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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际国内科学、学术前沿，延续20世纪的研究视域与课题，面对当前的世界境遇，特别是遭遇到的严峻困境，并展望人类未来的命运，以及学术文化的发展需求与此前长期研究积淀的“水到渠成”，逐渐形成了一个或可称为“前沿课题丛”的课题集锦。它们集中地体现出人类跨前一步了解客观世界、改善自身景况、克服所处困境、解决迫在眉睫问题、推进文化进步，以创造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景，也表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路径。
这一“课题丛”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同时又是它们的综合的和整体的方方面面。这里，仅就这一“课题丛”所反映出的当代国际国内科学—学术前沿的大趋势，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当代新走向，分条作一极为简略而粗浅的扫描，并对其所预示的意义，予以窥测和简单陈述。
1.人类正以“四维观”即宇观、宏观、微观和渺观（钱学森曾提出，现在应该在宏观之上再添“宇观”，在微观之外再添“渺观”）的视野和智能，了解、研究多重宇宙，并深入研究多态物质。
据现在的了解，原来“宇宙”不是它原始含义的“一切”，不具有“唯一性”，传统的“宇宙唯一”的宇宙观被打破了。英国科学家宣称，他们可能发现证据证明，我们所在的宇宙只是一个更大宇宙中的“泡泡”，只是无数个宇宙中的一粒微尘。美国宇宙学家们根据2012年3月欧洲航天局公布的“宇宙全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宣称找到了“多重宇宙”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当然，这一新的认知和理论，还属于“初识”，需要进行研究和寻找更多的证据特别是“铁证”。而这一宏大的研究，如果证实确实存在无数个可能的宇宙，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建立的一切理论或许都要改写，而人类也会因为研究多重、多元宇宙，而更加了解自己的宇宙。“望星空”，我们对于宇宙还知道得多么少，眺望这浩渺环宇，我们已有的认知、科技、理论显得还非常原始！从这个“大宇宙观”出发，我们既感受到人类知识、理论、学说，对未知世界的原始和幼稚，又感受到我们人类整体和每个个体的“小宇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渺小。这种认知和感受，将会引起、带来人类对于自身和世界的种种新认识、新体验，而改写科学篇章，其中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包括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与生存意识。
与此同时，人类正在研究多态物质：研究反物质、暗能量、上帝粒子，研究“纳微世界”。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宇观、宏观的超时空研究，那么，这种多态物质的研究，就是对物质的主要以微观和渺观进行的最深层次的研究，是对物质的“看不见”的渺密世界的深究。“反物质”是“物质的镜像”，其中蕴藏着反质子、反电子和相反的中子，一切均相反；“暗物质”在宇宙中占24%，还有73%的暗能量，它们存在，但是既看不到又感觉不到，却发生着重大作用：它是黏合宇宙万物的“胶水”，没有它，星系早就分崩离析。暗物质、暗能量一旦破解，人类知识体系将大大推进，人类生活将具有更多可能性，而获得更美丽的新世界。希格斯玻粒子，被称为“指挥着宇宙交响曲的粒子”，它是物质的质量之源，由此被称作“上帝粒子”。
纳米尺度是十亿分之一的尺度，只有在高倍显微镜里方能看到，纳米技术构筑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介观世界，在这个介观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自然现象可以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纳米科技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集中表现，一旦在这一领域探索过程中现成的理论和概念，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认知世界，并给人类带来观念上的变革。纳米技术是21世纪经济增长主要的发动机，其作用可使微电子学在20世纪后半叶对世界的影响相形见绌。
对这些“非常态物质”的多态物质的研究，将使人类更深层次地认识物质、了解物质，并循此更深入地了解世界、了解自身。
2.对意识的科学研究、对“谜米”（meme）的研究、对人的“第二脑”（“肠脑”）的研究以及对“垃圾DNA”的研究。
“你的意识你做主吗？”这个疑问的预设回答是：人的意识是纯主观的，还是有客观的因素、生理的因素、非自主的因素？还有，人的“利他意识”是如何传承的？它属于人类的DNA吗？这样两个方面、两个范畴，正好涉及“两极”：“主观的客观性”和“客观的主观性”，也即是“意识主体性”的“客观基础”和“意识客观性”的“主观基础”。对它们的科学研究，使人的主观意识、文化心理寻求到一种客观的、生理的基础。也就是“主观的非主观性因素”和“客观的非客观性因素”。这种研究，将大大加深人对自身的认识，改观生命科学和人学。
一般或者说向来均以为，人的意识是完全主观的，是“自主的”；当然，会受到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他人的影响，但是，最终是“我反映”“我抉择”“我做主”。总之，意识是“自主的”，是人文性的。但是，对“意识”的科学研究，却以对待自然物的态度和精神，来研究它，来一个“追根究底”，即“意识”是不是具有自然的、生理的、肌体的客观因素，存在“非自主”性的作用，即客观因素排他（主观）性地对意识的活动起到一定的决定性作用？这里存在着疑问。正如心智哲学家丹尼特所言：“意识几乎是当代科学遗留下来的唯一谜团。”这种对于“个人存在的根本性质”的追问，意味着“意识”除了存在“功能”之外，还具有活生生的“现象体验特征”。这里涉及“意识的主观性”和“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这是“将生命的自创性”转向“心智的具身-生成（embodied-enactive）特征”，以确认意识活动的丰富性是经由神经相位的大尺度神经集合实现的，拉近“意识体验”与“其生物学基础”之间的鸿沟。
还有对“肠脑”——人类的第二脑的研究，更把对人类最高级的活动——大脑活动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即生物学机制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尔逊（Gershon）提出“第二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和热议。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对“动物（人类）与生物共存”这一普遍现象引起深度关注；2008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引人注目的重要文章“Who Are We”（“我们是谁”），“揭示了人类身体中来自父母的血肉之躯并不是我们身体中的主要生命单元，更多的单元是病毒、酵母菌、真菌和细菌”。“这些生物与人类形成互惠互利的共生体。研究表明，与微生物共生才是人类和动物生存的根本条件。”因此，人类肠内菌群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基因”。而在人的肠脑活动中肠道神经元和肠道微生物的组合，则组成了人的第二脑——“肠脑”，与肠道微生物共生的消化道表面的神经元，可以直接、迅速地感知食物以及代谢物对人的生物学影响，调节着人类的情绪和幸福感。这样，肠道神经元和肠道微生物组合构成肠脑，而肠脑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更多来自微生物的影响。——共生微生物调控人类及动物的情绪和行为；人体共生微生物减少可致心理和生理异常。
对“谜米”（meme）因子的研究，即对人类利他主义何以存续的问题进行研究。“人类利他主义进化的机制”，这一困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的难题，始终存在生物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分歧。前者不妨看作“客观论”“科学论”，后者则是“主观论”“人文论”。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道金斯提出了他的“‘谜米’学说”。“‘谜米’（meme），又译作模因、迷因、米姆、拟子等。就像基因是人类的遗传单位一样，谜米是人类文化的遗传单位。”“生物通过遗传的方式把基因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以保证物种的延续。可以说，谜米是文化的‘基因’，是‘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类似的那个东西’。”
道金斯根据希腊字根合成出“meme”一词，为读上去与“gene”音节相似，他去掉字头“mi”将其变为“meme”，并把谜米同基因进行类比，发现二者十分类似。贝克莱摩尔（Susan Blackmore）在“谜米”概念基础上构建了“基因—谜米”模式，以揭示人类利他主义的起源和进化问题。
上述两项研究，将大大深化和提高对人的研究，推进生命科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亦将大大推进。
与此同时和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一项更大的研究，即对“垃圾DNA”的研究。“‘垃圾DNA’是垃圾吗？”这个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又进一步把生命科学和对人的研究扩大和深化了。1972年，“垃圾DNA”的概念提出来，用来形容那些基因组上没有生物学意义的非编码DNA序列。据发现，人类的全基因组包含了超过30亿个碱基对、大约20000个基因。奇怪的是，即使把所有基因的序列加起来，也只有全基因组长度的1.5%，难道人类全基因组其他的98.5%都是垃圾？没有一种好的理论和技术手段来解释这个数量庞大的“垃圾”存在的原因。然而，2012年“DNA元件百科全书”（ENCODE）这个庞大的历时9年、由来自5个国家32个科研机构的442名科学家从事的“解密计划”，公布了其研究成果：科学家发现，原来，“多达400万个基因开关和功能调节因子，它占据了大约20%的基因组系列。这强烈地冲击了‘DNA序列=生物性状’的传统观点”。“传统基因概念已经过时，应该重新定义那些具有生物意义的转录本。”“应该说，ENCODE已经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思维，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基因组时代。”不过，ENCODE 的完成还仅仅说明80%的基因组可能有生物功能，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它们的机制，更不用说那剩下的20%究竟有何意义。
这一新的研究计划的推进，将更为大大地把生命科学和对人的研究，扩展、深化到新的更高的层次。
3.重新开启科学与哲学的对话，消弭“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离。
在自然科学研究高度发展的21世纪，世界著名科学家、有“宇宙之王”之称的英国科学家霍金曾说：“哲学死亡了。”他认为哲学“没有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步伐，特别是在物理学领域”。但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前医学教授、文化评论家雷蒙德·塔里斯（Raymond Tallis）在2013年5月27日的《卫报》上发表《哲学未死》（“Philosophy Isn’t Dead Yet”）一文，针对霍金的论断，提出了反论断。他认为：“现在是开启物理学（科学）与哲学（人文学科）新对话的时候了”，因为，他指出：目前是“物理学家接过哲学家形而上学之棒”的“最糟糕的时期”，基础物理学正处于混乱之中，需要哲学的帮助。他指出：“物理学若想进一步做科学研究，亟须一个新的思想框架，需要退一步重新审视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道理。”爱因斯坦曾经提出过，“除了看到那些明显可以观察到的数据和实体，还应该注意到间接的、看不见的、隐藏于事物背后的哲学道理”。这种物理学与哲学的对话，现在并不是因为“哲学已死”而停顿和取消了，而是需要重新开启新的对话。
这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重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对话。这种“两种文化”的对话，是两者长时期分裂之后的“弥合”、交流和交会。科学家需要从社会科学取得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整体框架；而社会科学家则要从科学技术中学习对自然、物质的认识与理解，学习它们的方法论，借助高科技的手段和思维。现在需要的是，事实上也已经存在两种科学体系的合作研究、交叉研究和互相渗透、促进、推动与启发的研究，也已经存在整个科学共同体的整体性研究的“大科学”思维与“大科学”研究，这是重启“‘两种文化’对话”的表现，展示了人类科学、学术、文化的新的发展进步的境界。
“气候哲学”这一应运而生、在中国还刚刚起步的一门新的哲学分支，其学科名称即足可显示“科学与哲学”重启的新的对话的性质，而仅其关注的核心——“碳排放空间的分配正义问题”，就融会了“新对话”的充足内涵。还有生态人类学，既体现了自然科学为人类学研究提供思路，又体现了人类学为生态建设提供保证，其“对话”性质也很显著而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还有神经经济学，探讨大脑的内在秩序及其与人类决策之间的关系，也是科学与哲学的对话的重要领域。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与研究工作的开展，正是“科学”与“哲学”新的对话的实证。
4.人类在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由此引发一系列有关文化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母题。
这一“人类生存攸关”的母题的确立，是由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中，其文化方向就是“向自然开战、向自然索取”，而且也确实开发、挖掘、索取、掠夺、利用了自然所能奉献的一切。但是，时至今日，从开发→利用→索取到榨取→“竭泽而渔”→破坏无余，因而使自然被整治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自然开始进行报复了。而自然一旦震怒和示威与施威，人类就缺乏承受力了。仅仅是小小的“发作”，就使人类无力回应以致万劫不复。一个极小地区的地震、海啸，一群小小的微生物、病毒，就使人类受到灾难的威胁。人类自己毁坏了自己的自然家园，面临物种灭绝、环境破坏、地球毁灭的灰暗前景，而人类自身也就面临末日威胁。因此，新的文化方向就是与自然友善，保护自然、养育自然，在此基础上、前提下开发利用自然。那种人类是自然的主宰，“自然唯我是用”的文化心态必须去掉，而易以敬畏自然、依赖自然、与自然共同存在与繁荣的文化心态。这一文化方向的改变、“转向”，就开启了一系列广泛而巨大的研究课题，涉及科技—人文社科的全面研究视域，要求科际整合，合作共研。其中，特别是开启、推动了涉及科学共同体和广泛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系列。人类需要通过文化研究，来确立新的文化观念、文化胸襟、文化境界。
5.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性质、功能、作用和功能之发挥，做进一步的基础性的广泛范围的深入研究。
前述人类正在研究多元宇宙和多态物质，然而，21世纪却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世纪”。因为人类正处于以自然家园毁坏为突出标志的困境中，而其重要原因正是人类的科技政策、科技战略存在严重问题，由此在20世纪就提出了“人性地使用科技”和“使科技具有人性”的使命。现在，寄希望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来纠偏补罅，使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扭转方向，拨正航道，冲出危境。所谓“社会科学的世纪”，就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能量、作用力以及发挥作用的范围、机制和启用机制等。在此基础上，进而更好地发挥社会科学的作用。由此，将会引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了解，引发它们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科学共同体”中的结构比比值，引发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进行大科学研究。预计这将会产生新的学科、新的交叉学科，带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发展和繁荣。
6.对现今“做戏的文明”的批判和新的“文明觉醒”的研究。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2年在西班牙出版了他的《做戏的文明》。他指出，当今世界，人类文化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娱乐、消遣成为“全球的激情”，文化平庸化，浅薄成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质匮乏，人们追求福利，艰苦时期之后，则是经济的非凡发展，美国、欧洲中产阶级快速壮大，于是享受生活，由性生活率先，一路发展，直至冲破道德底线。娱乐业大发展，广告推波助澜，不要烦恼、躲避忧愁和困惑，成为“社会风气”和“时代精神”。高雅文化的深刻思想和复杂密码曲高和寡，轻松愉快、荒唐恶搞，广受欢迎。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是轻松、愉快、易懂，时髦乐队和歌手吸引千万人集聚音乐场所，狂欢节般放纵宣泄。群体化和轻浮是当今文化的一个特点。知识分子“矮化”和“蒸发”，只有“缺席”的“光荣”。作为文化原动力的思想信仰贫困化，“形象压倒思想”。“文化思想变成了一个大杂烩”，“构成文化的任何成分都半斤八两，千篇一律”，——“无论威尔第的歌剧、康德的哲学，还是英国的滚石乐队的演唱会和法国马戏团的演出都是等价的”。
这种批判，也许其“揭痂”“触痛”的力度和警醒作用，正体现了人类新的“文明觉醒”，把改弦易辙的问题和责任提到了人们的面前，促醒和推动大家有所移易，努力寻找、创造新的文明的道途和思想力量。当然，这虽不是当今人类文化的全部，却是它严重的负面倾向和品性问题。略萨所做的抨击，击中要害，发人深省。正如鲁迅之言“作至诚之音，发吾人出于荒寒”——一种热闹、狂欢中的“荒寒”。
7.“回眸东方”，重视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生态智慧。
这一世界文化动向，实际上与前述诸种思潮和趋势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是与人类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向，紧密相连。从“‘开物成务’的外倾型西方文化”（钱穆）精神出发，引发了世界性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导致世界性社会变革和生产力发展，取得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泉涌般无尽财富和极尽感官享受之能事的高福利生活。但是，“物极必反”，人类现在不仅是感受到，而且是难以承受这种“生命与生活的获得”，难以承受和不愿意承受这种“生活之重”了。因为这导致了人类“三大家园”（自然、社会、人的心理家园）的破坏，社会生活中的“三大倾斜”（重物质、科技、个体而轻精神、人文、群体）。精神生活反而失去了“重量”，失去了意义感，心灵承受空虚的侵袭。泰戈尔在20世纪初就曾指出：“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并发出“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明之复活”的呼声，现在得到回应了。季羡林提出的“西方文化衰竭了以后，自有东方文化在”“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断，以及李泽厚提出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的提问式论证，都是对西方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侧目与研讨的一种先后的反映和回应。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天人合一”“人文化成”“文明以止”等生态智慧与生命哲学，这种“‘人文化成’的内倾型文化”（钱穆），正引发了世界性的深入研究与现代诠释。它是当代人类文化纠偏补罅，尊重、保护、敬畏自然，建设生态文明的最佳思想文化资源。它与现代科学的结合，可为树立人类与自然齐繁共荣的文化襟怀，开启新的文明道途。
8.“大历史”研究、“呼唤宏大叙事”与重塑世界史体系。
由于人类对“宇宙”和“‘多元—多重宇宙’的大宇宙”的研究，以及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由于人类“宇宙眼界”的空前扩展，还由于考古发掘与历史资料不断有新的获得，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新的高度和深度，从而产生可以命名为“大历史”的研究。它达到何等空前扩展的地步？总体上是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人类历史。从宇宙大爆炸讲起，其时间顺序——历史进程如下：宇宙大爆炸→无生命宇宙→地球上的生命→早期人类历史→全新世→文明时期→近代直至现代。美国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已经把历史研究空间领域扩展到整个宇宙，而时间范围则延长到100亿～200亿年。
“历史研究呼唤宏大叙事”，是另一个“史学新声”。郭震旦在《历史研究呼唤宏大叙事》一文中指出：“全球正在‘化’为一体，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却大行其道，这一错位清楚折射出当今史学研究的‘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史场汤汤主流。”作者对此种现象批驳说：“但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了，并不代表主宰大海的就该是小舢板，当史学家们沉溺于对各种各样的微观史的自足时，蓦然发现，历史书写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克服宏大叙事的陈腐与过时，而是如何纠正微观史的琐碎与局促。”正如作者所引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话所说：“在历史学科中，像在任何学科一样，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要搞清我们学科任何一部分的来龙去脉，我们急需要构建大图景。”
基于此，向来的世界史也需要重新研讨、重新书写，“重塑世界史体系”这是当代史学界新的思考和研究，首先，不是500年世界史，而是5000年世界史。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思路与视域，将大大扩展历史研究的视野、界域和内涵，更将激起崭新的历史学的研究思路、研究格局与历史激情。而且，其研究必然“借取”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设备、技术和成果，也会要与其他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互渗与合作研究。
9.“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的复魅与复兴以及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的提出与研究。
自然文学是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而形成于当代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流派。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故应培养一种“生态良心”。其特征主要是：“土地伦理”（land ethic）观念，放弃人类中心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平等，呼唤关爱土地并从荒原中寻求精神价值；强调位置感（sense of place），生存位置（place），即“地理上的支撑点”，应当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以写实方式描述，使用朴实如泥、清新如露的“褐色的语言”。它具有一种“荒野意识”和“对荒野的激情”“对荒野的审美观”的文化情怀，而对人类环境则怀着一种“荒野与文明结合”的乐观态度。
与自然文学“血肉相连”的是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的提出、创立和开展研究。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认为：“地球上所有的存在体构成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性的“生命共同体”，号召建立所有存在体之间的休戚与共的生命关系。人类既不能把自己视为地球的唯一主宰，更不能破坏这个生命共同体、破坏完整的生态系统。“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是醒世的呼号。有论者抨击说，文学长期以来充当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共谋者”，成为“征服自然大军”中的骑士。现在，人们应该警醒，改变这种错误的态度，纠正不正确的自然观、文学观、审美观，而重视研究、建立、发展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这是人类新的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文学与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现在也已经在我国文坛和文化领域传播。比如，自然文学的代表作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均已移译，后者且有多种译本。也有的作家关注或从事生态文学的创作。不过，卡森的名著仅作为学术著作被看重，而后者尚未作为自然文学的范本而被瞩目。对自然文学的译介和理论研究，是当前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程虹教授的系统化译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将提高仍然未及注重这种新兴创作意识的中国作家，从事自然文学写作和树立生态文学观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以上九个趋势，都属于国际性和科学的范围，以下各题，则更侧重于国内和人文科学方面，当然，它们的产生也都有国际科学—学术背景。
10.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和进入世界学术方位的提出，以及研究与创造实现“中国学术文化走出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鲁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以世界眼光，提出过中国文化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的宏愿。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在世界各种事务中举足轻重地位的建立，产品、资金、人才等走向世界，更有“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以及前述世界性“文化眼光”转移、“回眸东方”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等国际、国内情况的出现，构成了一个强劲的背景，中国人应有的文化胸怀壮志以及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皆已提到面前。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江苏师范大学在2012年10月，联合举办了围绕“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徐州），会后，《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12年11月2日，以专页发表了相关评论。其中，有学者论证说：“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正当其时”，他指出：经过“体用之争”“本位学术”与“外来学术”关系的讨论及对各种学术上不规范现象的批判，“当代中国学术端正了自己的态度”，并通过种种国际学术交流和对外国学术思潮的全面了解与探索，“当代中国学术正逼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开启了与国际一流学者进行实质性学术对话的可能性”
中国学术文化话语与范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师为代表，以深厚扎实的传统经典文化为根基、为内蕴，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思想成分，化而用之，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创获了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话语与范型。20世纪20～30 年代，“学分两枝”，以胡适为代表建立了“民国学术”的话语与范型；而另一支则以郭沫若等为代表，创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圭臬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话语，从而实现了中国学术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换。新中国成立后，“一切向苏联学习”，学术文化继承马克思学派和解放区形成的红色学术，会融和合形成了一种异于前述诸种学术文化的话语系统与范型。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的学术文化，创获了新的生机，一改前述诸种话语与范型，而逐渐形成新的体式。其特征为从“过去”离析而出，又在“打开国门”中，大力吸收西方学术文化，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学术著作的移译与引进，达到五四以来的第二个高潮。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既有传统格局的影响，又蕴涵比较浓重的西方学术话语与规范的新体式。其中不少著述“译文味”颇为浓重。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学术失语”的批评和忧思，在学术文化界不绝于耳。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尽心努力，意欲创获更新的学术文化话语，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他们在研究视域、研究格局、研究母题以及文章体式、学术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尝试，有了可观的成果。以此为契机、为基础，在当代国内国际的经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自然地提出了建立民族学术文化话语的任务和期盼。
新兴学术话语应该具有这种精神内蕴：民族精神、本土情怀、传统文化、学术经典、时代精神、世界眼光、现代话语。
11.“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的提出与提倡，“学术思想”的转换与“思想性学术”的研究与创造。
“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这是王元化在20世纪90年代，有感而发的批判性与倡导性相结合的倡议。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之后，“学术上去了，而思想却缺乏了”，由此提倡要“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一倡议，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同，并促使许多学人为达此目的而努力为之。有一种学术论著，材料丰富，中外古今、左右纵横、分类排比，蔚为壮观，但思想提炼不够，演绎诠释更加不足，材料所具有的思想性内蕴和作者自身的思想蕴涵，均付阙如。属资料长编，或著译汇集，寻章摘句有之，思想火花阙如。斯为“无思想的学术”。也有另一种情形，思想闪烁、观点汇聚、理念新颖乃至新奇，看似思想火花迸发，但却是“借花献佛”，来自“书摘”“网抄”，尤其外来思想、理念、术语突出，本土文化资源匮乏。貌似“有思想”，或者，思想有一些，但学术缺乏。斯为“无学术的思想”。
学术研究本是一种思想文化的运作与创获，而其经营为文，则更是蕴思想于学术，于学术中阐发思想；学术与思想融会，思想使学术生辉，学术使思想丰满。但是，“无思想的学术”，却使“学术”的思想骨骼阙如，资料成为无生命活力的“死肉”；而“无学术的思想”，则使“思想”的“血肉”缺如，或为借取的“思想碎骨”，缺乏“学术血肉”的附着，从而使“学术”与“思想”两败俱伤。“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则使思想与学术会融和合，思想辉耀，学术丰腴。由此，这一倡议的付诸实践，首先提高了“学术思维”的水准，使学术研究与撰著，成为一种“思想的营运与作为”，也使思想的提炼与创获，成为学术研究的骨力所在。
12.中国史学的一系列“走出……”与“回归”，以及对历史研究宏大叙事的呼吁、对古书—古史在现代条件下的“现代诠释”。
历史学界与学术界有论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也有学者提出“走出通史”和“走出历史的碎片化”；可能还应该加上“走出”现在很热闹红火的对历史的“通俗化—庸俗化”“故事化”“说书化”的讲说以及“戏说”。这是历史研究、历史书写与历史讲授，以至文史哲研究的一次“革新”和推进。
20世纪初由顾颉刚提出并与同好共同创立的疑古学派，曾经发挥过推进历史研究的作用。但是，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与学术文化的进展和学术创获，合理地将它推进历史的后院，成为史学积淀和学术资源。现在明确地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理应视为一种“学术觉醒”，一种自觉的创新意识，必然推动新的历史研究以及文史哲研究的新进展。这符合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和现实需要。
当然，这绝不是“走出疑古”，又回到“信古”。这是一次否定的否定。走出疑古，又在新的理论体系、新的知识水平与体系、新的考古发掘与获得、新的文献的发现与解读和现代科技等的支撑下，地上与地下“双重证据”，均远超从前，创获丰厚；在此多重基础上，对古史—古书、传统经典文献，经过科学考据和解读，“回归”到可信度更高的“信”，并做出合理的现代诠释。这将既对古史—古书做出更尊重与复合古人“原意”的“意义”揭示，又能使传统经典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以及断片化的“俗讲”“说书式讲说”“戏说”，则将“琐细”当历史，或津津乐道宫廷斗法、后宫轶事、后妃争宠之类，肢解历史，欺世误人。前引郭震旦文指出：“对国内许多史学工作者来说，对宏大叙事的排斥，已成为矜夸其职业素养的标志。”“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
也有学者指出：“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是历史研究中“四个误区”之一，他认为“轻视理论思维，导致史学研究在选题上的琐碎化，从而使历史研究被社会边缘化的危机日益严重”；“琐碎化细微化的趋向，常常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限制了人们对历史整体性的认识，特别是限制了人们对具有规律性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
13.建立“新子学”的呼吁与新的子学研究。
《光明日报》于2012年10月22日发表方勇的《“新子学”构想》一文，首次提出“新子学”概念。清风拂面，学术界引发热议。2013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又发表崔志博的《“新子学”大观——“上海‘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其中提到“‘新子学’之要务：提炼‘子学精神’”“何为‘新子学’之‘子’”（非传统“经、史、子、集”之“子”，而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传统诸子”与“近现代诸子”等）、“‘新子学’如何面对‘经’与‘子’之关系”“‘新子学’之东西问题”“‘新子学’之未来图景”等。
对经典的不断诠释，特别是诠释的不断更新，正是经典常新、经典生命力的传承与发展的规律。建立“新子学”的倡议和展开的研究与讨论，与上述“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连襟”。它们之间，互相推动、彼此渗透、成果共享。其中意义与作用，不仅不限于子学研究以及国学研究，而且涉及、波及，连类而及地推动、影响、升华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研究，也及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
现在，对“国学”、对于诸子的研究，尤其对老子、孔子、庄子、荀子、管子等的研究，都有新的进展，新的解读与诠释。如果把一些“通俗化”“普及性”和“视觉讲坛”型的解读诠释也算在内，可以说是随“国学热”而兴的“子学热”，但这可以说只不过是“新子学”研究的“前奏”，其中含有杂音和噪声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新子学”的建立，还有待于切实的、严肃的和有学术根底的研究的兴起。这就寄希望于有根基、有学识、有诚意、有担当的学者们的努力了。
从接受美学的理念出发，每一文本均有作者所赋予的确定不移、无可疑议的“原意”，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境况、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会创立不同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人们以此为依据，根据“原意”，解读（包括无意和有意地误读）、诠释、延伸、发挥、“创意”，“接着说”和“说开去”，如此等等，从而在“原意”的基础上，创获“意义”。不离“原意”而又创获“意义”，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各自有他们的“子学解读、诠释”，而有“新子学”产生。当然，这种不同时期的“新子学”的出现，是要经过比较长的历史时期的，是要经过时代的大变迁、社会的大变革和文化的大发展的；是必须经过一代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创立学术文化的积淀与前提的。今日之有“新子学”的提出与热议、深究，就是具备了这样一些主客观条件，才产生的一种民族文化发展的文化现象。这应视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14.对当代文学加强人民性、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呼吁与研究。
针对当代中国文坛和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现状，文艺界、学术界先后有人提出过种种议论与倡议，其中包括“重提文学的人民性”“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拯救剩余的文学性”等批评、倡议与论述。这种“诤言”与“谠论”，不管正确与否或有多少可接受、有多少属误评，却都是针对现实，有所感而发。应该说，在争议、讨论与研究中，会对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发生有益的作用，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与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文学的人民性”命题，本是俄罗斯杰出文学批评家、理论大家别林斯基等提出的，自“输出”中国后，为国人所接受并成为一个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圭臬，为人们所遵奉。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演变成打人的棍子，压杀文学作品的“金箍棒”，因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被人们弃用。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文学界洪波涌起，种种“新兴”理论兴起、众多外来学说萌动，各种名目的“写作”“书写”“叙事”，包括所谓“身体写作”以至“下半身写作”等论调出现、时兴，“各领风骚一二年”。一时间，文学写作与文学作品，既精彩纷呈又“怪胎时显”，现代、后现代、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等，舶来套用、东施效颦，虽表现形式多样化，花样翻新，也的确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具有新的叙事形态与手法、新的审美素质的优秀作品，但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而在总体上（不是就个别作家或部分作家而言），却出现“文学”疏离社会现实、疏离人民生活的负面现象。尤其商业化的倾向，更是火上加油，助纣为虐。更有时兴的网络写作、类型文学的涌现。其“文学景观”繁花似锦，却更为疏离现实。当代文学的新亮点——类型文学，“出土的武侠、言情、侦探、推理、科幻、历史演义，与近年来兴起的玄幻、职场、校园、穿越、盗墓、悬疑等共同支撑起类型文学书写空间”
思想的肤浅、苍白与匮乏，更是文学软化，缺支撑、无风骨的症结。别林斯基曾经力证过文学的思想性的极端重要性和运用之妙并不影响艺术性，而是加强其思想属性。古斯塔夫·缪勒则直白而言，说“艺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以一种哲学语意，指出了文学具有哲学内蕴的基质。文学缺乏思想性，不是“思想空白”，而是思想微弱而质地低俗、淫秽甚至诡异，有害读者。王晓明提出“拯救剩余的文学性”，则反映了当前文学的“失性”——失去自己的本性。也就是失去审美的特性。秘史、猎奇、魔幻、性……叙事随意粗俗，语言粗糙甚至“色化”，几无文学性可言，“审美率”极低。还存在文学的“审丑”与“审恶”（如剥皮吃动物甚至吃人、吃婴儿等描写）。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是它存在的依据和本质。这种依据与本质的稀释、淡化，以至恶搞，使许多作品仅有剩余的文学性。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来的反传统、反历史、反崇高、反高雅、反审美、反德性等的恶果。
为此，提出当代文学提高人民性、思想性和文学性以及这些方面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便成为当前文学领域的“正义呼声”和理论期待。
15.中国文艺理论—美学体系、中国叙事学的整理、建立与研究以及“重塑大师”与重写文学史。
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和进入世界学术方位的呼声中，在此种学术文化背景下，自然地提出了建立中国文艺理论—美学体系的构想。事实上，今日之提出这一课题，是多年来陆续有论者提出有关论述的“水到渠成”和集大成。多年来，先后有中国学者的论著，揭示、论述与西方完全不同而具有独特意义与蕴涵的，中国文艺理论—美学体系的，属于基本范畴—命题的概念与术语，如气、势、风骨、意蕴、意韵、境界等，并有所阐发，积淀至今，集腋成裘，自然地提出酝酿建构完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与学术建树。与此同时，构建中国叙事学的呼声也“应声而发”。董乃斌在其论文《构建基于中国叙事传统的本土叙事学》
“重塑大师”，这是叶嘉莹就重新评价、认识李商隐提出的学术命题，关涉古代文学，但同样适用于现代文学。这是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文化进步而产生的重大文学、文化课题。如对于屈原、“李杜”、苏轼等，均有“重塑”空间；其中，特别引人注目和深思的是对于鲁迅形象的重塑问题。《中华读书报》在2013年5月29日的《文化周刊》版，发表了周立华的《拷问历史：左翼文学问题》，其中，首段即以《说不尽的鲁迅》为题，介绍了著名刊物《文史哲》就这一问题连续发表的论文所表述的崭新观念与论点。其中提到，青年学者张宁在他的《转而未变》一文中，提出的“排除了‘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鲁迅和‘左翼’互相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确为“左联”盟主，但他始终不曾排斥“同路人”，译介苏俄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特别是，他自己“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姿态”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已望期颐之年来自延安的老革命、老新闻出版家、老作家曾彦修在他的《关于对鲁迅的阅读与研究的一点建议》中，实际上提出了全面“重塑鲁迅”的重要命题。他指出：“鲁迅确实是我们的‘民族魂’”，但是，“解放后一下子把他变成了‘民族神’”；“尤其是把他作为一个搞极‘左’运动时的打人工具”！现在，是应该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回到“民族魂”的时候了。正是由于神化鲁迅，特别是“‘打人工具’化”鲁迅，鲁迅不仅可怕，而且令人生厌。由此给了攻击、谩骂、否弃鲁迅的人们以口实，给那些误读鲁迅的人们疏离鲁迅甚至把他的作品“清除”“精简”下教科书以依据。所以曾老说：“现在是：对鲁迅歌颂的老调子已经唱完，而切实的新研究又不敢讲，所以鲁迅就被冻在那里，或被误解在那里。”曾老概而言之：“这真是太不幸了。”
从上述诸多方面的状况即可看出：重写文学史的时代需求与历史使命，已经郑重显现，迫在眉睫。事实上，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呼声已经“先声夺人”地继多年的呼吁探讨，高调提出了。2012年11月29日《社会科学报》（上海）发表了邢霞整理的长篇报道《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规范》，报道了在济南举行的一次“‘现代中国文学史编写’高层论坛”上，众多著名中国现代文学教授和研究家的发言要点。这显示“重写”已经不是“需要写”的议题，而是“如何写”的实践课题了。
这应该是在本节所涉学术视域中发声的空谷足音了。
以上，谨以15题，试图反映当代国际国内科学、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并探测其未来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只是一个极为粗浅、简略的扫描，所列诸端，必然会有遗漏；所述亦定会存在陈述不当以至误读与错解的纰漏，衷心期待批评指正，尤其期盼更有分量、更正确和更高层次的介绍与评述。
本文作为引玉之砖，敬谨奉呈学界文坛以求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