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哲学发展的现代转向，学界有不少看法，其中最为主要的观点是语言哲学的转向。一般学者都认为，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即由认识论研究向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向。近读王玉樑先生写的《从理论价值哲学到实践价值哲学》——专著中论述了现代哲学发展转向，颇受启发，深有教益。王先生认为，现代哲学发展转向的特点是实践论阶段与实践论转向，并明确指出语言哲学不是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就是说不能称之为哲学发展的基本转向。我以为这一哲学判断具有重要的哲学现代发展史的意义，它有助于推进人们对于哲学发展史的现代特点的重新反思。王先生的这一观点也给我增添了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的理论勇气。

我在1999年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时所写的《西方哲学发展的特点》一节中，写了三个要点：第一是西方古代哲学研究的本体论特点；第二是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特点；第三是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内涵——实践论基础。其实，第三个要点主要是论述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践论转向，但是我却没有理论勇气把这个观点列为一个要点的理论命题，故而使用了一个比较含混的说法，这既反映了我哲学思考不够彻底的弱点，也说明我当时的研究不够深入。

我当时在写第三个要点的开节第一句话就是“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古代的本体论，经过近代的认识论，到现代以后达到以实践论为基础的理论形态，具备了科学的内涵……使哲学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接着，在进一步论述了认识论转向的成就和问题以后，书中直接而明确地指出：“实现哲学研究中的实践论转向，并把实践观作为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并实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显然，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是明确的，现代哲学发展转向是由认识论到实践论的转向；但是我的这个思想是不够坚定的，所以在标题上还是不敢轻易地使用“实践论转向”这个术语。原因在哪里？就在于学术界多数人认为语言哲学转向是现代哲学转向的这个广泛流行的命题，使我不敢轻易地质疑甚至否定。

读王先生的书，看到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现代哲学的实践论转向时，真有请教恨晚之感觉；当读到他明确地指出语言哲学不足以作为哲学现代发展转向的第三阶段时，尤其是不能和实践论转向相提并论时，又有醍醐灌顶之感觉和拨云见日之效应。现在我想沿着王玉樑先生的思路，把我过去不是十分坚定的思想认识再简要论证一下。

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均写作于1845年前后，也就是说他在19世纪中叶即提出了实践论问题，开启了哲学发展的实践论转向；也意味着，这时候哲学研究的主题、基础和方法论取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因此从时间上来说，这是继休谟、康德、黑格尔等之后，也就是在认识论研究的巅峰状态之后的新的哲学发展状态。所以，如果把认识论研究作为哲学发展的近代特征的话，新的时代特征和哲学转向应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实践论。

语言哲学，确实是20世纪以后具有广泛影响的哲学现象；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卡尔纳普、塔尔斯基等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家，确实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也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状况。但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哲学是近代以来认识论转向的哲学研究路径在20世纪的延伸和反映，不管其分支和流派有多少差别，但都认为哲学的本质是语言，都把语言分析当作哲学的首要任务，且特别重视逻辑分析的方法。由于语言是认识的工具、思维的外壳和表达的方式，从语言入手透视世界，反思主体自身，研究认识、思维的意义和边界，无疑是认识论研究的深层推进，并没有超出认识论问题的范围；而且仅从语言出发，也仅是从认识的形式出发，把语言作为反思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它是把哲学的研究局限于主体特征的范围内的。正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才说：“凡是能够说清楚的事情，都能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但是，维特根斯坦忘记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能够说清楚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不是停在原地止步不前，更不是越来越少！语言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以语言为对象，把语言作为人与世界的中介反思认识论问题，是在认识论的领域内研究认识问题，实际上即是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的哲学研究在20世纪的延伸和纵深拓展。

为什么说语言哲学的研究是沿着认识论研究路线的深入呢？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古代哲学的研究主题是本体论。可是本体论研究越是深入，哲学界的分歧就越大，对于宇宙本体、世界本体到底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解释，莫衷一是，难以统一。于是，哲学家就开始审问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加之，进入近代以后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开始发展显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力量，所以哲学的重点就转向认识论研究。从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上说，古代哲学离开了对人类意识的反省、反思，直接从认识的客体出发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本体，当这种思考的进路遇到困难后，又反过来研究认识自身的哲学问题。但是认识是和表达与解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概念的推演密不可分的，是与文化背景有着深度牵连的，这些都涉及语言问题。如果没有语言要素，认识和思维几乎无法进行。所以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就与语言问题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有的语言哲学家认为，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因为，所谓客观世界，是人们认识到的客观世界，而认识到的客观世界是用语言所表达的客观世界。所以，语言哲学是以语言为中介来研究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是认识论研究在20世纪的深入。

做这样简短的论述以后，我认为还得回到王玉樑先生的表述中来：“从古代的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再到现代的实践论的转变，是哲学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它标志着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阶段进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论阶段。”因此，真正可以称之为哲学的现代研究转向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实践论研究取向，如果我要重新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的话，我会明确写出这个命题。

当哲学的主题发生实践论转向以后，实践问题就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成为哲学思维的方法论指向，从实践出发，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审视以往的哲学问题就有了新的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实践出发，找到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从而将历史运动的考察和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和伟大功绩。但是要将实践观点进一步延伸思考，就应当提出实践模式问题。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人类社会的规律也就是人类实践的规律。然而必须清楚，这是实践的时间维度的性质和特点，如果从实践的空间维度考察，就提出了实践的模式问题。实践模式是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式，是社会规律的实现形式，这就引出了规律与模式的关系问题。人们发现和掌握客观规律只是实践的必要条件，要使实践能够展开，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同时引入价值规定和情境因素，形成实践模式，实践活动才能现实地展开。

这里，试图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应用特点做一分析。人们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的规律，当两者的关系不适应并发展到尖锐对立以至于生产力不能继续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产生了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这也就是制度变革的需求，要求用新制度规则取代旧制度需求。但是哪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形式是“合适的”呢？或者说，“合适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结构特征是什么？人们一下子还说不清楚。这时候，需要设计不同形式的生产关系进行探索。这是一个通过“试错”的过程选择的问题，是一个通过“设计”发现最合适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问题。我们认为，寻找“合适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活动就是社会工程的活动，因此客观规律和实践模式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

实践模式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新发展。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哲学的变革；毛泽东从实践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模式；邓小平提出实践模式问题，说“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模式”，从建设模式角度提出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问题，引出了发展规律和实践模式的关系问题。另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现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客观地奠定了实践模式范畴的历史基础：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模式，中国革命的实践模式和现代中国的建设实践模式，都足以说明实践模式是哲学实践论不能不回答的问题。由此，可见存在几种不同的认识类型：真理性认识——事物本质与客观规律——因果推理、假说、猜想等思维方法；价值性认识——评价准则与评价性论断——比较、权衡方法；实践模式的认识——关于行动方案等的知识——综合集成等方法。实践模式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结果的中介形式，是关于理论转化为物质成果的实践方式。理论命题是抽象的存在，实践结果是具体的物质形态；实践过程需要操作性规定和操作方式，这就是实践模式。如果缺失模式范畴，一定是用理论去裁剪现实。从现实中寻找和理论同构的事实，就会忽略价值前提和地方性知识，把理论原则当成实践模式，犯教条主义错误。如果你拥有了真理性认识，就一定能保证实践的成功吗？非也！当实践模式不合理时，就不能保证实践的成功！从实践检验的过程看，缺失模式范畴导致的问题是，从实践结果直接验证理论前提，会犯简单性错误。事实上，实践失败未必能充分说明真理性认识前提之谬误！如果通过模式范畴，即用实践结果间接指向理论命题，失败的结果未必能验证真理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