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季的一个明朗的下午，我就“一二·九”运动的经过问题，访问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他详细地谈了他的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情况，并交给我一份打印材料，允许我加以引用。

事情的原委和经过是这样的：彭涛的故乡江西鄱阳县的县委邀请我为县党史办采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彭涛传记，因为我是彭涛的弟弟。彭涛原名彭定乾，我们本是同一祖父的堂兄弟，但因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就与家庭失去联系，家里以为他已经牺牲，故将我过继伯父家。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就由沈阳赶赴北京，先后访问了谷景生、郭明秋、李雪峰、孙敬文、宋黎、高惠如（彭涛夫人）等老同志，最后访问了姚依林同志。

1979年11月14日下午4时，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达中南海姚依林同志的办公室。秘书先让我在办公室外面的一间小会议室落座，不一会儿姚依林就出来了。我们相邻而坐。因为事先已经约好访谈的主题，所以，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彭涛实际上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我听了他的话，感到一种兴奋和惊讶，因为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提法。然后，他递给我一份打印材料，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再谈。”我当即紧张急速地看完这份姚依林回忆“一二·九”运动经过的材料，感到不少情况同习见的历史记载不同。于是，我首先便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说：“这份材料里的回忆，同现有的历史书上的记载，不完全相同。是否应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很快又很干脆地回答说：“应该按历史本来的面目反映。”然后我又问：“您这份材料准备发表吗？”他说：“不准备发表。”我再问：“那我可以在我将来要写的文章中，引用这份材料吗？”他也痛快地回答说：“可以引用。”过后又补充说：“你的文章发表前，寄给我看看。”我当然答应一定照办。然后，姚依林同志又做了一些口头补充。他说：“当时，学生力量大的是燕京、清华，所以，组织游行时，原计划从清华、燕京出发，一路上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进来，不断扩大队伍。但是，没有预计到敌人关城门，清华、燕京的游行队伍，没有能够进城，后来主要靠东北大学。”他还补充说：“‘一二·九’当天，成立了指挥部，我和郭明秋指挥，孙敬文当交通。指挥部设在北亚咖啡馆。在游行队伍里是黄敬指挥。后来，在新华门请愿后，举行示威，我们去到游行队伍中。彭涛作为领导人没有公开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然后，姚依林同志又谈到材料中没有写到的、运动经过以外的事情。他说：“‘一二·九’运动当时，主要领导人是彭涛同志。经验丰富的是黄敬。政治上更成熟一些的是周小舟。”接着，他解释说：“但周小舟当时主要抓‘武委会’（按即‘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简称）的工作，他除了参加讨论酝酿发动‘华北水灾赈济活动’即后来的‘一二·九’运动的‘西山会议’外，以后再未参加活动。”他又说：“黄敬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当时刚从狱中出来，从青岛来到北平，在北大数学系就读，党的关系还没有接上。所以这时还没有参加北平市委的工作。”接着，他又告诉我说：“当时年龄最大的是小舟，那时他26岁；年龄最小的是我，18岁。”

看了姚依林同志的材料，又听了他的谈话，我有了一点疑问，便大胆地提出。我说：“就我读到的历史记载来看，以及人们普遍的认识，都是认为黄敬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和代表人物。这种‘历史的误会’是怎样造成的呢？”姚依林同志略加思索，回答说：“彭涛在‘一二·九’游行中一直没有出面。而黄敬是游行队伍的指挥。特别是，在游行中，他曾站在有轨电车后面的铁梯上讲演，被记者照了下来，发表了，这张照片影响很大。”的确，这张照片差不多是“一二·九”的象征，在全国以至世界上都流传甚广，人们都熟悉这张照片、熟悉照片上的人，以至，一提到“一二·九”就会想到这张照片，想到黄敬。因为我提起了这个话题，引发了姚依林同志的回忆，他接着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黄敬作为“一二·九”的代表人物，当选中央委员。那天会上，我和彭涛坐在一起，看到选举结果，我便说“他怎么成了‘一二·九’的代表呢？”彭涛说“我们不要提这个事”。时间过去大约一个小时了，访谈到此结束，我告辞退出，踏着夜色离开中南海。

我从北京回到沈阳后，就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彭涛与“一二·九”运动》，并按姚依林同志的嘱咐寄给他审阅。很快，他就在原稿上批示：

定安同志：

此稿已看过，根据我的记忆略加修改，供你参考。发表后请寄给我一份。

姚依林

月十八日

我收到姚依林批示同意发表并略加修改的退件后，即寄《人民日报》。因为文章中提到刘少奇对“一二·九”运动的肯定，以及在运动展开后即加强了北方局对运动的领导等，所以，编辑部回信说，由于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文章暂不能发表。后来，我便交给《辽宁日报》于1980年7月3日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我根据姚依林同志所谈和打字稿中的记录，记叙了“一二·九”运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