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这种基础工程并不是一种形容和比喻，而是在指明其重大意义的同时，给出方法论引领，其中包含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现实道德的深层思考。

社会工程是实践、理论、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是社会技术、自然技术的联合应用，是社会技术的动态系统。因此，应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当成一种社会工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11281014

所谓社会工程，系指社会主体以社会科学为理论基础，以社会技术为操作中介，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过程。社会工程既是人类社会理性高度自觉的结果，也是人类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的社会实践过程。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社会工程的任务是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11281015

第一，社会工程是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的思想活动，是现实的可以感知、可以操作的实践活动。

第二，社会工程不是一般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是社会工程。比如，走路、吃饭、交友、唱歌等都是活动，但我们很难说这些活动也是社会工程。

第三，社会工程是人们改造、调整、协调社会世界、社会关系、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只有指涉社会关系领域的实践活动才可能称为社会工程，而指涉自然领域的工程，如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等虽然也是工程活动，但不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工程。

第四，社会工程是与社会运行相关的实践活动，可以调整社会关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

第五，社会工程，特别是现代社会工程，是在一定社会理论思想支配下，人们以具有一定科学理性的社会技术为中介进行的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

概括地说，社会工程作为人类把握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方式，具有统筹性、系统性、协同性和设计性。

设计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活动过程。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世界、建设文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中最具本体论意义的创造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与变革。因此，就物质资料生产这种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人类活动而言，设计是与此紧密相连的预先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任何人化自然活动的计划技术和计划过程理解为设计。

由此可见，设计自问世以来便与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众所周知，工程活动既不是人们原始本能的活动，也不是简单、零散的“条件反射性”行为，而是人们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改变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在现代工程活动中，设计是融起始性、定向性、指导性、价值性于一体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逻辑前提，以至于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设计就没有工程。成功的设计是工程顺利实施的前提、基础和保证。我们由此可以推定：平庸的工程是平庸的设计的预示，失败的工程是由错误的设计决定的，科学合理的设计则往往能够促进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工程经济效益的统一，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实现的。“顶层设计”（top-down）是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是工程要达到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要素有序的系统论方法，即从全局、整体视角出发，对工程的各个层次、各个要素、各个环节进行系统规划和全面运筹。从这个意义可以说，“顶层设计”并非全新范畴，而是工程学的常用概念，核心在于统筹兼顾，追根溯源，把握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之道。社会工程的核心内容是“顶层设计”，我们平时所讲的制度设计即“顶层设计”。正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所说：“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形塑人们互相行动的一系列约束。”11281016在价值取向上社会主导价值观念是制度设计所要反映的，在功能上制度可以指导社会成员的行为，能规定个人和集团的义务和责任，在效用上制度能保证防止社会分化以及社会稳定与社会公平。

在现实生活中，2011年以来“顶层设计”这个工程学术语逐渐演变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新名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使用“顶层设计”概念，明确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强调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显然，顶层设计是现阶段中国解决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重要思维方式或理想路径。这应当是“顶层设计”的内涵。

从哲学视角来看，“顶层设计”属于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范畴。毛泽东曾经在《实践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实践——认识——实践”“群众——领导——群众”“个别——一般——个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类认识活动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和核心成果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包括“认识”“领导”“一般”等阶段。在人们的认识（认知、解释、评价、筹措）活动中，“顶层设计”不是抽象的理论思维，而是一种“工程思维”。如果说理论思维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追求真理、探索真理，那么“工程思维”的目的则在于创造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以满足社会需求。“顶层设计”恰恰是以具体的社会工程为对象的“殊相”思维，而不是以探求科学规律为目标的“共相”思维；是与具体社会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具体思维，而不是超越具体社会时间和空间的抽象思维；“顶层设计”往往尊重“权衡协调”逻辑，正视和面对相互矛盾的利益和诉求，并从中选择和采取“权衡协调”的立场和态度，而不那么关注形式逻辑中“矛盾律”和“排中律”的逻辑思维规则；“顶层设计”所关注的，往往是设计与建构、过程与结果、工具与目的、存在与时间，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伦理因素等的集成，而不特别关注事物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真理与谬误、解释与反驳。

概括地说，作为人们认识活动的特殊阶段，“顶层设计”是一种思维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接和表象的起点。”11281017换言之，“顶层设计”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281018，是社会主体总揽全局、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思维创造活动及其重要思维成果，它有待于实现精神向物质的创造性转化，进而实现“顶层设计”向“思维具体”转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