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雷锋活动，到今年（2008年）已经持续四十五年了。一个全国性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活动，能够持续这样长的时期，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一活动的内容本身，具有群众性，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也满足了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雷锋精神和学雷锋活动，参与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满足了时代的需要。然而，这个持续不断的群众性活动，最初是怎样兴起的呢？

毫无疑问，这个遍及全国、影响深远的学习英雄典型的活动，是由于毛泽东主席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而掀起来的。但是，毛泽东是怎样知道雷锋事迹并题词的呢？尤其是，雷锋这个典型，是如何第一次全面被描述和颂扬“成型”的呢？是怎样引起轰动，走遍全国的呢？在毛泽东题词之前，有哪些“预备事件、预备活动”发生过？在领袖题词全国掀起学雷锋活动之后，又发生过一些什么与之有关的事情？所有这些，是不大为世人所知的；特别是，一些涉及直接当事人的个人命运的跌宕浮沉和幸与不幸的“过节”“细节”，更不为世人所知。历史是细节所组成的。忽略或者不明细节，也许就失去了历史的更诱人的真实性、生动性和“个中意味”。

我愿意以直接当事人，而且是“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当事人”的身份，提供一些历史资讯，以供读者知悉，并供史家研究体察。我以为，其中蕴涵时代的面貌和历史的轨迹。就是说，只有在那样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条件下，才会发生我在这里要写的那样的事情。

历史要翻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是1962年的年末，我当时在《辽宁日报》政教部文艺组做编辑工作。但我当时的政治身份和称谓为“摘帽右派”，职务是二十级的干事，是隐形人，可以编稿、写报道、写文章，甚至写社论，但不可署名。这年，我自1948年离家、1949年参加革命，已经十五年没有回过家。当时政治气候有些松动，我便请准假回故乡鄱阳探亲。临动身前一天，忽然接到副总编辑邢真的通知，要我去接受紧急任务。他说，现在有一项紧急任务要你去完成。先进战士雷锋牺牲了，报社决定大宣传。他说：“雷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我们要发一篇大通讯，领导商量，决定由你来写。一周完成。”又说：“你要回家探亲，先推迟几天，完成这个任务再走。”我当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对于我来说更是“获得重大信任”的倍感荣幸的任务。邢真告诉我，具体任务由霍庆双向你布置。霍是政教部副主任，具体负责军事报道。我去到霍处，他交给我一份油印材料，是雷锋所在团俱乐部主任所写。他说，已经联系好我去抚顺部队采访、参观雷锋事迹展览等事宜。

这时，我才知道此前的事情经过。原来雷锋牺牲后，雷锋所在团驻地抚顺市，即展开了大宣传。当时的抚顺市委书记沈越（辽宁省委常委）给《辽宁日报》总编辑殷参（辽宁省委常委）打电话，建议《辽宁日报》宣传雷锋事迹。殷参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十分重视。这样，《辽宁日报》编辑部就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的、规模比较大的临时报道班子。一部分人写消息和通讯；一部分人撰写社论及其他配发的言论；军事报道组则负责整理、挑选雷锋日记、笔记发表。殷参抓总，邢真负责战役指挥，霍庆双一线调度和初审稿件。由我撰写大通讯，是总编辑殷参点将。本来，我在文艺组工作，与军事报道不沾边，又是摘帽右派；只因我是报社里所谓的“快手”，任务紧急，就用上了。（以前曾多次分配我完成这样的紧急任务。）

应该说，当时《辽宁日报》领导是具有很高的新闻敏感的；他们对雷锋的认识也很高，评价也很高；对雷锋事迹报道的重视程度，也很到位。以历史的眼光来评论，这一切，对于学雷锋活动的兴起，是有历史功劳的。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视和有力地组织大规模报道，也就没有以后的一切。雷锋也许就沉埋在历史长河的河床底了。

我在接受任务之后，便投入采访活动，又去参观了雷锋事迹展览。经过一段采访活动，经受实际的体验，我形成了一系列认识与想法。当我走出雷锋事迹展览大厅时，一个直感的想法是：“雷锋不死，能当将军。雷锋永生！”而当我整理了整个掌握到的资料后，我的系统认识是：雷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做好事”“助人为乐”，是他的最大特点，因此他的英雄典范，是由一件件小事构成的。“伟大出于平凡”，这就是雷锋。雷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雷锋在旧社会经受了超乎常人的苦难，对旧社会具有超乎常人的恨，因此，对于新社会，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爱。出于这种炽烈的爱，他随时随地表现出爱心和助人行动。这时，我本可以写作通讯了，但是，由于雷锋不在了，没有直接采访他，缺乏感性的材料，有些事迹也缺乏现场感。这样，我就想到了写一本油印材料的那位俱乐部主任。于是便约见他。在一个寒冷但晴朗的冬天，我们在《辽宁日报》社编辑部里见面。他谈了一些活着的雷锋的状况，我又问了一些材料中写到的事情的具体过程和细节。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作。我决定以“传略”体式来写，即按苦难童年→解放、参加工作、参军→一系列事迹表现→不幸牺牲，这样一个进程来写，因此，用了循序渐进表现发展进程性的小标题：《血泪九年》→《新生》→《启蒙》→《斗争》→《熏陶》→《苦学》→《功业》→《入党》→《向前进》→《谦逊》→《永生》。整个叙事尽量采用文艺笔法。我确定题目为：《永生的战士》。写完，我署上了那位俱乐部主任的名字。然后，拿去交给一线调度霍庆双。我至今记得，我们在走廊上碰见，我把稿子交给他。他一边向他的办公室走，一边看。忽然说：“这稿子不是你写的吗？怎么没有你的名字？而是他？”下面的情况，霍庆双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他是这样写的：

老彭……带着深厚的感情写出了长篇的深刻、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在发稿时他没署自己的名字，我问他：“你写的为什么不署名？”他说：“不用署名。”我说：“不用真名，那就用个笔名吧。”这样，《永生的战士》就用波阳的笔名发表了。（《超越忧患的求索·说说老友彭定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我的故乡鄱阳当时改名为波阳（现已改回），因我即将回乡探亲，故仓促间就用了故乡的名字作笔名，写在那位俱乐部主任、我的“合作者”的名字之后。

稿子排印小样后，我寄了一份给我的“合作者”。第二天，他就回了电话，说写得很好，我没有写，还署了我的名字，我没有意见，等等。

《永生的战士》由我和我的“合作者”联合署名，在1963年1月8日《辽宁日报》上发表了。发表当天，在辽沈地区就引起巨大反响。我自己就收到从文笔上看出是我写的外地的老朋友，来电话表示震动很大，周围人们也反映强烈。当晚，我就和全家人登上赴京的列车。

我在鄱阳度春节，过了元宵节北返沈阳。回来后，得知在这半个多月中，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接着大通讯发表后，又发表了整版的雷锋日记和笔记，这些文字引起了广大读者对雷锋的更大兴趣，更尊敬和热爱他了。大量的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连日选发各阶层的代表性的来信。我的“合作者”原已决定转业，现在则作为雷锋生前战友，去京为部队领导机关做报告。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约我为他们撰写雷锋报道，《人民文学》为我请半个月创作假，专为他们写长篇报告文学。这些，自然都以“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婉拒了。

从此，我与雷锋报道以及雷锋，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而我的那位“合作者”却不断进步，理应成为宣传雷锋的首创者和功臣，并从此改变了人生道路，得到美好的前程。这是后话了。

《永生的战士》发表并引起巨大反响后，《中国青年报》于2月5日，予以转载。他们作了编辑处理：略微删去一些内容，把作者名移到文末括弧里。不久（2月16日或17日），《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几位同志写信请毛主席题词。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多日未曾题写。一天毛泽东午睡醒来，秘书提起题词事，他便提笔来写，秘书本已起草了几个题词，他看了不满意，便自己提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3月5日全国报纸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一场学雷锋活动于是在全国兴起。

这期间，我与“合作者”失去了任何联系。我依旧当一名隐形人，“埋头工作低头做人”。

过了不到三年的“安静生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7月，我就被违背事实地以“炮制‘辽宁的《燕山夜话》’”的罪名揪了出来，成为《辽宁日报》社第一个揪出的“牛鬼蛇神”。我承受从一楼到三楼铺天盖地大字报猛轰的巨大压力；我忍受诛心之论和无限上纲批判的冤屈；遭受种种人身攻击和造谣污蔑的屈辱。在这种心之深疼、生不如死的时候，那篇《永生的战士》的雷锋报道，像一盏明灯，照亮我灰暗的心，抵御了结束生命求得永宁的“死的诱惑”。我想雷锋这位伟大领袖肯定和树立的典型，是决不会倒的；在运动后期处理问题时，讲究政策，这应该是我正面得分、争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好结果的最有力证据。

可是，正在此时，却出现了几张足可致我于死地的大字报。第一张是顶天立地的“大字报”，题目是：《〈永生的战士〉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内容说：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但彭定安却篡改成什么“永生的战士”；《永生的战士》还恶意宣传雷锋是“伟大出于平凡”“小事铸就的英雄”，这是明目张胆地宣传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黑货；等等。接着是第二张“大字报”：我的“合作者”的严正声明。他说，《永生的战士》发表前，他一无所知，是彭定安斗胆包天盗用了他的名义！接着是第三张“大字报”，据某红卫兵组织访问沈阳部队领导，他们提出抗议，认为“《辽宁日报》走资派派彭定安采写雷锋事迹，是对毛主席的好战士的极大侮辱”！

这一系列炮轰，不仅把我心中那盏自以为是“不灭的明灯”，彻底地掐灭了，而且粉身碎骨了。但这也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吧，既然如此，夫复何言？而且，走资派一大批在那里，我“不孤立”，等待命运宣判的人多的是。心倒解脱了。

以后，从1969年到1978年，我全家在内蒙古插队十个年头。回城后，我要求转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1979年辽宁省召开文代会，我与我的“合作者”正好分在同一个组，他是召集人。但我们已经互相认不出了。我想，他是召集人，只要他一主持会，我就认出来了。果然，他一宣布开会，我就断定他是谁了。我们竟是紧挨着坐的。于是，我悄悄地对身旁的人说：“你是某某同志！”他回答说“是”，我又说：“我是彭定安。”他猛然瞅我，说：“你吃苦了。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吗？”我说：“没有。谢谢！”我们的对话就此结束。

此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联系。1984年整党期间，一天，忽然来了两位外调的校级军官。他们向我提出，在部队整党期间，有人提出，我的那位“合作者”使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迫害，是否如此？我回答说：“我在他提出抗议声明以前，已经被揪出来了。他的大字报，的确使我的‘罪行’加重。但那只是‘雪’上加的‘霜’。并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声明，我就受到迫害了。”我的回答，使两位军官颇为感动。他们说，如果我对问题是肯定的回答，那么他是否可以重新登记，就成问题了。他们问我是否可以写一证明材料。我回答可以，并立即写了证明材料。他们高兴地走了。

1990年，《辽宁日报》高级记者、著名作家李宏林为了替我正名，特意安排在他主持的一次辽宁新闻界电视文艺晚会上，由他出面采访，我和我的“合作者”，再次合作，共同回答关于雷锋宣传最初情况的有关问题。我们诉说往事，握手言欢。“笑着向历史告别”。

近年来，众多媒体多次报道关于雷锋宣传的最初情况，总是语焉不详，在关键地方“打马虎眼”，要不是说“《辽宁日报》发表了雷锋事迹报道”，但未言明具体是什么时候、是哪篇报道、作者是谁？要不就是略过《辽宁日报》报道这一段不说。但是，却没有说明，哪一篇报道以及何以引起了轰动？毛泽东主席何以“想起了”给学雷锋题词，好像这些都是无风起了浪。这不是真实的历史。现在，当事人逐渐离去，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再不说明，历史的真相，就不免有缺陷。

我常常想起许多人，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是起了作用，不应该抹杀，也不应该被忘记的。比如沈越，是最早的学雷锋的发动者、推动者，这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又如，殷参、邢真、霍庆双，对雷锋报道的重视，组织报道的用心与努力，对雷锋精神和这次报道中心的正确把握，从新闻业务来说，从历史来说，都是功不可没的。再大的历史功绩，后人是否了解和记得，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无关宏旨的；尤其对于死者，毫无意义。——这里提到的几位同志，都先后作古了。但是，对于客观的历史，后人应该准确地了解。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现实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