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一句金光闪闪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在1937年7月写的《实践论》中阐述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不仅如此，他还进而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为批判“左”倾错误路线而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中强调：马克思承认欧洲旧哲学家“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后又补充其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同时，毛泽东又对“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加以补充和发展，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段论述，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纯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是《实践论》关于实践认识往复循环思想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运用这一思想，有力地批判“左”倾机会主义。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这个真理茫然。毛泽东阐明估计革命形势与确定行动方针，亦即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应该采取的态度。批评主观主义者的“一切革命图样”，“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客观实际”，“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他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他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毛泽东运用这一思想肯定调查研究的方法，指出：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认识“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客观地存在的实际情况的内部联系”，并“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就叫作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中，就是要根据客观情况之有利与否，来决定前进，还是暂停以至退却。而主观主义的“左”倾领导者却指责在客观情况不利时必要的暂停以至退却为“等待主义”以至“机会主义”。

毛泽东运用这一思想，分析中国社会，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探索革命道路。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从这一点出发，才可以得出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指出：“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将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和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毛泽东在改造和认识中国的循环往复的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更为可贵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从来没有停步。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并从七个方面为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事业，是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

第二，毛泽东在实行“第二次结合”、艰辛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造。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性思考，具有警戒的意义。他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则进一步简明扼要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端正思想，搞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实践，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第三，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194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苏联那样的两院制和美国那样的议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苏联那样的一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苏联那样的联邦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第四，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定了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60年代前期制定的八个条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使得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这些“章程”，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具有指导作用。

第五，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按农轻重为序，毛泽东探索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第六，毛泽东制定了繁荣文化、发展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取得巨大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事业的成就，打破了霸权主义的“核垄断”，使中国跻身于核大国和航天大国的行列。

第七，在毛泽东领导下，从倡导、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毛泽东时代，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和日本建立了政党外交关系，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我国同11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打开的外交新局面，为我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总而言之，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在探索、实践“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也产生过不少失误，遭遇到许多挫折，甚至犯了全局性的错误，但他领导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正是在毛泽东根据中国情况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引领和启示下，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断丰富、充实、提炼、升华，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永远铭记毛泽东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伟大功绩，永远铭记毛泽东为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地位、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积下的不朽功德。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中国还不会制造汽车和飞机，还只能用牛马耕田，而当1976年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但有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和拖拉机，我们还拥有了原子弹、氢弹，不仅能把卫星放上天，还会把卫星收回来。中国已经敲开了世界核俱乐部和航天俱乐部的大门，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功勋！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