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共革命,几乎以“群众运动”贯彻始终。研究中共革命,不能不探究其“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机制。长期以来,国内主流史学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党的群众路线的阐释和群众运动过程的描述,而对群众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却少有探讨。党如何动员?群众如何参与?党的政治动员策略与群众集体行动的自主性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持续数十年的群众运动,是否形成了一以贯之且独具特色的运动模式,而在不同时期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值得深入研究。相比之下,西方学界对中共的群众动员有过相当热烈而深入的探讨,而其基本关怀在探寻中共革命“成功”的要素,或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非凡”性机制。亦因为此,其相关研究,多注目延安时期至“文革”时期,甚至将1949年以后的革命模式,都归之为“延安道路”的产物,而相对忽略了中共早期尤其是陈独秀时代群众运动的研究。因陈独秀时代的“国民革命”在1927年以“失败”告终,国内主流史学长期沉迷于清算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西方学界也难免轻忽和漠视“失败”时期的中共及其领导的群众运动。
其实,陈独秀时代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学界尚缺乏足够深入的认知。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
陈独秀时代的群众运动,涉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诸多方面。本章无法全面探讨,仅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进行一些概略性的描述和分析,无意做全面的史实重建,更无意“颠覆”前人的相关研究,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某些过去被无意忽略或被有意遮蔽的面相。因广东和湖南两省农运相对比较发达,且留下较为丰富的资料,故本章的讨论将以粤湘两省为中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