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讨论一个关于经济结构的问题，我跟市场接触比较多，感觉大家面对经济结构的问题都比较悲观，因为股市已经涨得不得了了。我经常和一些人讨论以前市场不行的原因，以前市场不行是因为经济不行，所以市场好不了；而现在市场好了，原因在于经济不行，钱只能放股市。这有些玩笑的意思，却暗含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虽然大家对经济前景有些悲观，现实来看目前经济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中国经济也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不能轻视这些积极的变化。尽管短期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长期仍向好。第二个问题，正面的结构转变已经开始发生，但是要完成转型，还需要改革，改革的核心是有效配置资源。关于资源配置机制，我更重视金融资源的问题，我认为金融改革是核心，金融最大的问题是配置资源，实现利率市场化。

我认为实现两种利率市场化有两种可行的方式，一种我认为比较好，另一种不太好。中国的影子银行其实就是一种自发的利率市场化，但这样一种状况恰恰说明就不是好的利率市场化。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GDP用支出法分解，无非是出口、投资、消费。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200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是22%，2010年是44%，这样的结构反映在生产上，就是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而服务业发展不足，也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一个特征。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是大量消耗大宗商品。中国在过去20年支持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超周期繁荣，很多进行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都得到了支持，伴随而来的是我国的GDP占全球GDP的10%左右，消耗的大宗商品资源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到1/3。这样就引发一个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如果不转变增长模式，全世界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支持我们的经济扩张。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绝对水平差很远，中国钢铁人均消耗与美国不同，说明我们还需要大量的消费。这恐怕要把它放在一个全球的格局中来看。

如果中国的收入水平赶上美国，钢铁消耗也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全世界就没有足够的钢铁可以让我们来消费。当然，曾经有一个笑话，力拓公司世界第二大矿业公司，它有一个中国顾问委员会，我一直在与它的顾问委员会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前几年我就曾经提到结构转变的可能性，中国经济结构如果转变一定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投资率下降，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可能会减弱。说这句话的时候是2010年，大多数矿产行业的人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我当时跟力拓CEO说：“如果中国的增长模式不转变，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的钢铁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他的回应很快，说：“耐心把经济搞好就行了，把供应的事情留给我。”现在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发生了什么事情，铁矿砂市场产能过剩的问题非常严重。

这样的结构持续是个问题，所以要转型，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是原来的经济增速维持在10%左右，现在是7.5%左右，2014年还会稍微低一点。进行国际比较或者从我们自身的经济发展来看，7%多一点也不算太差，只是比过去低一点。我的一些前同事，回国之后都说中国经济垮了，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看到特别有前景的行业，所以他们都不相信中国GDP会增长7%。为什么会出现差别这么大的观感呢，原因在于宏观指标看上去还行，微观指标大家却觉得不理想。有一个大家经常猜测的，或者外国投资者经常猜测的，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没有那么高，不是7.3%或者不是7%以上，也有这种可能性。总体上来说，经济还在增长，这一点不存在问题。微观层面不乐观，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我觉得是碰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过去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现在投资减速，增长减速，直接的结果是重工业和投资品行业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有估计认为，2007年这些行业平均过剩产能为25%，现在是35%。所以增长速度一旦下降，大家就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钢铁、水泥、建材领域比较明显。这对过去的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过去是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要素，也就是能带动出口。支持出口的企业，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企业现在也做不下去了。道理很简单，有一个例子，一个领带生产商原来很乐观地说他生产的领带可以给每个中国男人发一条，现在却难以为继。2004年左右，宁波一个工人的工资是1200元，现在5000元都留不住工人，领带的价格却没有变化。这样的工厂已经做不下去了，而这些工厂恰恰是过去30余年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创造者。

经济学里有一个术语叫作“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伊始，我国人均GDP是200美元，现在变成了7000美元。经济成功的直接结果就是成本上升，成本上升的结果就是原来有竞争力的行业或产品现在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所以现在感到经济很困难特别容易理解。一方面，过去支持投资增长的大型企业现在出现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过去很活跃的企业大多都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而现在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主要做出口贸易的企业都做不下去了，悲观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悲观呢，我觉得也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应该重视经济结构中积极的变化，仔细研判，经济中其实还有很多好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发生，要把这些变化和宏观经济变化联系在一起。

例如，阿里巴巴变成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公司之一，大家都很羡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这么大的成功，是如何做到的？实际上就是靠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有组织创新。互联网企业，其实并不只有阿里巴巴一家。互联网网购交易额已经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以上，而且每年还在以30%～40%的速度增长，它对经济增长效率改进的支持，对社会福利改进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我们现在都没有算这笔账。

在其他经济领域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现在创新很快，而且进步很大，大部分都是在政府管制不太多的地方。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如果政府管制多，行业发展便会面临困难。管制少的产品或领域发展会比较快，当然也存在风险，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

首先，与过去的政策有关系，我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实施的政策有一些过度了，结果是经济增长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今天投资品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与政府刺激是有关系的。其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碰到了困难。30多年前，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很成功，从低收入行业变成中等收入行业，韩国劳动力的转折点大概就在1980年前后。所以韩国企业在国内没有竞争力，好在那个时候中国内地正经历改革开放，很多韩国企业搬到中国内地来了。当时中国台湾人和韩国人也对经济没什么信心，我们现在碰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变得稍微乐观一点，看一看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它们走的是不同的路。30年前它们的经济结构非常雷同，到今天它们的经济结构差别非常大，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已经变成了高收入经济体。从国内看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深圳，其实中国沿海很多城市，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来看的话，今天都已经是高收入经济地区了。所以，我觉得创新其实是有的，但关键是要允许它创新，同时可能要有比较好的政策来引导。

第二个问题是要进一步支持创新，支持经济结构转型，重点是如何配置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的配置。如果金融体系不工作，整个经济就很难。

我国金融体系目前处于什么状况？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国金融改革也有30多年了，金融体系已经今非昔比，但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很重大的特征，就是体系完备，规模大，但是市场机制不工作，治理结构有问题。体系越来越完备，以前我国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今天有“一行三会”的监管机构、三大政策性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机构已经非常的完备。从规模来看更是显而易见的，债权市场在中国是不发达的，我国债权融资曾经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是市场机制不完备。中国的市场很大，很多地方政府干预还比较多。政府干预当然有各种说法，比如对利率的管制、对汇率的干预、对跨境资本流动政府的管制，总而言之很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供了世界上91个国家的金融抑制指数，包括七个方面。综合来看，中国在91个国家中排名第87位，在这些国家里，我们的金融干预程度是比较高的。大家马上想到的问题是，金融抑制干预这么严重，没有影响我们过去的高速增长。统计分析表明，20世纪80～90年代，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到21世纪以后就是负向了。一开始得到这个结果让人很惊讶，后来发现其实还有一个叫斯蒂格利茨效应，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金融开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他发现，其实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有关系，他的基本结论是低发展水平国家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放开金融体系，会导致不利的结果。他认为，适度的金融抑制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它可以帮助一国克服金融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信息不对称问题等。

金融抑制对增长实际上有两种效应，一种是负的，我把它称为麦金龙效应，还有一种是正的，是斯蒂格利茨效应。20世纪80～90年代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说明金融抑制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我们都知道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银行坏账率很高，在30%～40%，但是金融体系还是很稳定，没有出问题，为什么？因为政府有责任维护金融稳定，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成了负向的。这具有很重要的政策含义，就是过去不改革是可以接受的，现在不改革的话对经济增长的伤害会很大。可以从最近的经济增长的减速中看出来，金融抑制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会影响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应该推进改革的一个直接的理由是，过去对金融体系的很多干预现在已经很难发挥重大作用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影子银行是信托产品、理财产品、委托贷款，定义因人而异。影子银行为什么最近发展得这么好，直接的结果是对利率和资金配置有管制，其实是金融抑制政策已经持续不下去了。过去人们把钱放在银行，每年能获得3%的存款利率，如果遇到通货膨胀，存款利率仍然是3%，这一年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管是买信托产品还是理财产品，我们可以把影子银行的发展看作一种变相的银行脱媒，当然很多钱还是在银行，只不过是在做其他的交易。有人认为影子银行的发展是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或者自发的利率市场化，不是政府推动的。

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资源总是短缺的，所以缺钱是世界性的现象，每个人都缺钱，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变得尤为突出，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李扬院长已经说了，其实钱不少，流动性还是很大的，那么为何融资成本还是很高，融资还是很难？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因素是互相关联的。

第一个因素，为什么融资很难，就涉及前面讲到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利率的管制。在正规市场，银行把利率给管住了，实际上是人为压低了利率，人为压低利率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必须要用数量政策来决定资金的配置。因为如果压低了利率成本，大家就都想要贷款，但是不可能贷出去那么多钱，怎么办，政府要敢于进行资金的分配，所以数量管制便成为利率管制的必要部分。但是数量管制的直接结果肯定是很多中小企业融不到资，大企业、赚钱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融资不成问题，穷人和一般的企业完全没有可能从正规市场融资，就这样被排挤了；如果是双轨市场，一个是正规市场的利率，另一个是非正规市场的利率，正规市场的利率被压低，必定导致非正规市场的利率被人为地推高。我们知道，在这个体系中融资成本高、融资难，与利率管制是内生的。

有这么多钱还存在融资难问题，跟产能过剩是有关系的。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杠杆率比较高，负债很高，企业的负债率总的来看已经占GDP的130%，其中70%～80%都是国有企业的负债。有很多企业都在融资，但是资金的配置是不平衡的，不由市场来决定。

第二个因素，既然是自发的利率市场化，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企业融资更容易了，理论上讲融资环境应该有所改善，实际上却没有改善。我把它称作一种不好的利率市场化，一个原因是利率的市场机制放开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都到市场上发行债券或理财产品，政府还会给它们兜底。它们的预算约束有的时候不计成本，这些机构不仅在正规市场上与民营企业抢资金，还到非正规市场上抢资金。直接的结果是它们融资的成本变成了新的风险利率，所以其他企业要融资，都必须在这个水平上再往上走。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关于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我国政府做了很多的决定，2014年11月中旬加息以前就出台了一个政策，用以解决融资成本高的问题。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立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包括民营金融机构，这些都很好，但是短期内发挥不了作用。应利用总量手段，宏观调控利率和流动性。不要把宏观审慎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混在一起，要分开来考虑。另外，要解决利率双轨制的问题。因为利率双轨制直接导致了很多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很高。当然要解决利率双轨制的问题，就要解决去产能的问题。

推动利率市场化，在市场决定利率之前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解决存款保险制度、融资机构预算约束、国债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