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重估当代中国文学”，是文学以至文化方面的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它有利于我们在文学领域认识当代、总结经验、反思问题、继续前进。

评价一个相当长时段的文学现象，决不可以使用“一言以蔽之”的断语来论定，比如“最好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或“跌入低谷”等。因为，对于一个繁复的、复杂的、历经长时段的文化现象，必须采取综合的、解析的、结构性的评断。60年来的文学，从时间上来说，应该是分时期、分段落的；在艺术品性上，则应该分思想、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深浅与创新与否；在质地与成就上，还要纳入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在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与语境中，以至纳入世界文学格局中来考察。即使仅就“当下”最近十几年的文学状态来论断评说，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而在总体上、根本上来评价，则是一个整合性的综合坐标，这就是生活、社会、历史、文化，即考察、剖析文学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与人民生活的联系状态，反映社会的广度、高度与深度，历史背景的蕴涵与文化含量的深浅丰简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规定，也不是什么理论的抽象要求，这是文学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是它产生与存在的自决性，也是文学史汗牛充栋的史实所证实的。因此，评价的方法必须是综合的、分期的、解析的、结构性的。

据此来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可以有这样一些考察与思索的“线索”：在60年的相对长时期中，出现过两次高峰时期，产生过一次中断与空白期，现今处于复杂混合迷茫求索的阶段。第一次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出现了《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等一批红色经典作品；第二个高峰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即所谓“新时期文学”，赓续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一大批作品。应该说这两个时期的文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作品与作家和生活的联系，反映社会、历史的广度、高度、深度，文化含量的充沛，精神的积极向上，激情与理想主义，都十分感人。把文学的“三个精魂”——人文关怀、使命感和良知激情，也都发挥到感动人和激励人的程度，从而进入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总体积淀中。但十年浩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一片空白。远不止是低谷问题。

至于当代文学的“当下表现”，笔者认为是复杂的，多面的，很难“一言以蔽之”。首先，在作品之多、产量之高、作家数量之多、作品印数之多、题材之广泛等方面，的确是达到了空前的成绩，是最好的时期。比如仅长篇小说“年产量”就达到1000部以上，实在是空前的了。在进入世界文学格局、参与“文学对话”方面，也有突出的、超过前人的成就。这是可以引为骄傲的。但是，从与生活的联系、反映社会的广度高度深度、历史感的有无与深浅、思想文化含量的丰简这些方面来考察，则不能不遗憾地说，处于低谷。因为大多数作家是远离生活、疏离社会、与历史断裂、不追求作品的思想意义与文化含量的。这与我国社会的旷古未有、震惊世界的成就和伟大历史进步的现实，是太不相称了，是愧对人民也应自愧的。这不能不使文学边缘化，因为它远离人民群众的生活。而对于当代社会生活中负面的存在，对于“民生疾苦”，作家也很少关注，很少反映，缺乏热情更无激情。在创作方法上，则出现伪现代派、玩弄叙事技巧而无视思想与文化意蕴。还有严重问题是从创作到出版的商业化、追求市场效应、粗制滥造等。从这些方面来看，当下文学的状态是质量低下、前途堪忧的。谈不到什么最好、高度，更无可骄傲的。

据此，也可窥见“出路何在”。这就是：密切与人民的联系，适应时代的需要，深刻地反映社会，提高文学的人民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为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曾见论者说，文学与时代无关，与时代越疏离就越回到“文学的本真”。危哉斯论！文学的“本真”是什么？就是作为人类活动和自我实现的基本领域，文学参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劳动创造，以艺术形态反映社会、服务社会，就是它的生活、社会、历史、文化的含量及其优劣，以及它们“进入”艺术的深度及其技巧的高下。中国当代文学，循此前进，庶几可望远大发展！而目前的问题正是文学疏离了它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