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后，中国完全有机会弥补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没有实现的理想，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引领中国走向世界，引导世界进入中国。对于中国来说，不外乎运用加法，在农业文明基础上，补上工业化、市场化这个缺憾，让中国人有机会分享工业化带给人类的好处。然而，中国在五口通商后并没有这样做，清政府在享有五口通商好处的同时，继续沉溺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宁静、惬意中。中国坐失20年发展机遇，直至下一次被打败，中国方才大梦初醒，转身向西，踏上现代化的艰难旅程。

19世纪中叶，随着五口通商逐步落实，外国商品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经不住外国机器工业的竞争而陷入沉重危机，生产凋敝，农村开始没落，游民大量增加，终于导致满洲人中原建政以来最大一次政治危机，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大清王朝岌岌可危。

为了对付太平天国，挽救清朝危亡，清廷决策者采取联合外国以对付太平天国的策略。他们几乎全面采纳魏源20年前的建议，“师夷长技”，购置洋枪、洋炮，并设厂自己制造洋枪、洋炮、洋船，以及一切来自西方的有助于中国强大、有助于朝廷打败叛逆者的东西。

正当清政府大规模引进西方武器对付太平天国的时候，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面临着调整。英、美、法三国利用《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期满修约的机会，要求清政府扩大开放，将通商口岸由十几年前的五个变得更多。他们要求清政府将通商口岸的制度推向全国，至少应该覆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从后来的观点看，英、美、法三国的要求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扩大交流，扩大贸易，并非中国之祸、外国之福。贸易的扩大、文化的交流，并不是侵略，更不涉及主权，但是清廷在这个时候就是死活不同意。

对于清政府的姿态，我们过去一概斥为顽固保守不可理喻，是对世界潮流的抗拒。其实，如果仔细分析当时的情形，应该说，主要还是因为英、美、法三国基于贸易自由原则，太过于专注自己的物质利益，缺少东方国家所期待的温情和友谊。

事情的起因应该是，当太平天国如火如荼在南部中国大闹特闹时，三国虽然要求中国政府按期修约，扩大交流，但三国对清廷的未来似乎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在与清政府打交道要求修约的同时，两边下注，试图与太平天国建立外交关系，以防中国大局突变，各国利益受损。

三国与太平天国试图建立外交关系的做法是自己的权利，也是三国政府对本国资本、利益负责任，无可挑剔。但从中国立场看，三国的做法至少显得有点不够意思，因而三国也就很难让清政府爽快地接受修约，接受扩大贸易，接受增加更多的通商口岸。这是清政府的权利。

中外之间的别扭引发了新的战争。1855年，美国政府任命传教士出身的伯驾为新的驻华公使，要求伯驾上任后尽快向中国政府提出修约要求。这些要求包括：

1.准许公使入驻北京；

2.无限制扩大通商范围；

3.废止对美国侨民行动自由的一切限制。

从后来立场看，这三项要求都不是问题，但在当年却引发了一场外交冲突，甚至战争。

伯驾上任途中绕道英法，与两国外相协调立场，英法两国政府支持美国的立场，训令两国公使与伯驾一致行动，要求中国政府扩大对外开放，落实贸易自由、行动自由，准许各国公使进驻北京。

三国的外交立场取得了一致。1856年5月2日，美国公使伯驾就修约问题向负责大清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照会，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三国派遣使节驻留北京；中国派遣代表分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

2.三国贸易无限制扩大到中华帝国全境；

3.全中国臣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4.改良中国法庭。

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些要求，英法两国有选择地支持，并不是全盘接受。英国公使包令和法国代办顾随紧随伯驾，于5月16日、6月4日分别向叶名琛提交照会，提出类似要求。

叶名琛收到这些照会后进行审慎研究，报告了朝廷。朝廷指示叶名琛可以选择那些事近情理、无伤大体的一两个问题进行谈判，以示朝廷宽宏大量“羁縻”之意。这显然与三国期待有很大出入。

和平谈判无法解决中外之间的分歧，英法两国寻找机会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1858年5月20日，大沽炮台沦陷，清政府不得不答应与各国重开谈判。6月26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天津条约》。第二天与法国签订类似条约。稍后，与俄国、美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

根据《天津条约》，中国政府接受各国要求，同意建立中外往来新体制，同意各国公使可在北京长时期居住，或随时往来，并规定觐见中国皇帝时的礼节与觐见欧洲各国君主时大体一致。这是一个重大进步。表明中国有了与世界一致的趋势，“天朝上国”思维方式有了些微改变。

对于各国通商、游历、传教要求，清政府在条约中也有巨大让步，同意各国臣民有权持照前往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答应对英国开放汉口、九江和镇江等“长江三口”，允许英国船只在这些口岸进行贸易。此外，牛庄、烟台、台南、潮州、琼州等处，也逐渐纳入开放口岸，各国商人逐渐从沿海走向内地、内河。

《天津条约》对各国一直要求的税则改革也有调整和削减，外国商品进入内地比过去更方便、更容易，这对于扩大贸易、改变中国经济构成应该说具有正面意义。

应该承认，1858年《天津条约》是近代中国条约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清政府闭关政策在这个条约冲击下日趋瓦解。

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对《天津条约》存有相当不满，以为这一系列条约组合极大满足了列强对中国的需求，是对中国主权的伤害，特别是这场依然以鸦片名义进行的战争，在相关条约中不仅没有彻底解决鸦片问题，禁止鸦片贸易，反而因稍后谈判签订的税率协定，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了。

其实，鸦片问题并不是清廷关心的重点。清廷对《天津条约》的不满主要是因为这些规定可能有碍于其政治统治，因而清廷在签订不久就寻找废除的机会。

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六条规定，中英两国应于1858年10月在上海接谈税则修订问题。清廷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是“夷务”的一个转折关头。清廷指示谈判代表弄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以完全豁免外国货物进口税和对鸦片贸易的放开换取列强同意取消《天津条约》。

清廷的决定完全出于政治考量，遭到了负有实际责任的地方官员普遍反对，尤其是正在与太平军打仗的长江流域督抚认为这个决定根本不可行。两江总督何桂清指出，大清军队支出的重要来源是关税，如果对外国商品进口税全部免除，势必严重影响目前的军事行动，大清王朝或许能与各国构建一个新型关系，但太平天国肯定越来越厉害，到那时，太平天国就不只是心腹之患的问题，而是要改朝换代，重新开始。

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桂良、花沙纳也无法认同清廷的主张，以为清廷废除《天津条约》全案的建议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们主张，此次谈判能够争取的第一要事可能只是各国公使不要进驻北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条，就算巨大成功。在后来实际谈判中，“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们根本没有将朝廷取消公使驻京，限制内江通商、内地游历，以及赔款、退兵等条件一并提出，而是将讨论重点集中在公使驻京问题上，反复解释公使驻京势必严重伤害中国政府的威望，不利于中国政治秩序稳定。中国政治秩序不稳定，各国利益也就很难保障。

基于这样的分析，中方谈判代表的苦苦哀求打动了英国谈判代表，他们表示将向英国政府建议，假如明年换约顺利，各国满意，《天津条约》各项条款都能得到落实，他们可以考虑将公使安排在北京之外居住，只在公务需要时进出北京。

英国公使的让步令清政府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外交的胜利。当然，中国方面为此支付了相当的补偿，比如大幅度降低进出口税则，确立“值百抽五”的税率，免除烟、酒、食品、化妆品等奢侈品进口税，理由是这些物品只供给外国人使用，并不作为商品向中国人销售。事实上，这种情形很快就发生改变。来自西方的这些奢侈品很快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时尚和追求。至于鸦片，新税则将之列在洋药名目下，让这个引发两次战争的毒品成为合法贸易的物品。

不过，从总体上说，上海通商条约善后谈判的结果应该说是积极的，特别是条约规定中国海关邀请英、美、法三国洋人帮办税务。这个制度从消极意义上说是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税源，但从后来几十年实践看，外国雇员遵守“各为其主”的原则，并没有利用职权偏袒母国、伤害中国的利益。他们为中国带来一个现代海关制度，清廉高效，为中国积聚了大量财富。

然而对清廷来说，上海谈判并没有实现废止《天津条约》的目标，因而在清廷决策者眼里，上海谈判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由此，清廷又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

清廷的犹豫不定很可能使已经达成的共识付诸东流。为防止这样最极端的后果出现，谈判代表何桂清上了一个折子，建议朝廷不妨按照现在的条件谈下去，实在不行，等到明年各国北上换约时，聚而歼之，从头开始。

何桂清是稍通“夷务”的两江总督，他的这个建议当然并不是真心实意，不是让朝廷用武力对付外国人，更不是要让所有谈判结果付诸东流。何桂清的建议只是一种策略，希望朝廷现在不要在细节上纠缠不清，要重大势、看大盘，注重大节，能和解就和解，不能和解就好好打一仗。

然而，何桂清的建议还是深深触动了年轻皇帝咸丰帝的心。咸丰帝就是不想让外国人进驻北京，就是不想接受《天津条约》的束缚。何桂清的无聊建议深刻启发了咸丰帝，咸丰帝竟然荒唐地以为武力阻止《天津条约》可以实现。所以在中英上海通商条约善后谈判一结束，咸丰帝就下达命令，练水师，筑炮台，在天津一带设防，期待以军事行动拦截列强入京，强行换约。事后想想，年轻的咸丰帝确实太幼稚了，确实不知道世界大势，不知道中国在这个世界的真实处境，更不知道中国必须走向世界、世界必须进入中国的道理。糊里糊涂，小皇帝为不可能的闭关锁国丧失了一切。

咸丰帝不愿让外国人进驻北京，不惜为此诉诸武力。而列强，出于资本本质的考量，此次外交大行动，说到底就一个大目标，就是要进驻北京，就是要让各国公使将来有机会、有办法与中国政府最高层直接打交道，减少两广总督这样的中间环节，尤其是减少与徐广缙、叶名琛这样极端保守官僚打交道。中外思路可以说南辕北辙，根本冲突。

根据不同思路，中外都在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咸丰帝下令将负责对外交涉的钦差大臣由广州移驻上海，由两江总督何桂清顶替两广总督黄宗汉为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各国商务。以上海作为一道坚固防线，防止各国公使不听劝阻离开广州长驱直入直奔京津。咸丰帝的本意是，不但不允许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即便最低限度的随时进京觐见，也绝对不行。真不知道咸丰爷究竟为什么这么害怕外国人。

与此同时，英法两国也在为换约进行准备，设想了几种可能性。两国政府各自任命了新公使，英国公使为普鲁斯，法国公使为布尔布隆。英国政府给普鲁斯的训令是，为了换约，为了实现公使进驻北京的规划，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北京挺进，同意其在必要时带领一支具有足够人数和战斗力的皇家海军。换言之，英国政府准备重演20年前旧戏码，对中国不惜武力征服。

其实，英国政府虽然意识到换约可能不会很顺利，但他们还是高估了清政府的决心。清廷获悉英法两国的外交姿态和两国新公使即将来华的消息后，并没有勇气一意孤行，殊死抵抗。清廷调兵遣将部署防线，其实都是做给国内看的，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与此同时，清廷的态度开始调整，期待尽量使换约使臣止步在上海，争取在那里完成换约手续。假如不行，清廷也有预案，可以考虑让两国公使进京，但，第一，必须按照双方议定路线走，由天津海口进京；第二，公使进京随员不得超过10人；第三，公使及其随员进京均不得携带军械；第四，公使进京后照外国人进京往例，不得坐轿摆谱，不得使用仪仗；第五，换约结束后，必须迅即离开，不得以任何理由在京城逗留、久驻。

清政府的退让并没有换来英法两国公使的让步。1859年6月2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相继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在那里与稍早抵达的美国公使华若翰会合。

在上海迎接三国公使的中国大臣为桂良和花沙纳，他们根据朝廷的指示，试图劝说三国使臣留在上海谈判换约，尽最大努力阻止他们北上。

然而三国公使主意已定，根本不愿与中国方面就行程进行任何商量。6月8日，英使普鲁斯复照桂良、花沙纳，指责中方推辞耽延，不尽早回京准备接待、准备换约，反而在上海这个地方耽搁工夫。普鲁斯声明，去年谈妥的《天津条约》没有再商量、再谈判的空间，而且三国公使已经约定，在进京换约之前，不会与中方就条约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甚至不会与中国方面任何代表会面。

第二天（6月9日），英国兵船6艘从上海起航北上，目标直指北京。15日，英使普鲁斯、法使布尔布隆自上海启程。次日，美使华若翰亦北驶。与此同时，俄国公使彼罗夫斯基奉命行文军机处，声明他此次前往北京，不仅负责为《天津条约》换约，而且还要就两国边界、通商等事情进行谈判。诸国南北夹攻，使清政府陷入外交无援的尴尬处境，可供清政府选择的外交空间越来越少。

眼见无法阻拦各国公使进京换约，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清廷要求各国兵船到大沽后不得擅自进京，各国公使必须按照清军指引，由北塘登陆入京。清廷之所以指定进京路线，主要是因为清廷还想在最后时刻保留一点尊严，让各国公使沿着先前各番邦进京朝贡的路线入京。这些行动究竟是否能够刹住列强的威风，清廷自己并没有把握，但清廷之所以执意这样做，其实还是要对民众保持自己的威严。

1859年6月17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领4艘兵船抵达天津海口，他们准备从那里协助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

中国方面按照既定方针，当然不同意三国公使进京，更没有将换约这件事情看得有那么重要。但三国公使不这样认为，他们不惜代价一定要一次性解决过去十几年积累的贸易问题，重建与中国的关系。为此目的，三国还派遣27艘军舰前往支援，似乎预感到此行不借助于武力无法成功。

中国方面负责京津防线的是老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本来就对《天津条约》非常不满，是力主废约不惜开战的主要人物。僧格林沁建议朝廷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动全国兵员、财力，全面抗战，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外国人赶出去。

僧格林沁这些主张深刻影响了咸丰帝，使咸丰帝觉得在与这些洋人交往时并不能一味退让。所以当换约交涉发生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到天津督办防务。

受命后，僧格林沁积极修筑工事，在各个主要水路设置障碍，试图将外国人拦在外海，不得登陆，使其无法进入内河。

何伯率领的英国海军抵达后，僧格林沁指派武弁化装成乡团与英军联络，探听虚实。英军将计就计，通过这些化装的中国官兵转告僧格林沁，3日内必须将布置在航道里的障碍物自行撤去。逾期不办，联军将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

外国人的强硬立场和最终目标，中国方面一清二楚，何伯的转告只是强化了这些信息。第二天（6月18日），咸丰帝发布指示，对已有计划进行了调整，责成谈判代表桂良等星夜兼程火速回京，准备在北京与各国公使谈判换约。命令僧格林沁派员通知英法联军将领少安毋躁，不要擅自驶入内河；通知英法公使，即便将来进京，也要从北塘行走；已经抵达天津的英法军队，应该在那里静候桂良等人，一旦桂良等抵京，立即请三国公使进京。军机处通知顺天府衙门为三国公使在北京寻找房屋。显而易见，中国方面面对现实已大幅度调整了规划，中外完全有可能避免因换约而引发意外冲突。

然而，中外之间相互不信任时间太久了，最高层的妥协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高层能理解去执行。英法联军按照自己的思路在大沽口外操练着，尝试突破清军设置的那些障碍。僧格林沁对于联军的行动了如指掌，他将这些情形向朝廷做了报告。清廷重申几天前的指示，嘱联军及各国公使继续等待，一俟桂良等人抵达，即请其进京。

中国方面的立场被联军严重误解。何伯认为，清军一再传递这样的信息，不过就是一个缓兵之计，他当然不愿就此与中国方面继续周旋。6月22日，何伯明白要求中国守军撤除障碍物。

联军的强硬态度促使中方立场松动。23日，咸丰帝再谕僧格林沁等，让他们继续劝说三国公使移泊北塘口外，在那里等候桂良。皇上也不忘交代第二步，假如三国公使不听劝阻，也可以让三国换约专员从北塘移至天津静候。在皇上看来，天津的条件已经不错了，以为这样的妥协应该能够满足各国公使的期待了。

无奈，各国公使根本听不进中方变来变去的方案，他们给中方的答复是，既不移至天津，也不走北塘，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冠冕堂皇地进京，光明正大地换约。

清政府不愿意各国公使进京，不愿意换约，不愿履行已达成的《天津条约》。这些想法都可以理解，但是清政府既不敢明白说出心中的积郁，也不敢用正规军出面拦截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反而使用了比较下作的办法，用军人冒充百姓，以百姓的名义阻断各国公使的进京路，围堵联军必经之地。根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载，联军要登岸，这些貌似民众的人群起制止；但当联军要求会见当地军政官员时，这些民众则说这儿没有军事的或民政的官员，这条河已经由人民自己出钱加以塞阻，以防叛徒，而守军则仅由民兵所组成。这样的说法显然露馅了，不真实。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咸丰帝不愿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心理，但无论如何，用民众，特别是假扮的民众去糊弄外国人，确实有点过了。战争并没有爆发，中方的炮台依然在那儿，中方的军舰也在那儿，只是没有了士兵，没有了旗帜，这让英法职业军人感到可笑、可气。

如果说联军或三国公使先前还有一点妥协意愿，可以商量如何进京、怎样换约，现在他们面对一群找不到头目的“民众”，实在没有办法继续妥协了。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认为，他们前往北京的目的、大致行程，早已向中国方面做了通报，为了让中国政府、中国皇帝对扩大通商建立足够印象，他们必须前往天津，必须让英法的旗帜在天津飘扬。如果必要的话，通往天津的路，他们有办法打开。

英法联军之所以执著地要用强硬办法对付中国，还有一个细节，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中国政府内部存在主和派和主战派。他们的强硬，既是敲打主战派，也是支持主和派。主战派的希望寄托在僧格林沁将联军拒绝于外海，因此，联军只有击败主战派，只有进入中国内海、内河，中国政府内部的主和派才有机会抬头，中外和解才有可能。

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外在大沽口外的对峙、僵持不可能持久。6月24日，英法联军向清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尽快给联军让开通路。

联军的通牒没有获得清军的回应，因为在联军面前并没有清军，只有“老百姓”。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格局，这逼着联军只能先发制人。当天夜里，联军派出小船进入海口，用炸药轰断拦截河口的大铁链、大棕缆。当然，清军在下半夜悄悄修复。

第二天（6月25日）上午10时，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下达进攻命令。联军当时所要克服的障碍物，就是横亘在河口航道上的一排铁桩。铁桩里面，还有一道大铁锁。其设置恰好留了一条直接为南岸炮台控制的通道；再往里，又有一道大水栅横在航路上；更往里，在上边的南炮台和下边的北炮台之间，又放置了许多笨重的浮木。这些浮木构成梯形，根根相接，堵死了通道。在这些巨大的障碍物之后，就是南北两大炮台群，夹住了一个狭长通道，形成易守难攻的格局。

对于联军的动向，中国守将僧格林沁相当清楚，他就是要让联军主动进攻，然后聚而歼之。所以，当联军军舰兵临铁桩外，清军依然不动声色，眼看着联军两个小时用军舰拉断了十多个铁桩。

僧格林沁或许感受到了联军的决心，他此时派员持天津道照会晓谕劝阻，但联军不准信使接近，更不愿接受照会。联军主意已定，各战舰蜂拥而至，冲过铁桩，直撞铁链，但两次均被拦住，无法跨越。英军随即开炮轰击炮台，僧格林沁见状下令大小炮台开炮回击。

一场原本可以和平进行的换约活动，终于演变成武装冲突。

激战中，联军损失惨重，败退南方。当然，不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他们都不会就此罢手，他们一定还会卷土重来，一定会报复，让中国付出相当的代价。

经过接近一年的准备，1860年夏，英法联军在山东烟台一带集结了大约200艘军舰和2万名以上的军力，以期远征北京，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是年8月，联军在北塘登陆，由此开始向天津进攻。9月初，占领天津和大沽，继而向北京进逼。咸丰帝先是宣布御驾亲征，结果却在匆忙、慌乱中逃亡热河。10月7日，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10月24日，恭亲王奕 受咸丰帝全权委托在北京与英国方面签订中英《北京条约》。第二天，与法国签订《中法条约》。并与两国交换了有关《天津条约》的批准书。长达4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完败而告结束。

根据《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终于同意各大国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相应地，中国也承诺将尽快在各大国首都设立自己的公使馆。这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真正开始，尽管不是那么愉快，但开始本身还是比较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在这里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裂变，中国发展、转型的速度，因为与西方直接联络而极大加快。

在《北京条约》中，中国政府承诺将天津向外国人开放，天津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政府同意英国的要求，将九龙半岛南部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起割让给英国，扩大了香港的面积。这当然是中国与西方早期交往中因没有经验而导致的耻辱，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说，英国人要求扩大香港面积，表明中国对于英国资本来说，具有极大吸引力。而等到中国与西方交往经验丰富之后，当中国弄清究竟应该怎样与西方交往之后，纯粹的割让领土的事情很少发生，更多的时候采取比较纯粹的商业原则，定期租借。

《北京条约》如果一定要说耻辱的话，当然还有战争赔款，英法两国各得800万两白银。近代战争从来就是愿赌服输的事情，选择了战争，就意味着愿意承担全部后果。回望这次战争的全过程，中国原本可以不战，原本可以顺畅地为《天津条约》换约，如果如此，不仅避免了战争，而且可以使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提前若干年，让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心态更平和。

战争对于任何一方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中国还是在打败之后选择了变化。这不是中国人民太愚昧，而是统治者太自私。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留给后世的最大教训。

《北京条约》及先前的《天津条约》对中国来说影响最主要的还不是那些具体的损失及赔款，而是这几个条约彻底打碎了中国自以为是的封闭体制，朝贡体制、宗藩体制对中国来说将渐渐成为记忆，而新的条约体制逐步建立，中国在经历了20年蹉跎徘徊后终于踏上向西方看齐的轨道，中国人终于睁眼看到了世界，终于知道中国与世界之间存在多大的距离。中国对世界也不再是局部的“开放”，实质上已经是全国范围的“放开”，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人员在条约保护下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出入。中国的外交体制由此逐步演变，先是顺应要求成立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而在外交礼仪、外交体制上逐步与世界“接轨”。如果从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算起，中国在经历了60多年折腾之后方才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人逐步改变了对西方的态度。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咸丰帝连惊带吓，加上身体透支过度，1861年8月22日在热河发病去世。咸丰帝留下一个龙种同治帝，同治帝的生母就是时年25岁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共同看护着4岁的小皇帝，他们成了真正的“孤儿寡母”，任人欺凌。咸丰帝任命的顾命大臣个个都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确实没有将这组孤儿寡母放在眼里。

两位太后也不是甘愿让人欺凌的主儿，更何况她们是小皇帝的母亲。她们在料理咸丰帝后事的同时，加紧与被顾命大臣排斥的恭亲王奕 联系。9月5日，恭亲王奕 抵达热河行宫，与两宫密谋，旋促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董元醇指出，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阼，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至于顾命大臣体制，董元醇并没有直接批评，但他建议在顾命大臣之外增加一位亲王，他说，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物，俾各尽心筹划，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应该承认，董元醇的建议就是要打破8个顾命大臣垄断朝政为所欲为的格局。

董元醇的建议引起8大臣强烈反对，但获得了两宫皇太后的认同和支持。9月15日，两宫皇太后召见赞襄政务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执行。不料赞襄政务王大臣载垣等勃然抗论，以为不可，强调他们这几位顾命大臣是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并表示请太后看折是多余之事，以为本朝无太后垂帘听政故事，各位顾命大臣拂袖而出，责成军机处拟旨驳斥董元醇。

对于军机处拟的这份文件，两宫太后扣住不发。两宫太后与载垣等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16日，在载垣等人跋扈要求下，朝廷还是发布了军机处拟就的那份文件，重申清朝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惯例，大清国的一切事务还是要按照先前的规矩由各位赞襄大臣协助皇上处理。载垣等人在第一个回合中略占上风。

此事当然不会就此结束。10月21日，两宫皇太后以小皇帝的名义在热河行宫让醇郡王奕譞偷偷拟就一份文件，将载垣等3人解任，以备咸丰帝的灵柩回到京即发表。

26日，咸丰帝的灵柩从热河起驾，两宫皇太后偕小皇帝由间道回京，命载垣、端华等随扈，肃顺、奕譞等护卫灵柩后发。

10月31日，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以为载垣、端华、肃顺等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为今日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君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胜保的这份密折为最终解决皇权危机指出了方向。

第二天（11月1日），两宫皇太后抵京，迅即召集先行回京的奕 密谋对策。11月2日，奕 示意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等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根据这些建议，两宫皇太后以小皇帝的名义下令王大臣等讨论办法。当天下午，皇太后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罪状，以为“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与各国议和，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现在总算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这就将去年的中外冲突责任一股脑推给了载垣等人。

至于内政，谕旨指责载垣、端华、肃顺等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竭力反对咸丰帝回銮。小皇帝还说，自己御极之初，即想治载垣等人蒙蔽欺君之罪，只是念其为顾命大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不料他们太过分，竟然对董元醇的建议大加驳斥，已无人臣之礼。在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竟然以皇帝的名义颁布，反对皇太后过问国事。

有了这些罪过，朝廷即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退出军机处。稍后，追加将肃顺等3人革职拿问，令其自尽或问斩。

11月3日，清廷任命28岁的恭亲王奕 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大学士桂良、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在人事上，大致完成了布局，构建了一个比较新的执政团队。

11月7日，清廷下诏废除祺祥年号，以次年为同治元年。一个全新时代终于在经历了腥风血雨后开启。此后30年，史称“同光中兴”，又称洋务新政，是晚清数十年中比较好的一个时期。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自强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尝试，它在思想文化层面打开了国人眼界，强化了国人的危机意识，使中国人第一次在事实面前承认自己落后，并激励国人学习西方，赶超世界。

比较奇怪的是，清廷统治核心慈禧太后、恭亲王奕 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却是在非法，或者说是在违背了大行皇帝遗嘱或既定方针的前提之下。这是中国历史的怪异之处，每一次非法的或非常态的政治选择，却往往带来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

慈禧太后、恭亲王的贡献是拱手无为，释放社会，不是他们领导中国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放开了束缚国人手脚的绳索，允许国人比较自由的创造。

而且，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是，慈禧太后、恭亲王等满洲贵族，经过太平天国之乱，清楚地看到了汉人士大夫的力量，也清楚地看到了汉人士大夫并不是过去想象的那样与满洲人视若仇雠，不共戴天。经过两百年的接触、融合，满汉之间的心结当然还有，但真实情形应该比估计小得多。所以在洋务新政开始后，清廷前所未有地信赖汉人士大夫，重用汉人士大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都通过镇压太平军和洋务新政成为大清国的柱石。这是自清以来两百年历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我们过去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始终没有办法把握曾国藩这一代汉人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贡献，以为他们去镇压太平天国是天大的罪恶，是刽子手。其实，这种看法是非常“小众”的，除了在延安的造反者，古今中外常态的历史研究者，不会有谁去张扬洪秀全这样魔鬼式的造反者的。

洪秀全的出现当然也不是毫无来由，太平天国运动确实是对西方势力东来致使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衰落的一种抗拒。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不过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大暴动，十几年席卷大江南北，除了带给社会巨大的破坏，似乎没有任何值得称许的建树。而且，假如太平天国成功了，洪秀全不会带给中国一个新的时代，从他们已经走过的路看，太平天国一定会将中国拉上欧洲的中世纪，甚至远不如中国的传统帝制社会。

曾国藩那一代汉人士大夫对于洪秀全这类打着洋教招牌的坑蒙拐骗者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文明的巨大污染。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以为洪秀全独创的新宗教并不是真正的宗教，说得不客气其实就是邪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原”。所以，曾国藩号召士大夫，“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实事求是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确实是19世纪中期中国的一场空前浩劫，在曾国藩等人起兵平叛前，短短5年时间，荼毒生灵数百万，蹂躏州县5000余里，所过之境，船只不论大小，人民不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太平军营中者，剥去衣服，搜刮银钱，银满5两而不献者即行斩首。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的描述或许稍嫌夸大，但在革命话语之前、之后的史学，几乎都注意到了太平天国的破坏性，注意到这场运动对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的摧残。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汉人士大夫地位上升，曾国藩和他的部将渐渐成为大清国政治的中坚力量，成为主导此后中国政治的主要人物。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看到了西方文明的价值，即便从镇压太平天国的有效性着眼，他们也认为必须毫不含糊地学习西方，必须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非常复杂的困难。中国要突破旧有藩篱，走向世界，就必须破除传统观念中的“夷夏”界限，既尊重中国旧有文化传统的价值，又充分吸收全人类文化遗产和科学创造，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注入生机，焕发青春。就此而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那代人具有非凡的眼界，他们既看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精神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又看到西方科学技术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所必须倚重的东西。因此，那一代引领社会前进的政治精英不主张盲目排斥西学、西技，而主张努力学习与掌握西学、西技。

对于魏源多年前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曾国藩表示赞同，并进一步张扬与发展。魏源在世时，其著作《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瀛寰志略》一样，虽然在一部分知识人中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政治高层的重视，徐继畲甚至还因为编写这部关于外国地理的著作受到弹劾，被撤销福建巡抚职务。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魏源、徐继畲的思想主张方才逐渐引起政治高层注意。

曾国藩认为，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思想虽然具有文明交流中不该有的极端功利主义倾向，但这个思想在当时的中国非常重要。当时的中国面对非常复杂的局势，近乎内外交困，购买洋枪洋炮，实为救时第一要务。中国的过去或许也曾伟大过辉煌过，但那都是过去，值得自信，不值得夸耀。世界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双方相差了一个时代。中国如果不能借用西方的发明“助剿济远”，就无法真正摆脱“粵匪”洪秀全带来的巨大困难，“得纾一时之忧”。这是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重要理由。

在曾国藩看来，学习西方成功经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基于这样的思考，曾国藩领衔奏请选派幼童出洋留学，鼓励中国科学家借鉴外国技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发展近代工业。1868年，江南造船所造出的中国第一艘现代动力轮船试航成功，曾国藩欣喜不禁，以为朝廷不惜巨款，不责速效，得以从容集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正是在曾国藩等大臣鼓动、促进下，一场以技术现代化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中期的中国轰轰烈烈开展。

正如曾国藩所意识到的，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具有明显缺陷，带有极强的雪耻意识、自卑心理。学习西方，就是学习西方，为什么一定要学好之后去“制夷”，为什么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共同进步呢？

曾国藩意识到了洋务新政的内在矛盾，但他那代人并没有办法真正克服这个矛盾。他们那代人开创的洋务事业和清王朝的中兴运动，实际上就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经过几十年奋斗，洋务运动不仅没有抵挡住外国列强的侵略，反而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冲击下一败涂地，持续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换来的却是割地赔款，中国人不得不再一次冷静地思索向西方学习的利弊得失，重新探索中国发展之道。

其实，早在洋务兴起之初，就已有人预见到后来将要发生的危机。曾国藩注意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是长远之举，主张中国人直接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但是，曾国藩不明白在中国政治体制、文化模式、社会心态等没有发生相应变化情况下，西方科学技术等并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生根。事实上，只有改革中国既有体制、文化方面的弊端，容受广义的西方精神、体制和文化优长之处，才能真正为中国开出一条新治道。

1862年开始担任李鸿章幕僚的冯桂芬，在其1861年准备出版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其落后之处“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囊括了中国内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各方面。冯桂芬提出，中国只有进行全面改革，才能做到“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

很显然，冯桂芬的思想上承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事业。然而也应看到，冯桂芬虽然意识到中国全面危机，注意到向西方学习，但他所强调的学习内容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而对西方政治体制、文化思潮，冯桂芬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仍不屑一顾，依然无法忘情中国传统，以为中国未来必须以儒家伦理为依归，不遗余力学习西方。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抱有这种愿望的在当时并非冯桂芬一人，可以说当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都难以忘怀中华文化，都试图将中西文化进行沟通与融合，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较为激进的郑观应不满意于洋务派只知学习外国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将体用分为两端，认为西方国家也有他们自己的体与用，轮船、火炮、铁路等工艺技术只不过是“用”，而“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才是他们的体。中国学习西方，应从根本处入手，否则，“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趣，常不相及”，即使做到“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中国也只能永远落后。他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必须解决“体”的问题。而问题也出在这里，郑观应强调建立议院制度，以为能够解决体用两端的毛病，但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他又总是希望回归到“圣之经上”，并明确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这种认识无疑反映了传统文化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理上的积淀和影响。

“中体西用”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破裂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英，已部分认可西方文化，承认西方文化有弥补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但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败下阵来不胜悲哀，希图能在新形势下使传统文化起死复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体西用”的口号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曲挽歌，又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建构和解释。

梁启超1899年在《自由书》中写道，“中体西用”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他相信这个思想“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然而，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中体西用”的路径依赖。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当然不是梁启超这样彻底否定所能解释的，因为“中体西用”虽说只是一个概念，但其前后期并不都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被迫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的，之所以两次被打方才觉悟，而不像其他“后发国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迅即拥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文明底蕴太深厚了。文明传统原本是个积极因素，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成为前进的包袱。

在16世纪之前很长时间，中国文明确实有资格傲视全球。但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人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巨大的产能过剩迫使工业资本寻求海外市场，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其实就是被硬拉着从农耕文明走上工业文明。

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中国只是在科学技术上不如人，要论精神文明，中国人的三纲五常名教伦理远迈西洋。所以那时稍有眼界的中国人如冯桂芬，虽然承认中国的失败，但认为这种失败并不说明问题，他耐心劝告大家“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洋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中体西用”发生之初的情形。

显而易见，“中体西用”在近代中国早期具有进步意义，这种思想就是劝告中国人不要怕西方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相信中国文明在与西洋文明充分接触后，一定能够重构一个新体系。这种劝说对于减弱反对者的压力相当有效，那些反对者不由自主地想，既然坚守了“伦常名教”，那就学点“奇技淫巧”吧。

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虽说勉强，但经过十多年时间，还是非常有效。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新的活力，经济实力也获得相当提升。

“中体西用”为中国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但这种做法确实也遗留了不少问题。到了19世纪70年代，思想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满足于“中体西用”这种模式，他们认为应该随着新经济、新技术的成长，逐步加大向西方学习的力度。他们渐渐意识到，西方的成功并不仅在科学技术，更不仅在坚船利炮，西方的强大有本有源，这个本源就是西方的机制、体制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能与保障。这些思想者在1870年代就建议清廷适度扩大“中体西用”的内涵，逐步将西方发展最本质的东西包容进去，比如西方的法律体系、议会体制等，都是可以尝试的。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构成已经发生巨大改变，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成形，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30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然而，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按部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和军方鹰派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觉得30年前各国都有点对不住中国，执意复仇，发誓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于是，中国在洋务运动34年时改变了韬光养晦的既定政策，为了朝鲜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清军原形毕露，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30年高速增长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的祸。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没有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没有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强国”的企图和勇气。于是，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的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进入“维新时代”。此后，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亦步亦趋模仿日本。短短十几年，大清国成为历史，中国发展根本转向。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中国在1895年的转向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再以“线性进化论”去分析历史，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放弃洋务新政实在可惜。中国在那个时候之所以不期然放弃洋务既定方针，不期然转身向东，又与那之前几十年清廷始终没有说清中国未来目标和方向有关。

根据清廷在1860年代确定“中体西用”路径时的看法，中国之所以不必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并不是中国不愿学习西方，而是因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国所缺的在于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没有适时跟上。所以，中国不需要在政治架构上大动干戈，中国的未来发展只需要做加法，不需要或者说很少需要做减法。中国应该增加自己文明形态中所不具有的西方元素，但中国没有必要像日本那样与传统诀别，从头开始。

中体西用的理由在那时是充足的，中国人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充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体制自信，所以当日本使者19世纪70年代向中国方面传递明治维新的思路和做法时，中国人并不认为日本值得中国仿效。

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的洋务运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谋取发展，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能有效消化西方高科技，转化西方高科技，并成为中国发展的有效力量。根据不完全研究，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现代轮船制造业、军械制造业等，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利用西方技术，赶上西方的制造能力，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一大批具有西方元素和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发展迅猛，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

除了实业发展，洋务新政也注意与世界发展的一致性，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各国对华投资、交涉等事务；创设同文馆，培养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派遣幼童出洋留学；派遣驻外公使分布世界各大国。

应该说，中国在洋务时期有足够理由对“中体西用”的道路、理论和体制自信，因为毕竟短短30年使中国面貌改变巨大，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集体无意识不再认同先前道路、理论和体制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说来，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意思。

洋务新政不论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就是回应西方，与世界一致。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从一开始就转身向西，没有休克疗法，没有先进行政治改革，重建制度，再发展经济和科技，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用加法，迅速增加中国的物质财富，迅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但是，中国并不是要脱离世界发展的主航道、要另搞一套。所以清廷应该在洋务新政发展早期，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人起来的时候给予清晰解释。这一代知识人已经知道世界，知道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体制，知道民主制度、议院制度，知道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当此时，清廷如果有意识释放对社会的管控，有意识释放新知识人的言论空间，有意识释放对资本的管制，有意识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培植更多的非国家资本主义。换言之，1895年走向维新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举措，如果在洋务时期都能得到尝试和自由发展，由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方才有真正意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个不敢充分释放社会潜能的体制肯定不是自信的体制，一个不能充分容纳各种发展方式的道路肯定不是自信的道路。同样，一个置各种不同意见于不容讨论地位的理论，肯定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理论。因此，当30年洋务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肯定其成功与意义，找到不足，设法弥补不足，而是弃之若敝屣，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这是非常可惜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清廷如果在那个时候明白告诉知识人，中国的事情必须一步一步走，中国不会拒绝一切好东西，中国不会不接受西方的体制、思想和道路。中国文明之所以大，就是因为中国文明从来不拒绝外来的东西，中国从黄河一隅走到今天的四至，就是因为包容，因为吸纳，因为不拒绝外来文明。

其实，清廷当年已经这样做。清廷在宣布中体西用后，并没有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并没有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中国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也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体制，西学之用的范围有无限度扩大的趋势。只是清廷统治者不愿这样说，于是等到甲午战争结束，没有人旧话重提、继续进行，而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弃旧图新，从头开始。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大的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