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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21世纪之初纪念鲁迅，自然会想到：这位出生于两个世纪前的末期（1881年）而逝世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1936年）的伟大作家，对于我们今天具有什么意义？甚至，从某些意欲否定鲁迅的人们来说，问题的提法更可以是：鲁迅对于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吗？
在这里，对于这样的问题所要做出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强调地指出：鲁迅，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我们今天还特别需要读鲁迅、学习鲁迅、理解鲁迅；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在新的世纪里，由于社会的巨大变化、生活的深刻演变、人们心态的突变式更新，以及国民性格构造内涵的刷新，特别是由于中华文化的转型与重构、不断创获现代性，由前现代向现代和后现代转化，其中，一面积极地寻求精神引导和创造激情与灵感；一面则萌发、出现、凸显种种弊害、病变、痈疽，急需精神的消毒剂、抗毒散和清醒剂。在这种急剧变革和不断创新的历史时期，鲁迅，他的伟大的献身精神、深刻而独特的思想、极具独创性的艺术创作以及其代表中华性格的人格典范，在这样两个方面，都具有现实而深刻、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作用。为什么这么说？现为之申述其理由如下。
先从两位日本学者和作家对鲁迅的评价说起。在1996年于上海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著名汉学家、鲁迅学家竹内实教授，代表外国学者致辞，一开头他就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一片废墟，国家民族急需重建，这时候首先需要寻找精神支柱。我们找到了鲁迅！（大意如此）为什么这么说，竹内先生未及论证其详。但我后来从可以说是日本现代鲁迅研究的第一代代表的竹内好的鲁迅论中，发现了答案。竹内好指出，日本的近代是一种“优等生文化”，它不断向外、缺少自我否定；而鲁迅则是一位伟大而深刻的民族的自我批判者，他不断地“抵抗”“挣扎”“回心”，“不断以抵抗为媒介而促进自我更新”。因此竹内好对于第二次大战后日本现代化的探讨以鲁迅为线索。这就是竹内实所说的“精神支柱”作用吧。因为日本战后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以便从民族失败的自我批判和反省中振作起来。另一位是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他在他的《自选随笔集》的自序中写道：“我现在写作随笔的最根本的动机，也是为了拯救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明天。而用最优美的文体和深刻思考写出这样的随笔、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大师和文化英雄，其主要特点、成就和贡献，就在于他终其一生都擎举自己提出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两面旗帜，对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黑暗现象、历史进步的阻力、现实中丑恶的人和事，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批判，如他自己所说，要“揭出麒麟皮下的马脚”“狮子身上的虫豸”“权威头上纸糊的桂冠”，那勇毅果决的英姿，确实是“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密制膏丹，全都踏倒它”。对被权威者、统治者“捧到吓人高度”而加以利用的，以被歪曲了的儒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以同样的态度、力度和深度，加以无情的揭露、鞭笞和批判，并进行了他所说的“挖祖坟”的工作。他一生从事这样一件“中国文化、心灵工程”，有三大特点：一是他始终如一地紧紧抓住了“历史主题”和“民族母题”。他的作品和言行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历史、现实、社会、文化的主航道和主流或潜流。辛亥革命时期提倡“立人”，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出现；“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提倡“德赛”（科学与民主）与思想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革命文化建设、抗日救亡以及两者的结合，都是突出的表现。二是他的这一为现实社会主题的斗争与建设，都同他的一个更重要、更深沉、更久远的目的和理想紧密相连，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获、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同时也就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鲁迅总是能够超越现实层面、深入社会腠理及于文化机理地，来揭示、剖析、批判，由此而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物质到精神，从现象到本质，从经济、社会、历史到文化，取得超越性的精神文化成果。这样便使他为具体的、现实的、当时的社会、革命、时代任务，即为了“当下”的服务与战斗，不仅产生“当时效应”，而且具有了历史的、久远的、深邃的思想、理论、文化价值与意义。这正是鲁迅作为思想家、文化大师的深刻之处、过人之处，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现代中国作家、文化人能够企及。鲁迅之所为，是一位伟大民族思考人、民族自我批判者、反省者，在高度自觉与高度水平上，执行“民族觉醒”的时代与历史任务；他的觉醒之声，就是中华民族觉醒之声的表现与回音。竹内实先生的“精神支柱”的赞誉和评价，也就表现在这方面。鲁迅的思想与精神，当年在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曾经成为日本反省与复兴的精神支柱；而在此之前，则是中华民族在危急存亡时代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在社会、文化转型，国民心理、性格转化的历史时期，鲁迅思想、精神，同样是民族的精神支柱，至少是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还要指出两点，即：①鲁迅在这方面的建树和贡献，较之他在具体的历史时期为现实的目的和任务服务所做出的贡献，价值要大得多、意义要深远得多。②鲁迅终身为此而奋斗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他的“战绩”、精神文化成果，渗透在今日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之中，浸染了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和国民性格。这只要想一想阿Q形象的深入人心、“阿Q”成为普通名词和中国人的负面精神标识——同时又产生积极的精神、文化成果，以及想一想鲁迅杂文的巨大深远影响，就可以明了了。三是鲁迅实现他的这一伟大文化工程，所采取的形式，除了他的短篇小说之外，主要的是使用他自己所创造并使之臻于高度成熟的杂文。他从“五四”时期起直到逝世前，一直紧紧掌握着这支“投枪”与“匕首”，冲锋陷阵，扫除现实的黑暗和历史的沉渣，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他大量的杂文，在总体上、根本上、文化上，总是紧扣着或围绕着，至少是深远及于“时代主题”和“民族母题”。独到、深刻是鲁迅杂文的特色，也是鲁迅的特色。并且，在长期的“为现实而战又产生深远文化效应”的杂文创作中，鲁迅使杂文这一文学样式，达到了思想、艺术、文化融为一体的化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枝强劲而美丽的艺术之花，也成为鲁迅奉献给世界文坛和人类文化的艺术奇葩。前引大江健三郎之所论，正是来自世界文坛的当代回应。鲁迅之写杂文正是为了拯救中国和中国人。攻击鲁迅而意欲全盘否定鲁迅的一些人，正是在鲁迅的杂文上做文章。最根本性的否定就是杂文不是文学创作；鲁迅靠杂文立足，不足以成为大作家。鲁迅写杂文，只是因为他生性好斗，无论大小人畜，只要与之斗，就高兴，就得意。其实，鲁迅在使用杂文做武器从事战斗，从事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时，就准备并希望他的杂文与他所攻击的时弊一同消亡，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但是，作家的作品一经产生，一经投入社会的、民族的、时代的、历史的长河之流，就由不得作家和作品自身。速朽的次等作品，必然被时光与公众淘洗，“尔曹身与名俱灭”，想留也留不下。而那些真正的杰出之作，则不管作家自己的愿望如何，会被时光和公众选择出来，进入民族文化积淀。鲁迅的杂文就是这样的命运。它是历史与历代读者的选择和决定，不是任何人所能左右的；当然更不是如某些攻击者所说，是鲁迅研究者的“吹捧”，才使鲁迅“令人讨厌地不朽”了。这未免太抬高了研究者的作用和地位。至今鲁迅杂文的单行本和选编、全编的不断出版，就证明了鲁迅杂文的生命力和当代读者的选择。至于作家是不是只写了杂文，或只靠杂文，就不能成其伟大，这在文坛上、在文学理论上以及在审美原理上，是都没有这种没有道理的规定和原则的。文学史上，法国的蒙田就是以他的大量的随笔而雄踞世界文学宝座上。而蒙田的“随笔”，不就是法国当年的杂文吗？而且他那种“思想文化评论”，还没有后来在中国兴起的鲁迅的杂文更具文学性、艺术性，没有鲁迅杂文的那么多典故、故事、知识的引用，更没有那么多的幽默、讽刺、形象和艺术类型的应用与创造。这不是说鲁迅要比蒙田高，而是证明“后来者必居上”，因为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都不同了，发展了。
鲁迅在为人民生存、为民族解放、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斗争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战士的英勇、民族英雄的刚毅、中华性格的高峰，他无私无畏、英勇不屈，“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本可以做一个“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的作家、文士，安全地撰写鸿篇巨制或创作其他作品，并且他怀有这方面的创作计划；他也能够在安静的书房里当一位教授、学者，过安逸静净的生活，他也有这种学术著作的准备。如果他从事这些创作与教学研究，一定能取得高深的成就。但他放弃了这一切，而在“风沙里搏斗”，不惜让自己的“灵魂粗糙”，不怕“时在危难中”。“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总是在危殆中生存与搏击。这使他的思想、文化与人格魅力融为一体，感人至深，熏染、影响、培育了中国现代几辈作家、艺术家、文化人以及广大青年和群众。
上述两个方面：围绕“历史主题”与“民族母题”，为创获中国文化现代性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而奋战终身，以及在这些方面所做出的巨大、深邃、久远、为别人所不可企及的建树和贡献；在这种奋战中所表现的崇高的思想品性和人格魅力，这就是鲁迅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的主要方面。我们今天的有抱负、有理想、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就很可以和应该学习鲁迅的这样两个方面、两个特点。恕我直言，现在许多作家所缺乏的正是鲁迅的这种精神，历史、社会、民族、民众、作家的责任与使命，等等，都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也不在他们的思想之中，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自己；有的很可惜地因此限制了自己才能的发挥，而挥洒、浪费在“投市场所需所好”、投合低层次大众读者的胃口的创作之中。至于其他任何领域、任何行业、任何分工里的任何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也同样可以和应该学习鲁迅的这样两个方面。分工虽然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即使是企业、公司、商行里的从业人员，即使是以取得最大利润为目的，也一样可以和应该学习鲁迅的精神，以鲁迅为榜样，把自身的事业、工作同广大的历史主题、民族母题联系起来，并灌注“鲁迅精神”于其中，这样，不仅使自己的事业——利润、赚钱、竞争等获得更高的价值，具有了文化的内涵，而且也使自己晋升到更高的人生层次，使生命具有了更高的意义。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也会因此而更稳定、更进步、更具有抑制负面效应的现代性发展。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和“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其巨大而深刻的贡献，在于他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创获现代性，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建设，为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难以企及的成就和榜样。他的事功，他的思想与创作，不仅作为历史的丰碑长存，而且，其创造的成果和经验，不止是一种宝贵的历史遗存，至今还保持着它们的现实性、时效性和启迪意义。它们足为我们今天艺术、文化创造的源头水、启示录和新的创造灵感的激起动因与范式。鲁迅创作了《呐喊》《彷徨》中既拥有深厚民族文化血脉，又具有现代精神、现代心理与现代审美范式的短篇小说，它们不仅思想深邃、格式特别，而且与世界现代派文学思潮、流派同步和具有艺术通感，在现实主义之中融入了象征主义、意识流、新的叙事范型等现代主义艺术成分，在中国、在东方，与欧美、俄罗斯的尼采、波特莱尔、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师遥相呼应。《阿Q正传》以不朽的艺术典型，映照了中国国民魂灵，鞭策人们觉醒，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文本，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第一文本。他的杰作散文诗《野草》，以20世纪20年代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苦难现实为背景，以他自身内在感应为契机，充分而优美地运用象征、意象、形象、想象和幻觉，成为“现代中国心灵”的独白，以其思想、精神、气质、审美特征的充分现代性表现，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艺术之花，绽开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的园地和东方、世界艺坛。他的杂文揭示黑暗、批判腐朽、解剖国民性，热烈地非其所非、是其所是，容纳了中国的时代、历史、社会、人生、文化的巨大丰厚内涵，它们以“思想的零金碎玉”形态，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思想大厦。正如他自己所说：“‘中国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现今有的论者以“只有短篇小说成不了大作家”的理由，来否定鲁迅的成就和价值。这种误解和攻击是没有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依据的。同时，对于鲁迅的杰出的短篇小说也并未真正读出它们的好处来。无论文学史还是文学理论都没有什么“必须有长篇小说才算大作家”的规定，甚至也没有“必须有小说创作才算大作家”的规定和理论。如果有，那也是错误的。事实上，文学史上，仅以短篇小说而闻名于世的大作家并不少见。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梅里美、蒲松龄都是如此。许多作家根本就没有小说创作，那怎么算？算不算作家？
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着最严重、最带根本性的课题就是民族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和人的心理、性格的现代化，即“文化→人”双重两相的现代化课题。在这方面，鲁迅的论述和实践，也给我们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思想、文化遗产。早在20世纪初，他就针对当时留东学界的思想状况，考察日本的现实，吸取西方新思潮的精华，提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改革国民性，是“立人”。他指出，“黄金黑铁”不足以救中国，物质不足以“尽人生之本”，并揭示西方一切以物质是从，以至“物质发达，社会憔悴”的弊害。他提出既要科学又要艺术；既要物质发达，又要有精神发展，要使“人生意义，致之深邃”。而鲁迅终身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与理想，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现代化，是“致人性于全”和“立人”，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使中国这个“沙聚之邦”，“转为人国”。
在新的世纪里，人类文化正在转型和重构，电脑给人类文化的传播、习得、承继带来了第四次革命（语言→文字→印刷→电脑）。而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则同时经历着双重的转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网络文化为这种双重的转型以力量、速度和深广度。在这种急剧变迁和转化中，正确的态度、观念和决策具有决定性意义。鲁迅在这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鲁迅在19～20世纪之交留学日本，立足于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日本文化“桥”，近观日本革新之现实、远察欧美新思潮之情状，思考本民族的问题和出路，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要“求新泉”、要以维新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
鲁迅当年还曾经提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要“打出去”，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他本人是实践和实现了这个中国人应有的志气和责任的第一人。阿Q已经进入世界艺术典型行列之中；世界主要国家都有鲁迅著作、创作的译本；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文化事业。我们今天纪念他、学习他，最重要和根本的就是继承他的事业、理想和遗愿，去成就更远大辉煌的文化创造、文化事业，振兴中华，并参与世界的事业。
以上，只是极简略地就“鲁迅在今天的意义”这个主题，说了一些浅陋的认识。但即此也可见鲁迅和他的思想作品，在今天所具有的巨大、深厚价值。我们甚感应该好好地、认真地、深入地学习。只有那么一些人总是试图打倒鲁迅，否定鲁迅；更有甚者，有些人借取、截取甚至编造一些“绯闻”、一些危言耸听的莫须有之词，来反对、攻击、否弃鲁迅。他们所反对的、不能容忍的，实际上是鲁迅和他所代表的一种崇高的、反映民族精神的、体现现代中国魂灵的文化方向、文化性格和人格典范。但事实上，每有文学、文化上的变迁，每有文化的“风吹草动”，或有人要想提出、提倡一种什么文学主张、流派，就首先拿鲁迅来祭旗，这本身就说明鲁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是没有倒，也打不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