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即已出现的人类文化新走向，现今已经凸显其发展路径和主要质素，并形成了新的文化构成，其趋势鲜明、其态势勃兴、其气势汹涌。这是地球村里人类文化的新潮流、新格局。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它、面对它、接受它，并且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审慎的态度和积极的精神，来选择正确的文化战略和发展路径。因为，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文化必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而这种文化转型所处的世界文化大环境、人类文化大格局，正是我们“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大环境”。正确选择民族文化转型的道途和核心内涵，十分必要且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一，“当代人类文化新走向”的首要表现，就是人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其基本内涵则是从“征服自然”——“开发—利用—掠夺—榨取—毁坏自然”的战略和道途上，转向“保护自然”——“保护—开发—利用—养育自然”；在文化精神上，从“敌对自然”转向“敬畏自然”。

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在其《人类处在转折点》的研究报告中，令人警醒地指出：在最近300年中，人类的进步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结果，“‘人定胜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值得警觉的是，“对那些大自然暂时还不肯退出的阵地，人们认为最终攻克只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说，人类还要继续“征服自然”，占领地球上尚未被毁损的“最后的阵地”。但是，大自然虽然退却了，却并没有被征服。而且，它已经成为人类遇到新危机中的强劲“对手”。“大自然并未被征服，而是更加难以捉摸，更加难以对付，这是人们未曾想到的。”报告指出，人类“征服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经济增长，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却成为当前危机的原因。而且，这种包括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在内的“症候”，是一种“危机综合征”，它旧的未去，新的便已接踵而至。^［1］自从这个理应令世人警醒的报告发表以来，已经过去40年了，很遗憾，情况并没有根本的转变。人类继续在“征服自然”，实际是掠夺和毁坏自然的道路上作为。污染，成为覆盖地球的通用词。大气层、空气、山岳、河流、海洋、森林、土地，无不遭到严重污染；人类食物普遍受到污染后进入人体；人类自身也遭到污染。每天有物种在地球上消失，物种灭绝的危机濒临地球村。生物多样性严重退化。人类三大家园（自然—社会—心理）均遭戕害。社会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等文化、精神领域的危机伴随而至；而且，空间扩大（遍及地球村）、领域增加（无处不在）、性质恶化、程度深邃。发达国家一边治理且收效巨大，一边却仍然制造危机或者转嫁危机于他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在全力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在GDP崇拜中，沉浸目前利益而大刀阔斧地制造新危机。生物学家发出了令人震惊而必须惊醒的警告：“人类将‘导演’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此前五次的生物大灭绝皆出于自然的原因，而第六次则是人为的原因。人类这种居于地球“霸主”地位的状态，必须改变。因为地球大破坏、生物大灭绝，最后必然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

正是这种“危机综合征”和生物大灭绝的警号，促进了人类的觉醒。大自然的警告和报复，不能不使人们“停下来”反思：我们应该怎样继续生存下去、应该怎样克服危机、应该怎样与自然相处？ 答案只能是“回头是岸”：纠偏补罅，改弦更张，改变自己的文化方向！当年，罗马俱乐部报告中便提出了“有序增长”的概念和发展方略，以后全球性共识形成——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中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生存、共同繁荣。这就是新的文化精神，新的生存策略，新的文化方向。

第二，人类调整文化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核心内涵，就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的再认识、再批判、再选择。

源自欧洲的社会现代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现代性”的系统认知、构造模式、实践纲领和目标体系，它深深地打下了欧洲文化的烙印，注入了对传统的欧洲式批判体系，形成了欧式—西方现代化模型。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以色列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特指出：“现代性，即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是在伟大的轴心文明——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含有强烈诺斯替成分的异端理想的转型而得以形成。”^［2］“现代方案——即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首先是在西方，在西欧和中欧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须有一些思想和制度前提。”^［3］这种欧式——西方现代化方案——模式，由于它创辟了一个新的西方世界，改变了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以至成为全球现代化追求的统一目标，许多国家和民族，纷纷步其后尘。但是，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行动和其结果所造成的社会现实，却在巨大经济业绩、社会进步和幸福生活之外，同时存在并不断增加种种负面效应。对此，从20世纪初就出现了质疑和反思，批判之声反映在种种论著之中，至20世纪70～80年代，人们提出了“现代性是不是出了问题？”这样的严重质疑，甚至有识者提出“在现代化道路上竖起了一块牌碑：此路不通”（不是说不能现代化了；而是指像这样的现代化，其道路走不通了）。

对于这种几乎达成共识并成为全球共同选择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界在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种理论概括和文化批判。人们意识到西方现代化所形成的西方现代性文化，一方面创造了长时期的空前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制造了同样空前的自然毁坏和社会灾难。“现代社会理论产生以来，‘现代性’如同‘鬼魂’一样，始终缠绕着现代社会理论家的思考活动，成为他们进行理论建构的中心主题。”“鲁曼、伊莱亚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和季登斯五位思想家……都将思考的主要方向指向‘现代性’的问题。”他们共同“意识到‘现代性’社会和文化的‘危机’、‘病态’”^［4］。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人类学理论（Bourdieu’s Reflexive Social Anthropology）、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伊莱亚斯的文化过程理论（Elias’ Culture Prasess Theory）、季登斯的结构化理论（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特别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 Tteory），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梳理、分析、反思和建设性的理论建树。他们的理论归宿都指向重构现代性、重构人类文化，实行新的现代化模式。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西方现代化模式，所谓“古典现代性”，“从娘胎里”就带来三个方面的“先天缺陷”。

创辟和取得社会的现代性，以实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首先在文化上，立足于对于传统的批判和摒弃。在工业化、经济起飞和科技日新月异发展并武装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真正是一切“传统”都要在“现代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而后在实际生活中被扬弃，去旧迎新，开辟新的社会发展和生活模式。没有这步行动，就没有现代性的获得。“现代性”就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悖论也由此产生：越是创获现代性，对传统的批判—破坏—摒弃越是全面—深入—彻底。而同时，越是取得后者的胜利和前进，现代性的弊病就越加显现。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人类处境问题”，认为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愈来愈重要的人类困惑。直至当代人类感受到“失去家园”的惶惑和忧伤，而产生“回家”的意愿。“‘无家可归’是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变化的主要特征。”^［5］因为，家庭破毁、亲情疏离、人情淡薄、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生活失去历史感、意义感、归属感、认同感，人们心理上感到“难以承受的轻”，好似虚悬在半空中；吸毒泛滥，艾滋病肆虐，社会犯罪泛化，恐怖主义张狂，心理病、科技病、城市病缠绕着人们。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有高达10亿的人遭受心理疾病的折磨，自杀成为许多人寻求解脱的悲剧选择。如此等等，都使现代人感到心灵上的“无家可归”，产生“思乡情”和“归家”意愿。现代哲学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代人的“乡愁”。“对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来说，从西方文明生发出来的‘哲学’，原本就是因了人从其居所放逐出去而发生的。……诺瓦利（Novalis）的看法：哲学本质上是思乡症——普遍的要回家的冲动。”^［6］实质上，这种“乡愁”就是“从‘原有居所’中被放逐”而产生的对于“传统”的某些方面的系念，“回家”，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个“家”的怀想和思归。这种“思乡病”同时还是过度物质享乐和科技依赖所造成的精神性虚弱和渴望，其中自然也包含对传统中人文精神的怀念。美国著名的“迷惘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问世时，它的书名及其内容与文化意蕴，正是体现了这种从美国国内到国际的“思想意识的变化”，“‘垮掉分子’的文学运动来得正是时候，说出了世界各民族的千百万人盼望听到的东西。……异化、不安、不满早已等在那里了”。他们的“寻求”和“在路上”都是精神层面的。^［7］这是西方现代性“先天性缺陷”之一。

另外，现代性文化是从西方“‘开物成务’的外倾型文化”（钱穆）中脱胎而出的，它正是征服自然、向自然开战、向自然索取的现代化进程的最佳文化底蕴与文化取向。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利用日益发达的科技支撑下，不断地“开物”，也就是不断地扩大、深化、掠夺性、破坏性地向自然开掘资源、能源，日益造成自然的毁损与污染，直至今日之“三大家园”的破坏、三大关系（自然—人—社会）的紧张和社会生活的三大倾斜（重物质、科技、个体，轻精神、人文、群体）以及两种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分殊，这种现代性文化模式的出现。这是现代性借西方文化的“开物成务”秉性而发展，也是西方文化凭借现代性发展而施展其“开地球之‘物’以成其经济、文化之‘务’”，相得益彰，互促互进。以致体现出“现代性”在物质世界和人间社会的“嗜血”的野蛮主义。正如艾森斯塔特在其所著《反思现代性》一书的第三章以标题指出的：“野蛮主义与现代性：现代性的破坏因素”，他开章明言：“野蛮主义不是前现代的遗迹和‘黑暗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体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8］他甚至深刻地指出：“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9］前者，我们从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中以及世界性的事实中，看见众多属于人类物质上和精神上获得的“解放景观”，空前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提高了人类的幸福水平；而后者，则正如作者接着指出的：“纳粹大屠杀恰恰发生在现代性的中心，成为现代性的负面毁灭潜能的极端表现和象征，显明了潜藏于现代性核心的野蛮主义。”^［10］这是“现代性”的第二个先天缺陷——来自西方“外倾型文化”的文化本性和取向的先天缺陷。

“现代性”的第三个先天性缺陷则是社会制度性的。

被哈贝马斯称为“把现代性上升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的黑格尔，揭示现代性的三大内涵就是经济发展、市民社会和个人自由。他“哲学性”的命题是：“财产是自由的最初定在”，他“强调财产的私有性质”和“反对财产平等”，他指出市民社会“是私利的领域，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并且也是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11］这从实质上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直接揭示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同步“混融”地发展的历史事实。可以说，“现代性”是凭借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而资本主义则靠创获“现代性”而建立和发展其社会制度。“马克思将现代化的过程直接地同资本主义的兴起连在一起……对他来说，现代化首先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意味着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形成和完善化，也意味着有资产阶级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的全面形成，同时还意味着由这种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整个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12］这样，“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文化品性，就决定它会使获得现代性的现代化社会，必然带来一切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这种弊害发展到资本主义后期的当代，就自然地显现现在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恐怖忧伤的“现代性综合征”。

前述人类调整文化方向的总体文化新走向，就是针对这样的“现代性三个‘先天性缺陷’”，及其所造成的长期以来存在而又越来越恶性发展的问题，而产生的文化新质和新质文化。

哈贝马斯给出了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命题，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宏伟的历史工程，并未结束，仍然在发展中。有的学者则提出“救赎现代性”——“救赎”（redemption）本是西方各种宗教的元叙事，现在则被用来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和拯救，并希冀通过救赎来重新塑造人类的未来，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共同体。人类如何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现代性？如何救赎现代性？那就是要为自己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对传统的过度破坏和遗弃所造成的危机和“处境”付出代价，并且“回头是岸”，改变现代性的固有“属性”和模式，在全面反思的基础上，重塑、重构现代性诉求和文化内涵。

第三，上述对“现代性”的反思，自然和必然地提出了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保护自然的思想和文化道路。

20世纪60年代初（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中，曾以详尽的资料，就广泛使用杀虫剂等问题，大胆揭示了人类可能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的严重问题。她在卷首申明以自己的著作献给艾伯特·施韦策，因为他提出了惊世之论：“人类已经失去预见和自制力，人类自身将摧毁地球并随之而灭亡。”她还在扉页引用了济慈的诗句：“湖上的芦苇已经枯萎∕也没有鸟儿歌唱。”^［13］她当时虽然受到严重而恶意的攻击和污蔑，却成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对人类的生存与幸福，其功至大而深远。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所写的“引言”中，赞赏卡森说：“她唤醒的不只是我们国家，还有整个世界。”他还写道：“她将我们带回到一个基本观念，……人类与大自然的融洽相处。”戈尔慨叹地写道：“已有人尝试走这条路了，但几乎无人像卡森那样将整个世界领上这条道路。”^［14］但是从那以后，虽然环境保护运动在全球逐渐开展并起到遏制和补救作用，使人类破坏自然、毁灭地球的行动有所收敛，成效甚为显著；但是一来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二来人类并没有停止可能毁灭自然连带毁灭自身的开发榨取自然的行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里也是如此。生物灭绝和地球毁损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到了不可不刹车的地步了。因此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高调、激越、普泛的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的强烈呼吁和实际行动。人类总体上已经恢复预见和自制力，整个世界已被卡森唤醒，被她领上了“与大自然融洽相处的道路”。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在20～21世纪之交时期，人们已经提出并实施了新的发展理念以及建立生态伦理、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观念。发展，应该包含对自然的保护和养育，应该在与自然融洽相处的前提下求得，破坏自然的发展是非发展，其效应是负面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上不只有人类”，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不只是资源与开发的关系，而是共同生存与繁荣的关系。汤因比与池田大作于20世纪关于21世纪的对话中，就曾深情地提出：“人类应该羡慕鲜花与小草”；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肯尼亚妇女马塔伊，在领奖讲演中表示：她向往小溪中的蝌蚪，她说：“我希望非洲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到在小溪中嬉戏的蝌蚪！”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面向秋野》中深情地抒写道：我们要“通过大自然与人的思想和情绪的有机联系去认识大自然”；他说：“一片最渺小的白杨树叶也有它自己的有理性的生活”，“每一片秋叶都是一篇杰作”“每一片叶子都是大自然的一篇完美的作品”^［15］。让人们重新听见蛙声，让芦苇不再枯死，让鸟儿飞翔，让我们通过大自然与我们的思想、情绪的联系去认识和理解大自然，让我们尊爱一片片树叶这样的大自然的杰作，理解并尊重它们的“理性生活”。这是人类平常而又重要、如今难以得到的享乐！尤其居住、生活在“水泥森林”中的城市人更是如此。大自然及其物种多样性，不仅以物质资源养育人类，而且，以大千世界的山水林田、海洋河流、草原旷野、鲜花绿荫、鸟鸣虫吟以及清风明月、蓝天白云，构成美丽蕴藉的世界，构成人类美好的家园，而且涵养人类的心灵与性情。

因此，人类的伦理观念应该从家族和社会的固有范围中突破，将“自然”和所有物种纳入其中。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将人类纳入自然界，他只是“地球之子”中的一员，他既不是地球的“霸主”，也不是地球的孤儿，他与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界共生共荣。人类的伦理观念应该是生态伦理；人类建设的文明，应该涵括自然在内，是生态文明。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伦理，破坏生态的文明是反文明。这些，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的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了。

第四，与上述诸端紧密联系的，是对于科技发展和科技本身的反思。对科技的反思，是人类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重大反思之一。

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乃至产生持续的科技革命，无疑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现代性的获得也完全离不开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与不断的革命，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巨大的财富和高水平的福利生活。人类的幸福随科技的发展而水涨船高。但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这已成为世界共识。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在他的《现代科技与人类》文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提供了种种新的可能性，而使这个时代成为了不起的时代。在这些可能性中，一些将人类引向幸福与繁荣，一些则将人类引向恐怖与毁灭。”^［16］运用科技对自然的开发，其破坏的广度、深度以及某些“万劫不复”性，都是超等的。现代科技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人的体质以至精神层面。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科技。科技病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新病症，苟发之，就是怪病、特异病、疑难病症。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医药的、饮食的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种种弊害与病害，都损伤人的肌体以至人的精神和心理，甚至影响到人际关系。汤川秀树这位物理学家发出的警策语，值得人们认真谛听：“无论如何都无法肯定地回答说，科学必定给人类带来幸福。”“与其说科学发展让人性的各个侧面得到体现，并帮助人类形象的形成和发展，毋宁说，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人性的整体性被分裂和破坏的趋向。”“本以为自己是操作机器的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离开机器的帮助就无法生存的动物。”^［17］

当然，所有这些弊害、病害，都绝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问题出在人类如何使用科技和掌控科技；问题在于人类的科技思维、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现代化目标引发的人类科技思维和科技战略，是以“对立”意识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来开发利用自然。应用科技创造发明、开发自然，实现经济起飞，提高生活福利：这是人类科技思维、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的逻辑。但是，科技“双刃剑”的威力也由此产生。不要说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也不要提农药杀虫剂等，即使是医药这种造福人类、治病救人的科技，也在“造福”人类的同时，损害人的肌体和心理。电脑这种新科技，在发挥极大的用处和好处的同时，也带来电脑病和心理症状，引发社会犯罪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这里，科技对人类毫无负责任的必要，它“自在”地存在着，发挥着它的巨大造福人类的能量；问题是人类自身的使用不当，由此，新世纪的声音是：“人性地使用科技”和“使科技具有人性”。这一新的文化走向，定会使人类处理好人与科技的关系，使科技充分发挥其造福人类的作用，而抑制、遏止、消除由于人类自身的“非人性、反科学的使用”而造成的祸害。

这里自然还涉及工具理性、技术理性问题。在对科技的反思中，提出的这个概念，揭示了科学技术社会化并同行政力量结合，成为统治人的力量的异化现象。法兰克福学派在“工具理性”的命题下，对科技与社会的结合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其异化的“症状”，给予了系统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单向度社会”和“单向度人”的概念的提炼，揭示了“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损害社会和对人性的弊害。这里揭示的同样不是科技自身的问题，而是人类自身如何使用科技的症结。由此，新世纪文化走向的一个方面，就是使用伦理道德观念、立法手段以及相应的种种人性化的方式方法，来人性地使用科技和使科技具有人性。比如对个人电脑的使用和对网络文化的掌控，就可以和需要使用这些手段来诱引、指导、规范人们行为，以及打击犯罪。

第五，事实上，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问题，还涉及一个大科学——科学共同体的发展问题。科学共同体协调共同发展，尤其社会科学在共同体中的结构比的比值在上升，这也是当今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新走向。

科学，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四大科学部类组成的科学共同体。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的、切近的、可见的效益的凸显，以及它在人类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得到长足的发展，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和行政机构紧密结合，其发展和受重视的程度，都远远高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社会蔓延、掌控人们的思想，几乎使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对于人类不可估计的意义和价值，被人们所轻忽，甚至不知其存在。而实质上，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来说，就人类的文化进步来说，科技是解决战术问题的，而社会—人文科学则是解决战略问题的。这里，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性质与功能不同。社会—人文科学本性就是探讨和解决人类社会—文化应该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发展中出了问题如何遏制其弊害与解决其症结等，而这些自然科学是“不过问”的，因为它的本质就是研究和揭示自然——物质世界和技术领域的现象和规律，并使之为人类服务。

不过，长期以来工具理性引发的上述种种问题，尤其是种种社会问题的丛生与迸发，使人们逐渐对社会—人文科学引起重视，尤其对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引起了重视，给予了关注和加强发展的支撑。20世纪末期，即有学者提出：21世纪是社会科学的世纪。这自然不是说只剩下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是指社会—人文科学会得到更多的重视、更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结构比的比值会大大上升。尤其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两栖分化的状态，会很大地得到改变。特别是在大科学——科学共同体中，彼此协调共同发展，将大显神威。社会—人文科学，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获取知识、智能和方法论的支持；科学技术从社会—人文科学中汲取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以及如何与社会结合等。新世纪需要和能够产生的是精于两种文化的精英，既掌握了科学技术又了解社会—人文科学，并将后者运用于自己的认知系统和研究之中；同样，社会—人文科学家，也掌握基本科技知识，并以其为自己的知识背景和智力支撑。汤川秀树有一段话，也许可以说是预言了这种混合协调宏大研究对象的体系和大研究格局：“从科研的角度来看，理、工、农、医式的学科划分有时都会感觉受拘束。更极端地，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那些既无法包括在自然科学也无法划分到人文科学或者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对象，在将来会变得愈加重要。”^［18］这里所说的大“研究对象”，现在丛集地出现，也被人们以大课题、大团队、大投资的方式，或者以个别的方式，由具有“双科学”优势的科学家们，开始从事研究了。

第六，人类认知能力的空前提高和人类对世界—宇宙—自身的新的认识、定位，以及由此确立的新的文化视野、文化进化与文化襟怀。这仍然是在进展中的人类文化走向。

据科学家估计，人类至今面对宇宙，还只是认识它的百分之六，极大部分还是未知宇宙空间。不过现在人类的认知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了，借助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人类可以从“四个维度”，即原来的宏观和微观之外，再加上钱学森所说的“宇观”和“渺观”来观察世界和宇宙了。人类可以离开地球来观察、研究地球，登上月球和火星，进行信息采集和观察研究；人类不仅研究物质，而且研究反物质、暗物质，不仅研究能量，而且研究“暗能量”，还在研究反氢原子、研究“上帝粒子”。人类可以更宽广、更遥远、更深邃地观察、分析、研究大千世界和茫茫宇宙。既有的理论、学说，不断遭到质疑以至改变和推翻；新的理论和学说不断出现，有的已经被接受或者初步确认，有的仍然在进一步探究中。不仅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在经历着这样的巨变和发展。比如历史学，提出“长历史观”，即世界体系的历史不只是欧洲500年资本主义体系，而是5000年的人类历史体系；不是欧洲中心，而是多中心。还有“大历史”的命题：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大到大爆炸产生宇宙这样的时空观，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宇宙大爆炸”→“无生命宇宙”→“地球上的生命”→“早期人类的历史”→“全新世”→“近代”→“现代”→“展望人类多种未来”。这就是大体的路径和体系。^［19］

人类已经进到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人类具有了新的文化视野、文化进化，产生了新的更阔大、更深邃、更明晰的文化胸襟。人类对于社会、自然、人自身，都具有了新的认知、新的观念、新的态度，其胸襟更广阔、更深沉、更豁达、更宽容。

第七，电脑普及与网络文化的发展，引发了人类文化习得、传播和积淀的第四次革命，并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势不可当，前途尚难估量。

电脑的普及和网络文化的发展，使人类文化的习得、传播、积淀、传承，实现了第四次革命（第一次，语言的使用；第二次，文字的创造；第三次，印刷术的发明）。这次革命，其能量、作用与意义，均远远超过此前三次革命。其使用之普及、其作用之巨大深邃、其影响之广泛深远、其参与人之众多、交流之广泛遥远深入等，也均非前三次革命所可比拟；其对人类的工作、生产、生活作用与影响之广大、多样与深入，也均非此前三次革命所可比拟。它使人类信息—知识—智能之传播、交流与掌握，达到了朝发夕至、朝发夕知，甚至即发即知的程度。这就引发了人类知识体系和文化构造的根本性变化与空前的发展。它现在仍然在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地发展、提升并高智能化，它的现实存在与无限潜能，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纪元，更是以“龙头”之姿，带动并预示着人类文化的难以预计的发展和变化。汤川秀树曾经表示：“不论在广义还是在狭义的意义上，我都希望20世纪后半叶是人类智能得到全面、纵深发展的时代。”^［20］现在可以说，他的这个希望已经实现而且远远超出了他所期盼的程度，因为，电脑、网络文化具有开发人类无限潜能的潜能。有学者估计，“一个人所发挥出来的能力，只占他全部能力的百分之四”，而人的下意识、创造力和精神潜力等，都是人类尚可大大开发的潜能。电脑—网络文化正是前所未有、威力无穷的人类潜能的“挖掘机”—阀门—启迪器和杠杆。^［21］现在，人们正在发挥自身的智能，开发利用电脑、网络文化的功能，创造文化、发展文化，推动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和智能的超常发挥，其前途现在还无法估计和预测。

当然，如前所说，电脑—网络文化也是“双刃剑”，它的负面作用和效应，也是空前的、广大而深远的。它涉及社会领域和人自身。社会犯罪、精神污染、信息误导、“黑客”侵害，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智能化的；它对人自身的戕害，包括生理的、心理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的等。目前即已提出了许许多多这些方面的问题和社会公害，亟须规范化，立则立法立德（建立新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律）。

无论是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其发展与抑制、掌控，都是人类文化的重大走向。

第八，人的新的生活理念与价值观、幸福观的建立，已经是新世纪的重大文化走向。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我们的价值观的核心和底蕴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生活是真正幸福的？现在，对这一切都有了新的答案，而且不仅是理念上的变化，事实上已经有了行动，已经有人这样来生活和“过这样的生活”了。

丰厚收入—物质享乐—物欲横流，在这样的生活理念指引与规范下，人们生活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在科技发达、现代性不断实现的情况下，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价值观，长时间统治着人们的心灵，并把幸福观建立其上。但是，从20世纪初，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怀疑已经产生，并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滋长，直至20世纪末而深入反思，醒悟之声起伏，新的理念、新的生活信条、新的价值观和生活追求，在发扬滋生，尤其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人们在困顿中，感受着物质享乐的乏味和精神疲劳，感受着高消费和高节奏生活的疲惫与意义逃遁，感受着缺乏亲情、家的温馨和归属感、意义感的失重，感受着科技依赖的生活方式的机械化和“不能承受之轻”，感受着城市生活的逼仄紧张气闷的苦恼……人们在寻求并创获新的生活方式。生产与消费模式的结构性改变正在产生，“‘物’的时代已经画上句号”，“世界将进入重视‘身心’价值时代”，“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将转向更加重视健康、安全、环境以及知识和文化”^［22］。新的金钱观、价值观显现：比尔·盖茨将以亿计的美元财产的百分之九十捐献给世界慈善事业。“时间就是金钱”的生活准则，被“时间（指与亲人在一起共度的时间）比金钱更重要”所取代。新的生活理念和圭臬出现了。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享乐主义的“优皮士”（Yuppies），现在有一个新阶层则渐渐涌现，他们被称为“Yawns”，即Rich and young but frugal（年轻、富有但生活朴素）的缩写。他们的生活理念是，收入可观但坚持朴素的生活方式，努力谨慎地对待地球资源，重视家庭生活并关注慈善事业。紧张—休闲的整合与调节，节奏相对放慢，在物质与精神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并适度向精神倾斜。人们创辟城市中的乡村，或者休息日走出城市悠游乡间或旷野、森林、溪流边。“幸福”概念中，物质、金钱的分量和价值降低、减弱，而精神、文化的价值增加。生活中的三大倾斜（重物质、科技、个体，轻精神、人文、群体）被纠偏，颠倒过来。两位中国花甲夫妇“背包走天下”，写出“幸福的感悟”：“物质财富满足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给人带来享受；文化产品满足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给人带来精神幸福。”“简朴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生活，和谐的情感生活。这个多元的世界，包容了多元的幸福、多元的选择。……追逐心中的梦想，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我们觉得，这就是幸福的真谛。”^［23］

总之，文化在生活理念、价值观和幸福观中，被凸显、受重视、浸润整体。尊重与亲近自然、简朴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生活、和谐的感情生活，是幸福的组合。

第九，人类对自身的重新认识与定位，是人类文化当今重要的、带根本性的走向。

“我在何处？”“我是谁？”“我该如何自处？”“我为何而活，活着的意义何在？”这些“人之问”，是自从人类产生意识以来，自从人在自我意识中，把自己与“自然”分离开来之后，就产生的疑问—自问—天问。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个“天问”，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明确或不明确、自省或不自省地存在这个问题。历史上哲人圣贤对此做出了种种回答，都有各自的道理。康德说“人是目的”，笛卡尔说“人是智能实体”“我思故我在”，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达尔文说“人是动物本能”，拉梅特里说“人是机器”。现在，人类驰骋宇宙，凭借宇观—宏观—微观—渺观的思维—考察能力，凭借现代高科技，凭借知识领域的空前阔大，凭借对自然的认识更广大、更深远、更具真理性，对自然产生了新的认识，由此回观自身，也产生了新的体认，并且对“人与自然”的认识也深入了、提高了、变化了，也是向正确的方向更大大前进了一步。由此，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对自身有了新的定位。

人类不再只是限于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等学科的视角来定义人、认识人自身以及确定在世界的位置；而是用广阔深远得多的视角，把人类放到宇宙的、自然的广大环境中，放到从宇宙大爆炸开始的广度悠远的时空中，来定义人、认识人，并确定其位置。于是，“征服自然”的思维和对人的定义与定位，都得到重要的修正。人类再不是自然界的“霸主”和征服者，而是茫茫宇宙中小小地球的一员，是“自然之子”中的渺小的一员，是千万物种中的一员。人类绝对征服不了自然，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利用势必遭到报复，其力度，是人类难以承受乃至承受不了的。久远的且不去数落，就是最近时期以来，从“非典”到“禽流感”，从海啸到地震，多少自然稍一发怒发威的现象产生，人类的灾害就多么严重、损失多么沉重，有的几乎是万劫不复。人类的醒悟既已到时候了，又是尚未为晚也犹算及时。

现代性是以个人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它与资本主义相伴生。现在，人类从这个方面觉醒了。除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与社会的关系。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是依赖社会而生存、发展和求得个体的幸福的。任何个人都离不开社会。无论何人，无论拥有多么大的权力，或者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都离不开社会，其所获得和拥有，都是社会的“赐予”。还有人与“他者”的关系。每个个体，都是与“他者”同在共存的，个体是在与“他者”发生关系、在“他者”的互动互生中生存和发展的。只有在“他者”的“眼中”，在“他者”的存在中，个体才有意义、有价值、能幸福。那些认识不到这一点，把自己的位置摆不正的人们，无论权力多大、财富多多，都是可怜的，最后只会倒在幸福的门外。这不是一种推论和武断，而是千万年的历史、千万人的人生所证实、所昭示的。

作为宇宙中渺小的一员，与自然和谐相处、与社会和谐相处、与“他者”和谐相处，“人类—自然—社会—‘他者’—‘自身’：和谐融会，共同生存、发展、繁荣、幸福”，这就是答案。人类需要建设的是生态伦理，需要建设的文明是生态文明，这就是答案。当然，这些还不是最终答案，也不存在最终答案。答案会随着人类的认识的进步、提高、发展，而不断发展。

第十，人类文化的重塑与重构，是当今人类文化走向的重大课题和进程。

人类至今遭遇的问题和巨大麻烦，都是人类的文化过程所造成的，其中包含文化刺激、文化生态与文化模式等。经过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百年反思”，特别是文化反思，人类悟到了必须在文化上改弦更张，才能够扭转局面，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向着真正的人类幸福的道路前进。

首先是对于商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和由此引发的“文化灵感”，设想应该在这方面重塑和重构新质人类文化。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约翰·博德利对商业文明的弊害和对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论证。他认为，当今人类问题与特定的文化过程，其中包含文化刺激、文化制度、文化生态等有关；问题出在基本文化模式上。因此人类问题的解决归根于文化问题的解决，要重新思考和设计、开辟新的文化模式。我们应该立足“全球意识”和“全人类意识”，立足于“跨文化与跨国家”视角的立场和思考方式，来探讨解救之道。约翰·博德利论证，这是因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其核心就是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高度和过度的消费、不加遏制的增长以及不可持续的发展，对物质世界进行了摧毁性的掠夺和榨取，损害了物质世界并遭到它的严重报复。而这一切都根源于商业文明。约翰·博德利指出，人类在18世纪末，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的社会文化体系”，并塑造了文化和制度的基础设施，“创造出了以增长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全球以巨大而复杂的市场为基础的社会”；这种文化变迁，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而“当代文化变迁最突出的组织特性是它完全依赖商业推动力”，“这种商业化过程产生了一个全球规模的社会，……它对生物圈、文化演化过程及人性本身的影响无法预料”。“现在全世界65亿人都被编织进了一个单一的商业网之中”。因此，博德利指出：商业文明已经成为“文化霸主”，“当今社会面临的许多紧迫问题，像全球变暖、资源匮乏、生态恶化、贫困和冲突，这些问题是全球商业文明基本文化模式中所固有的”。^［24］

这里的逻辑思路就是：商业文明的一切活动，尽管涉及无数生产领域和部门，涉及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是，归根结底都“落实”到、归结到人自身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以及精神消费的物质基础，都是为人的衣食住行，即“日常生活”服务的。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刺激”。它引起不可持续的增长。所以商业文明实质上就是消费文明。由此才归结到问题的根本是“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由此，博德利的结论就是：当今人类问题是文化问题，“要解决当今人类问题，需要在所有可能的文化领域中仔细评估世界组织起来的文化方式。……人性化、政治化和商业化过程塑造我们的生活，……只有在这三个文化过程达到平衡基础上设计文化机制，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25］

因此，重塑和重构人类文化，首先就是调整商业文明的“霸主地位”，摆正它的文化位置，掌控乃至适度遏制它的作用、影响的力度、范围和深度。其要义则在于人类自身的控制消费、遏制不可持续的消费。而前述的“过朴素生活”“时间比金钱更重要”、富足但生活朴素并关心环保和慈善事业等新的社会态度、文化刺激、文化胸怀，都是人类文化的重塑与重构的一种现实表现，一种实践行动。

西方文化中心观念和地位的改变，西方现代化道路在选择上和执行上的改变，则是人类文化重塑与重构的另一个重大方面。史蒂文·赛德曼指出：“人类本质的一致性、个人是社会和历史的创造力量、西方之优越性、科学即真理的观念的假定以及对社会进步的信仰”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内核和要义，它伴随着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广泛传播、侵入、浸润世界各国和地区，是君临并改造其他文明的文化霸主。但是，“这种文化现已陷于危机的状态之中，……西方社会正发生着一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人们怀恋“那些往昔的、地方的传统”，出现了国家和经济、文化的“反割据”（de-territorialization）^［26］。世界性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兴起、复兴和对西方文化的质疑、批判与疏离等，表现了对西方文化的着意挑战和寻求新路的民族心态。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出新”，特别是曾经显赫一时、引世人关注并广受青睐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港台地区）经济起飞的成就，引起人们对另一种非完全西方现代化的瞩目。而由此也对它们经济起飞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模式引起关注和予以肯定评价。西方现代性文化那种对自然的破坏、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逐、个人中心主义、对科技的偏重等，而其文化背景与底蕴的，那种“开物成务”的外倾型品性与“征服自然”的文化性格等的偏颇，以及它因受资本主义物质追求的“文化刺激”所运用和强化等，也不仅遭遇外域的广泛质疑，而且也受到本身的有识之士的反思与怀疑。这样，西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霸主地位”和影响力便呈弱化趋势，而人类文化也就显现其重塑与重构的理论诉求和实际行动了。

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对东方文化的回眸。这是一种对人类文化的全面性反思与纠偏愿望的结果。现在西方至少已经把东方文化作为“他者”来审视自身文化了。而泰戈尔早在20世纪20年代访问中国时就指出：“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明之复活，……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27］钱穆论中西文化之异质时也指出，与西方文化之“‘开物成务’的外倾型”相对的，是中国文化的“‘人文化成’的内倾型”。季羡林则明确指出：“这个文化（引者按：指西方文化）已呈强弩之末之势”，并且提出问题：“西方文化衰竭了以后怎样办呢？”他坚定地回答说：“我的看法是：自有东方文化在。”^［28］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蕴涵着对宇宙、人类、社会的统合一体的哲思，蕴涵着敬畏自然、护卫自然，在此前提下利用依赖自然的“天道人道观”；认为天理即人道，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且人道应与天理顺应。这里存在着一种可贵的尊重自然、保护环境、遏制无限度劫掠物质世界的文化底蕴。足可成为对当今世界危机起纠偏补罅作用之文化资源与文化精神。中国的综合思维模式可以补西方分析思维模式之不足与偏颇。现在，老子、孔子、庄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和认真研究，译本比较广泛且为人们所关注，数百所孔子学院在西方国家开办，美国学者著书论述“通过孔子来思维”，老子哲学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大家的重视，这些正反映了这种对东方文化的新认识和用以补充、充实、“化解”被西方文化霸主统治的人类文化。季羡林关于世界文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系统论述，李泽厚关于“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以及“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的论证，则反映了中国学人对这种世界文化呼声的回应。季羡林生前在关于人类文化现在处于“中西融合”的问题，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论证，特别明确地指出：这种融合不是“中西文化对等地融合，不分高下，不分主次，像是酒同水融合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的平等融合。“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融合，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而是两种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吧。”^［29］对此，季羡林作了多次周详的学术论证。这种“东风压倒西风”的融合，可以视为人类文化纠偏的一种表现，但显然这种“东风”也已经不是原封不动的和故步自封的；它深深蕴涵着中国文化的传统血脉、精神气质、文化核心，同时，它也是历经历史磨炼、逐步变迁，特别是经历了现代文化进程洗礼的，汲取了新的文化，包含西方文化营养的。早已提出并拥有丰硕研究成果的新儒学的发展，以及近期提出的“新子学”，都表现了在西学和中西结合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其中已经融入了西学的成分。因此，上述的“融合”，是一种“现代的中学”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融合，是共同重塑和重构人类文化的共性，并不是、绝不是中国文化取而代之，由东方文化之一而成为人类文化的整体了。

不可否认的还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文化特别是悠久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在以新的文化资质和姿态，自然地和积极地走向世界，进入世界文化的新走向之中。以上，当然还只是以中国文化为例而言，此外，还有对古老印度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瞩目，也都融会于这一人类文化新走向之中了。

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平衡和“四大科学部类”（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协调共同发展，也是人类文化新走向中，重要的表现和内涵。早在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就有人提出：“21世纪是社会科学的世纪”。针对科技的负面效应而提出的“人性地使用科技”和“使科技具有人性”，则从纠正人类科技思维、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等方面，“响应”了支持社会—人文科学的潮流。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绝不能只依靠科技的威力和开发作用，同时也要接受科技思维、科学精神；尤其重要的则是从社会—人文科学中，汲取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以及对人生与生命的终极关怀，汲取对社会、人类、人性等方面的知识体系的把握，并贯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之中。而社会—人文科学，则应该了解、掌握科技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科学态度，从它们学习、了解有关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知识，学习其科学方法并结合社会—人文科学的特性，具体应用之。如果说以前是科技文化统率受到格外的青睐和实际的照顾，是“社会的娇子”，那么，现在则需要也正在“纠偏”，对社会—人文科学引起比过去更多的重视了，它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比如关于现今人类危机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予以重视并在实践中采纳。现今比较普遍认识到，既精通科技又精于社会科学，或者既精通社会科学又了解自然科学，才是新世纪需要的“通才”——专家。“四大科学部类”共同发展，实施“大科学”战略——大课题、大研究团队、大投资、大格局、大范围、大成果，是现今的一种重要研究模式。而这种发展势必引发人类文化的重要的新走向。

人类文化正在这样的新的世纪、新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也是在新的文化过程中，新的文化精神引导下，迈向新的通途。

人类文化的新质正在产生和发展。新的文化理念、文化模式、文化精神正在产生，以至有学者提出了前述的“轴心文明在当代复活”“人类第二轴心时代来到”，出现了“第二轴心时代”的思潮。有的学者就此进行了认真的论证。

雅斯贝尔斯曾提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先后产生了古代的高度文明。他指出：中国有了孔子和老子，印度产生了《奥义书》，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则有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等。现在是不是人类文化又进到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又进入了那样一个时代，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要看人类沿着上述的新走向走下去的情状，特别要看人类是否有在文化上迥然不同于前代的发现与发明，是否具有了原创性的文化创获，提出了新的文化体系、新的认知体系和新的文化图景；并且产生了既划时代又足可影响后世数千年的文化巨人。

“第二轴心时代”，这是人类一种美好的期待、一个美丽的憧憬！世人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