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前面所谈到的内容，可以发现，不仅认识过程所包含的各个不同认识环节有不同的方法，而且同一环节也有多种多样的方法。不仅不同科学的同一认识环节有不同的方法，甚至同一科学的同一认识环节也有不同的方法。在认识过程的诸多方法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方法：它绝对有效，运用它必定能达到认识目的。任何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条件，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就此而言，它们都存在局限性。由于任何认识方法都不能保证认识必然成功，都不能确保认识者一定会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因而任何方法都是值得尝试的，运用方法没有禁区。正因为如此，在实际的认识活动中，认识者可以根据他所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目的、运用的方便、个人的熟悉程度甚至个人的偏好等来选择合适的方法。

即使认识者针对认识过程的特定认识环节，选定了某种方法，他也并不能完全按它来完成此认识环节。与认识者个人相关的某些主观因素在其中将起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发现过程中，由于没有一种确定的、客观的发现方法能保证获得可靠的结论，人们可在少量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猜想，获取假说，因而在发现过程中，认识者的主观创造性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尽管在不同认识环节，这种主观因素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它可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它普遍地存在于各认识环节中。翻开科学史，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科学成就并不完全是运用客观方法的结果，好运、信念和热情等也能成为认识进步的动力。可以说，认识活动的完成是认识者的主观因素与客观方法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没有一种方法绝对有效，这也意味着，任何认定某种方法（如自然科学方法）普遍适用于所有科学的看法，或认定某一科学（如历史学）只适用于某种特定方法的看法，都只是一种臆想。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分是人为的，带有某种随意性，这种区分可能因认识的进展或其他原因而发生变化，因而那些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方法）与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即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分也带有某种随意性，它们可能因认识的进展或其他原因而发生改变。这一点表明，不仅不能认定自然科学方法必定普遍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认定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必定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它也表明，不仅任何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可能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任何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可能适用于自然科学，没有某种只适用于特定科学的方法。如此一来，任何自然科学方法同时也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而任何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同时也是自然科学方法，不加限定地谈论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是不合适的。

尽管如此，一些典型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更常用某些方法，而一些典型的人文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可能更常用一些与之不完全相同的方法。如果这一点是确实的，则可以说，谈论典型的自然科学方法、典型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以及谈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可能的。实际上，人们谈到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时，指的很可能是典型的自然科学方法与典型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或许只有这样来理解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才能对它们加以区分，以及了解它们的一些大致特征。如可以说，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更为多样，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方法存在更大的差异；相比于自然科学，认识者的主观因素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起的作用更大；等等。

如果这里对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特征所做的一些了解有合理性，则将有助于理解如下历史事实：历史上，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研究比较丰富，如培根在《新工具》中所讨论的方法主要针对自然科学，穆勒、赫舍尔、惠威尔等人所讨论的也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尽管狄尔泰、李凯尔特、卡西尔、迪尔凯姆等人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有专门的研究，但相比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并且也不够全面。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多样性，即使谈到某一认识环节中的典型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这里也只能对它们做些简要讨论。不过，尽管这里的讨论是简短的，也难以说是深入的，却可能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甚至对其他研究有所启示。如果要对此给出一种较为简明的描述，我们首先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研究过程中，要对自己已拥有的方法抱有自信。尽管每种方法都有其局限，却往往也有其价值。没有价值的方法，在人类漫长的认识活动中早已被淘汰。目前存在的那些常用方法，无疑都有某些独特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尽管不是所有应当使用的方法都是那些实际存在的方法，但实际存在的方法往往是应当使用的方法。对方法的自信源于对此方法所具有的价值的认识以及对其他方法可能有的局限的了解。

在认识活动中，对某种方法的自信可通过不同方面表现出来。这种自信既表现在确信这种方法可能有效地获得有益的知识，从而坚持运用此方法上，也表现在不为其他方法所迷惑，坚定地信从它们上。一些人可能一看到某些方法在特定科学中有成功的运用，就对自己原来所使用的方法失去信心，甚至试图千方百计地运用这些所谓“成功”的方法来装饰自己的研究。这种不自信可能源于对自身所使用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的不了解，也可能是受公共权力支持的意识形态、信仰等的影响。由于这些意识形态、信仰的强求，一些人逐渐对自己原本有效使用的方法失去了信心。这种情况的发生尽管与公共权力的滥用有联系，却也与认识者对自身所使用的方法缺乏自信有关。

另一个启示则是，在认识活动中或在其他地方，要宽容各种不同的方法。如果任何方法都存在局限，同时也都具有一定的价值，那么人们就不能因某种方法是他所常用的，或是他曾成功运用的，就认定它是绝对合理的，也不能因一种方法不是他所常用的，或不是他曾成功运用的，就认定它是不合理的。如果说对某方法的自信源于对此方法本身的价值的认识以及对其他方法可能有的局限的了解，那么对方法的宽容态度恰恰源于人们对自身所使用的那些方法的局限性的了解，也源于他对其他方法可能存在的价值的认识。

还有一个需要提到的启示就是，在认识活动中需要学习与创新方法。要求人们对方法抱一种宽容态度往往暗示，他要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时刻准备学习并接纳其他方法。当然，学习是可随时随地进行的，人们可以从自身所研究领域的其他认识者那里学习，也可从其他研究领域的认识者那里学习。不仅不同的认识共同体不是隔绝开来的，而且不同的科学也不是隔绝的，因而只要乐意，学习的可能性时刻存在。学习往往意味着学习者具有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恰恰是创新的前提。实际上，宽容、开放的人不仅易于接纳已有的方法，也更能创造新的方法。人们在认识活动中选取方法时，或许除对逻辑方法的选择外，对任何方法的选择几乎都不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人们可时刻选择其他的方法，甚至创造新的方法。由此也可体会到迪尔凯姆的话依然富有教益。他说：“说到方法，我们所能做到的，永远只能是暂定的，因为方法要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改进。”1301668

人们创造出来的新方法有时并不是根本不存在的方法，也可能只是对已有方法的综合。其实，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而在科学研究中，任何方法也都不是单一地起作用的。不仅在完成一认识过程时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方法，甚至在其中的某一认识环节，也需要综合运用不同方法。在获取事实的过程中，存在各种方法，这些不同方法并不相互排斥，它们甚至相互支持。在获取事实时，常常要综合运用它们。在发现过程中，也存在多种方法，只有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才能更有效地获得有创造性的发现。一般而言，由于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也存在局限，因而综合运用它们时可取长补短，相比于个别运用这些方法，它也可获得更好的效果。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与自然科学相比，它更需要也更有可能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或更有可能创造新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与人有关，多种多样的人类活动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文社会事物。要了解它们，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方法。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多样的目的，如它有时只是为了确定一些新的研究资料的真实性，有时只是为了解释某一特定的事物，有时则需要在同一领域、同一事物中满足不同实践活动的要求，等等。这些多样化的目的为使用多样化的方法提供了可能，也为创造新的方法提供了可能。

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也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新方法。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如所谓历史方法、自然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整体主义方法、个体主义方法，等等。这样的方法层出不穷，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法往往只是适用于某一或某些认识环节的方法，如历史方法可能主要适用于发现假说或解释事物，而整体主义方法可能主要是一种获取事实的方法等，它们通常不能适用于所有认识环节。同时，这些方法尽管在某些研究领域有效，在那里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研究领域，而且即使在那些能成功运用它们的领域，也不能排斥运用其他方法。如果把它们不适当地扩大、推广，把它们当作获取知识的万能方法，或把它们教条主义化，从而排斥其他方法，它们将很快面临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