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和“法治”的讨论，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借鉴历史经验，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作为学术派别，历史上确有侧重于“人治”或“法治”的两种主张。

主张是主张，实践是实践。纵观几千年，横看五大洲，从来就没有过纯粹的“人治”或“法治”。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人治”或“法治”都是一种统治方法，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

“法治”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虽然起着“锦上添花”的影响，然而，在百代兴亡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法治”，而是制度本身。我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历代都有律，但都如荀况所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都被“江风吹倒前朝树”了。就一个国家来说，比较进步的立法和司法是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法治”，而是当权者所推行的政治路线，这比“法治”的作用深刻而广泛得多。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唐“贞观之治”，曾一度出现“牛马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的太平盛世，但并不全是“法治”的功劳，主要的还是李世民统治集团推行了一条“安人宁国”的政治路线。他们吸取了隋朝严刑峻法，导致百姓怨嗟，天下大溃的教训，实行偃武修文，改善政治，实行教化；实施“均田”、“租调庸”，鼓励农桑，省约赋役，发展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在政治上，他们实行“德政”、“教化”，提倡道家的“清静无为”，搞“无为而治”。这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政策，为“安人宁国”创造了条件。至于他们加强封建社会法制，颁布《贞观律》，编纂大量的令、格、式，实行“恤刑慎杀，整饬吏治”，对“安人宁国”也起了重大作用，但就整个社会政策来说，也只是“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作为“安人宁国”的一种手段而已。到了贞观后期，李世民及其集团走向腐化堕落，“安人宁国”的政治路线便逐渐消失，虽然《贞观律》和数以千计的律、令、格、式依然存在，而且继续高喊“弘风阐化、安民立政”，也都无济于事了。历史证明，“法治”是一个有限的政治概念，这是因为“社会并不是奠基于法律之上”1196037，是政治路线决定法律，而不是法律创立政治路线。

我国建国以来，曾经制定了宪法和数以千计的法律、法令，可是在党的十一大以前，并没有实现过完全的“法治”。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上出现的混乱，主要地不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在我国出现大量冤、假、错案的时候，当张志新烈士惨遭杀害之时，也不是由于没有法，而是由于这伙野心家为了篡党夺权，实行了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路线，混淆了敌我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林彪、“四人帮”也不是完全不要“法治”，江青等就以“法家”自居，极力宣扬“法家”的“功德”，还咬牙切齿地扬言要制定出惩治“走资派”的法律来。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制定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路线，从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治国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伟大号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长治久安之计，我们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不折不扣地依法办事，改变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的状况。但是：“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策。”社会主义法制，也只能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一种措施和政策，在治国中，它只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顺利实现的一种工具，国家能否兴旺发达，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我们在谈到“以法治国”的时候，不能脱离党的政治路线正确这一基础和前提。离开党的政治路线去谈“法治”，就是马克思曾批评过的那种“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要把我国治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毫无疑义地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但是，更重要的要保证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统一，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同时，要在全国人民中普遍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到党的政治路线上来，切实做到同心同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威力和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用得着“礼刑互用”这一句古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