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这是贝多芬写在他的“谈话簿”上的格言。他在这句格言的后面，写上了康德的名字，并在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

好像是上帝的一种作弄或者说是“恶作剧”，他让以创造优美音乐给世人带来深沉的审美愉悦的“乐圣”贝多芬，早早地失聪，使他要靠自己的想象在自我寂静中，去创造无比优雅动听的音乐。而在日常交往中，他不得不使用自制的助听器，或者谈话簿，来和人交谈。

我在波恩一个僻静的小街处的一幢小楼，即贝多芬的故居的楼上，看见了这个助听器，那不过是用硬纸壳卷成的小喇叭筒；而那谈话簿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本而已。但那里面藏有“乐圣”的多少思想、感情的碎片？我很想看到他记录康德格言的那页文字，我想，虽然不懂德文，但两行字、三个惊叹号和康德的名字我应该是可以识得和拼出音来的。但是，它藏在玻璃柜里，我不能翻阅，只是久久地站在玻璃柜前，想象和思索。据说，贝多芬创作著名的交响乐作品，是受到过康德的那句格言的启发的。我想象，“乐圣”是在什么方面和怎样地接受了哲学家的思想的启迪呢？

当我回到楼下，在寂静的小楼旁的小小庭院里徜徉时，从楼上传来了微弱的、细如柔丝的音乐声，这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旋律。我心中充满忧郁和惆怅，但又含着丝丝温馨与慰藉，那是一种审美的愉悦。我默念着贝多芬写下的康德的格言，心意沉滞，思绪游移。在异国的土地上，心溢乡愁。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我应德国海因里希·伯尔（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基金会邀请，在德国居留三个月，访学和写作。其时，正当国内热议“教授卖馅儿饼”、学术界文化界人士纷纷下海经商的时候，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着办”，正当商潮汹涌时，我接受德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对此的看法。我回答说：我可能是保守的；我不赞成这样的“挣钱路数”。教授就是要安于清贫；要下海，也可以、也好，但那就不要当教授，而要去当商人。同时，我想起了康德的格言。现在，连在本应该是学术、文化殿堂的最高学府里，从事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创造的人们，也都低下头追逐金钱而不去眺望星空和省视内心的道德律了吗？……

其实，我把康德的话说成是“格言”，是不准确的，使它的深邃广阔的含义狭隘化了。我曾多次看到人们引用康德的这个格言，后来我才发现康德的这段话，实际是见于他的哲学名著《实践理性批判》中。全文是长长的一段论述。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全文摘抄，仍然只能摘取片断，但究竟比“格言”式的话语，全面而深刻得多多了，而且更值得我们玩味和深思：

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思考，它们就越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日新又新的惊异和无限增添的敬畏，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从前面那个无限星空构成的世界来看，我作为一个被造的动物其存在小得几 乎可以忽略不计，仅是宇宙中一粒浮尘而已，其来于星空又复归于星空，被莫名其妙地赋予生命的时间极为短暂。而从道德律来看，则刚好相反，由于我的人格，我这个理性存在者有了无限的价值；道德律使人的生命摆脱了人的动物性乃至整个感觉世界对他的局限。道德律为人的存在设计终极目标，这就可以做出人具有超越性的推论，这终极目标就是不以肉体生命的时空局限来限制人的发展，而是使人的生命的价值可以无限延伸。1373352

这里，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短小的格言，而是完整的生命哲学的论述。康德把“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的意义和价值，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他首先确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那是极为渺小的，渺小到可以不计；但当一个人具有了心中的道德律之后，有了生命的终极目标，就超越了自然的局限性，就脱俗了，升华了，就是一个自觉的存在了。他的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就超越了自然存在的局限。

不过，早就有黑格尔的慨叹，他说，现在——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现在”，人们太“驰骛于实际”，而“不遑注目头上的星空”！

而我们现在的“现在”，人们却已经几乎躺卧在“实在”——实际、实利、实惠等之上，根本就无视并轻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了，并且嘲笑、轻蔑、鄙弃那些属意“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的人们。

然而，在人生和世间的冥冥中的“总结算”中，过于“驰骛于实际的人们”，最终总是收获空虚和寂寞以及无奈，甚至获罪。不是有因贪图实利而跌入深坑以至死亡之谷中的许许多多先例吗？不是已经有这种慨叹吗：“唉，我现在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有一位年轻穷女生，因为穷困而在宿舍中孤独创作，却意外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立即暴富，走出校门就坐拥巨量资财，在京华购房买车，进入富人行列。然而她慨叹，自己最愉快和最干净的时光，是在穷困中挣扎和拼搏的时期。试想，也许，——或者肯定地说，如果他们时时眺望星空而且审视心中的道德律，那就会使心灵充实起来，并且知道如何对待和“处置”金钱，而创获人生的真价值、生命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