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向人们提出了各级干部和各方面从业人员的理论意识—理论思维—理论兴趣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是迫切的、深层次的。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更是在国际上占有重要位置、需要并且勇敢地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所应具有的公众思想水平。因为我们实现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三位一体的旷世未有的跨世纪伟大任务，充满了广泛深刻的理论内涵，我们实践成功的每一步，都不仅是伟大实践的具体工作和业绩，而且是“理论的实现”和理论的探索与创获。我们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是“实践着的理论家”，都需要具有理论胸怀，时时用理论之眼观照和指导实践。

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实际的状况却与此逆向地存在。人们普遍缺乏理论意识—理论思维—理论兴趣；实际、实惠、实在、求近、求浅、注重现实、不瞻前顾后——“不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等现象比较严重，并引导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精神活动与精神世界。轻忽理论，鄙视甚至厌恶理论，是一些人的心态；有些人甚至认为，凡愿意谈论和探讨理论，或者从理论视角论述实际工作的干部，不管他们的实际工作如何，就判定是“只讲理论，不懂实际”，而被认为是“不切实际、不堪重用的干部”。

实际与需要的这种脱节和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我们的事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个真理被遗忘了，很有必要重申！

理论意识、理论思维、理论兴趣这是三位一体的思想、认识、心理的“思维整体”，它们密不可分地存在，却具有层次性和行进式发展的存在模式。每个人在其社会生活中，在其自然的生存实践中，都会具有这种“思维整体”的存在和运用。但具有原则性的区别是：有自觉的，不自觉的；有高层次的，也有低层次甚至原始状态的。前者表现为明晰、强势、细致、深层，并且富有稳定性、指向性和制导性；后者则是模糊的、粗糙的、浅层的、弱势的，具有盲目性、冲动性和易变性。作为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其“思维整体”自然应该和必须是属于前者，苟有相反者，就会是盲目的实践者。

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两个著名的原理：一是“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二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分别见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总结出来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现在大力推行的科学发展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科学原理；它们都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即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世纪出现的，它们在理论上“满足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需要”。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实践，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满足了我们国家需要的理论，使之在实际中实现。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自然地、合理地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每一个具体实践中，都蕴涵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个理论满足了我们实践的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就要满足它的“理论需要”；这样，具体实践才不会是盲目的。

至此，我们还只是限于“理论的说教”。

现在，让我们用三个方面的实际来说事。这就是城市化与城市发展、GDP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这是现代化基本的和必然的课题，它涉及众多现代化理论和其他众多学科，其理论含量和理论要求是很多、很高的。我们现在的城市化速度很快，但基本上仍然是传统城市化格局。这就存在一个理论探讨问题：传统城市化特征是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从乡村向城里集中；城市规模迅速递、扩张；城市周边地区发展滞缓，郊区基本保持农村旧貌。而新城市化则不同，人口和经济活动分散，发展郊区和周边地区，使之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心城市和郊区经济，功能切换，前者聚焦和辐射作用依旧，而主导地位下降；周边形成多个次中心，星罗棋布。从而构成“集合城市”“城市综合体”。这样，可以避免城市过大、功能过度集中的许多现代化病症，包括经济发展畸轻畸重、资源配置失衡、人口过度密集、交通堵塞、物流不畅、城市犯罪等。再看其中的城市建设问题。城市建设在实际工作上，主要是修马路、盖高楼、建住宅、矗立宾馆、开辟新区等。城市建设的竞赛，主要是这种类型和内容的竞争。但是，事实上，城市建设应该有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城市经济建设、城市社会建设、城市市政建设、城市文化建设。这里包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城市繁荣、文化提高等要素。要完成全面的城市建设，就涉及经济学、城市学、社会学、生态学、建筑学、文化学甚至法学、犯罪学等科学和一系列理论。因此需要系统考虑、设计城市发展，即具有理论意识，又进行理论思维，要从理论上考虑发展战略。当然，一个城市的领导者，不可能也不必要懂得那么多学科，掌握那么多理论、学说，但他可以和应该听取这方面专家的意见，运用外脑、智囊库，集思广益，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而力避个人说了算，凭经验和拍脑门决策。一个高明的现代领导者，不是发号施令者，而是能够集中集体智慧的决策者。

GDP。这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话题。现在有一种现象：所谓GDP崇拜，以GDP论英雄，GDP就是发展、就是政绩以及随这种“政绩”而来的各方面的效益（包括个人的升迁）。本来就充满理论元素、理论问题的GDP，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而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GDP有一个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质量胜过数量，历史上，GDP数量高的国家被GDP数量低的国家打败的例子有很多，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被英帝国打败就是其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撰文指出了GDP的五大缺陷：“一是它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二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三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四是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五是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目前，有关学者更对一些地区GDP是否注水、是否有空心化现象提出质疑。当然，还有为了GDP的增长，是否破坏了环境，把环境成本化为了GDP增长数，是否浪费了资源和过度开发、是否造成经济结构的紊乱等问题。面对GDP的追求，要在总体思维中，具有理论意识，这是把握问题、树立战略思想的前提。在理论意识的牵引下对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思维，即把对象—事物—项目提到思想的、理论的层面上来思考、探究、盘算，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

关于科学发展观更是巨大繁复的“理论丛”的会集融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实现，是这个“理论丛”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并且融会了现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其中各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理论成果、理论要求，真正是既繁复又深厚。理解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切实执行它，绝非一句简单的话语，更不是口头上说说就行的。它需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学习、理解、研究，只有在理论上准确把握，才能真正切实贯彻执行。这里，同样，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要以理论意识来关注科学发展观，对之进行深入的理论思维，在理论上理解把握它，然后在实践中落实。理论先行、理论导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正是“实践着的理论家”的理论活动和行为实践。

现在，再具体申说一下“思维整体”的意义与内涵。

“理论意识”是指在执行和实施工作，尤其是重要的、宏大的工作时，在处理建设事项时，除了工作——事项本身的内容之外，在头脑里，还有理论意识，并且居于整体把握、居高导引的位置。如果这样，理论意识就贯注于对对象的整体掌控中，那么，“主体”（干部、领导）对于“对象”（工作、事项）的总体感觉就具有了理论机制和灵魂，从而就会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这种以“理论家”的视角和精神，对于“对象”的把握、掌控，就具有了理论性。思考和决策，就能够沿着科学、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路径行进。当然，干部、领导可以按照这种理论意识的导引去寻求各种相关学科、理论、学说的支撑，使决策奠基于正确的基础之上，同时，他们还可从外界——智囊团获得帮助，而不必自己是什么学科都懂得的万能者。

理论思维是在理论意识的基础上，运用基础理论与相关的学科理论，来进行围绕、把握、掌控对象，来思索、考究和寻找答案。这是进一步的理论运思与工作。当然，这里仍然是决策者未必也不可能掌握众多学科理论，而是依靠有关专家的知识和智慧，集思广益，最后做正确、高明的决策者。但是，在总体上和贯穿始终的，干部、领导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等基础理论、统领理论，来率领其他具体学科的理论与学说。从上述举例中可以看出，有没有这种理论思维的掌控，是大不一样的。运用这种理论思维，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正确、有效、眼前与长远结合、综合效益的获得、负面效应减少到最小甚至没有等，都是可以预期的效果。

再说说理论兴趣问题。

兴趣是思想和感情的指向，凡人们对某个事物在思想和情感上都爱之甚笃，注意力与心力的投入，都进入深层次，就会产生兴趣。理论兴趣，既是智性活动，又有情感注入。由于内在的需求，去学习、体会、钻研、深究，其活动不仅有智慧的创获，而且有情感的愉悦，所谓饶有兴味即是。理论兴趣是一种高层次的趣味。高尚的趣味，高文化含量的趣味，有意识地培养这种兴趣，是提高思想水平、政治修养、工作能力、整体素质的重要方面。作为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作为“实践着的理论家”，养成理论兴趣，是十分重要而具有实际效益的——有利于工作、有利于事业、有利于人民。我们现在很缺乏有理论兴趣的干部。

前面提到，这三个理论修养是递进式的，即从具有论理意识，经过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理论思维，久之养成理论兴趣。如此逐步上进，逐渐进入一种高深的思想—理论—学问的境界，从而成为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用人才；既贡献于人民，又为自己的人生创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