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

“十年内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了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受他们散布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毒害很深……目前许多地方社会治安的情况还很不好，特别是不断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重大恶性案件；犯罪分子的气焰在许多地方还很嚣张，有的已经发展到无所顾忌、无所畏惧的地步。

——《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1983年8月25日）

“文革”期间，中国经历了掌握政权的领袖打碎自己所缔造政权的过程，同时经历了打碎政权的领袖重新建立政权的过程。“文革”时期全国范围的“地覆天翻”，使得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受到空前的震荡。

总体上而言，青年群体在十年间基本上经历了从“三娘教子”到“子教三娘”再到“三娘教子”的过程。在此戏剧般的过程中，从身处政治舞台中心逐渐被甩到政治边缘的青年人，他们在心理认知方面发生了许多转折性变化。另外，伴随“过山车”般的政治运动，“文革”初期冲锋在前的学生们，在生理发育上也经历了从少年或青年早期（adolescent and early youth）到青年成熟时期（mature youth period）的转变。这两个转变的重叠与叠加，使得他们看待“革命”与“恋爱”态度成为饶有兴味的话题。

通常人们都认为，“文革”十年是禁欲主义（asceticism）色彩浓厚的历史时期。在“文革”刚结束后不久，《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曾指出：“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青年们在生活问题上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帮助。恋爱婚姻问题成了‘禁区’。”这些“破坏和干扰”的主要表现为，“视一切男女爱情为‘邪恶’”，“文艺作品不许描写爱情；大量的中外名著被封为‘禁书’不准阅读；报刊上不让登载有关恋爱婚姻的指导文章；电影上不能出现爱情的镜头；青年团也不能关心青年的生活问题”1414350。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中，“禁欲主义的文革”几乎成为人所共知的谈资。

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禁欲主义”在“文革”时期确实部分存在，稍后的论述也将有限地支撑这一观点。但是，这一观点无法涵盖“文革”时期青年性观念与恋爱行为的诸多面相。其中最具反证意味的是，在政治气息浓厚的北京，曾一度盛行青年人“拍婆子”的现象。其中，位于北京市中心的西城区，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的团员占被开除人数的85.7%。1414351此外，上海、广州等城市也曾出现类似的“恋爱潮”，厌倦政治的青年“热衷于谈情说爱”，“学习垂着头，上班无劲头，下班一溜头”1414352。不仅城市如此，农村青年在20世纪70年代初，也出现自由恋爱增多的趋向。笔者在对河北农村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发现，最早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案例就出现在1970年。同样，阎云翔对东北农村婚姻家庭的研究中也注意到这一现象。1414353这是“禁欲主义文革”的例外，还是另有其他社会原因？

除前文提及的著述外，学术界当下对“文革”时期青年的性观念与恋爱问题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这可能与研究资料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毕竟这方面的话题很少会在当时的报刊、电台中出现。然而，“文革”结束后，尤其是性的话题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后，不少文艺作品与回忆录往往会有意或无意涉及于此。从严肃学术研究的角度观察，能够成为严谨研究资料的文字还很少，而相关似是而非的流说广为散布。这种情况的存在，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有义务厘清相关流说的准确与否；另一方面研究者却为缺乏能够进入眼界的史料而举步难行。鉴于上述两种原因，本书对此问题的探讨不得不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青年为中心，其中又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后的留城青年群体为重点。行文中虽然会涉及其他城市的青年群体，但是基于有限的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全国”或“全体”的情况，还需要其他相关地域的学术成果来补充或修正。此实属无奈之举，权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