和管理，彻底改变目前管理工作的落后状况。没有治国安邦的人才一切都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法制是我们管理国家、管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各项事业的重要工具。各项工作都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进行任何工作都要遵守法制，依法办事，提倡法治精神，反对无政府主义和独断专横。法律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执行。健全法律制度和选任治国建国人才，是我们实现四化的两大当务之急。依法办事的法制原则和任人唯贤的人治原则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如果只讲法治，不讲人治，那就忽视了人的作用，见法不见人。反对人治的同志认为人治和人的作用是两回事，而不是一回事，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所谓人治正是在于重视人的作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样的说法又怎么解释呢？反对人治的同志还认为，所谓人治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圣主贤君”，作为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治观点，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是上面讲过，我们主张把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治观点加以改造，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治观点。因此，不能一提到人治就认为是“圣主贤君”之治，“就会给个人独裁专制留下地盘。”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人治的观点，而只是反对那种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人治观点，提倡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人治观点。
反对人治的主要理由，是把人治和个人专权、个人独裁等同起来，认为实行人治就会形成个人专横，破坏法制。其实，实行人治和个人专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实行民主制，还是实行独裁制，是由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并不是由是否实行人治决定的。同样的，实行法治也并不都是和民主相联系的。历史上法家提出法治的目的，就在于加强君主独裁。我国历史上的秦王朝是依靠商鞅变法实行法治，来富国强兵，统一中国的，但秦始皇不是有名的实行个人独裁的暴君吗？封建主义的法制是用以镇压劳动人民的，而封建主自己是从来不守法的。如果皇帝的话和现行法律有抵触，后者要服从前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呢？资产阶级的法治的确是同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系在一起的，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之所以不表现为个人独裁，而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普选制、议会制、三权分立等虚伪的民主形式，这主要不是资产阶级法治的作用，而是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确还存在着专制主义和家长制的残余，但这并不是提倡“人治”的结果，也不应当把人民民主在过去一个时期受到破坏，简单地归咎于提倡“人治”。这个问题的原因要复杂得多，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林彪、“四人帮”制造现代迷信，小生产的散漫性和因循守旧的习惯等等，都是我国人民民主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或者遭受破坏的原因。如果说和人治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我们没有完全彻底地贯彻“任人唯贤”的人治原则，而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论资排辈”、“论亲排辈”的现象，影响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而用“论亲排辈”的方法任用的干部只能是亲亲和唯上，因而谈不到实行法治和发扬民主。坚决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正是发扬人民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人治如果脱离了法治，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办事没有一定的准则，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那就会走上专制主义的道路。如果把人治和法治结合起来，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治和法治的统一，使之相辅相成，互相补充。
法治和人治都是历史的、阶级的概念，从先秦时代发生这场争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千年。现在我们讨论问题，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概念上，而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加以批判和改造，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