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迫切地提出了文化问题，包括改革进入文化层的问题，改革和建设目标体系中的文化问题，工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变迁的文化保证与文化整合问题，等等。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浅层的、孤立的和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深层的、具有广泛深层次渗透于“经络”联系的全局问题。这里远不只是远效应的预测，而是现实生活已经提出了问题、实践中已经暴露了问题；它也不是偶然出现于一国或少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而是在历史上，那些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这种“历史的痛苦”，也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现代化进程中，都产生过的问题。因此，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个历史经验的吸取问题，而且是个富有现实教训意义的问题。而且，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发展战略研究关于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实践问题中，也提出了这方面的种种问题和理论阐释，其中不乏具有灼见之论和颇有现实意义的建设性意见。因此，就这个问题提出研究和寻找我们的独特建设方案、发展战略，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既是有益的，又是现实的。

这里所要谈论的问题，自然同近几年来文化热中所研究的文化问题，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血缘关系”，也不妨说是这个文化“热”的一个表现、一种发动。然而，无论从立论的动机与出发点、涉及的命题范围、命题内涵来说，还是就所要探讨与解决的问题来说，两者都是颇为不同，颇难叠合的。

我们这里所谈的文化演变与文化重建，其范围更广泛，内涵更丰富、复杂，它更带“非文化”性，它也更难与“非文化”问题如现代化、工业化、商品化等相剥离，可以说，我们是从文化角度、文化领域出发和进行的对整个改革（改革的全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发展以及现代化问题的考察、剖析和探讨。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研究这一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