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理学发展总体凋敝，向为学界之共识。章太炎曾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之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萧一山也认为，清初理学家“所讨论研究者，皆不过就前人之说，为之推阐证明而已，绝无发明也；此亦清代理学日就衰亡之象也”；“乾嘉以降，经学几成一尊之局，理学已不能军”。“宋明理学之在清代最为不振”，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论及清代，也以清初为重点，略及乾嘉，而不及晚清。不过，也有一些学者的看法不同，王国维论清学，谓之“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刘咸炘虽然也说“有清之世，理学最衰”，但其《三进篇》却认为清代理学在道咸之际也有重大进步。事实上，就笔者所见，清代理学的总体凋敝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个案方面，一些理学家也确实不乏创新，在此方面，刘沅就是一个“道咸以降之学新”的极好例子。

刘沅（1767-1855），字止唐（一说止塘），号清阳子、讷如居士，世称“槐轩先生”，四川双流人。刘沅身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而成学于嘉庆、道光之际，此时正值清学汉学转向并理学复兴之际，故刘沅之学以宋明理学为根本，于天道性命之学无所不究，又因其人生传奇，尊信全真教内丹心法，故其学主张三教合一，颇染于内丹道教。正因如此，刘沅之学能够上接宋明理学余绪，在哲学上有新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