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范式的变迁犹如时尚流转。时下流行的时尚是文学重归审美。诚如再现、表现、模仿、典型，乃至审美本身，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是西方话语的一统天下，以至于时而学者愤愤不平中国古典文论的“失语症”，此一重归审美的时尚，也有相应的西方理论后援，其中一马当先的，就是2004年中译本面世的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该书中译本序言中，作者这样描述当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纠葛：

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经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关于各种性倾向的奇谈怪论。1636609

布鲁姆自称他的英雄偶像是以标举古典主义趣味著称的19世纪英国批评家萨谬尔·约翰逊。可是又说，即便是约翰逊，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很显然这还是“政治正确”的老话：文化研究在他看来涉及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偏偏就是无关审美的价值判断。所以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便是重归审美。《西方正典》的英文初版是在1994年，那正是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无怪作者开篇就说，我们的每一所高校中都将设立文化研究系，这趋势就好比一头公牛不可拂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正文中并没有“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的说法，十年之后，布鲁姆在中译本序中给站边文化批评，确切地说，是给站边文学研究之文化研究转向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分别加上一个“伪”字，以显示他本人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没有成见，或许一半是向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献上一份恭敬，一半是不想开罪这个人口最庞大国度的可爱的另外一半读者？

布鲁姆没有说错，文化研究向来就具有浓厚的政治维度，或者说，以日常生活来颠覆霸权政治的维度。美国传媒学者，文化研究一度的当红人物约翰·费斯克在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一文中，开篇就说：

“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侧重的既不是审美，也不是人文的含义，而是政治的含义。文化不是被视为伟大艺术中形式和美的审美理想，或者用更有人文意味的话说，是超越时间和民族边界之“人文精神”的声音，听众假定是一个普遍的人（这里性别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这一文化概念中，女人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文化不是人类精神的审美产品，用来抵挡如潮汹涌的工业物质主义的粗鄙污秽，而是工业社会内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包括了此种社会经验的所有意义。1636610

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很显然不是以致力于启蒙的“大写的文化”，即美学的文化传统为主要对象的。所以诚如费斯克所言，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工业社会内部，意义的生产和流通。意义不光来自于社会经验，同样来自于社会的个体成员，即是说，每一个人正是通过社会身份的建构，得以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和社会关系的。简言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工业社会内部的特定生活方式，它是此种生活方式一切社会经验的意义生产和流通。

以政治生活来解释文化，那么以阶级、种族、性别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轴心，来作为早期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随着跨国资本的急遽膨胀，阶级的概念业已今非昔比。1960年代威廉斯鼎力推崇工人阶级文化。可是如今工人阶级安在？它还是威廉斯时代的那个模样吗？肯定不是。种族问题有萨义德一马当先的后殖民主义，但是萨义德去世之后，后殖民主义就像其他一时风靡的“少数人话语”，本身也面临着深重危机，诚如它之被布鲁姆同“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关于各种性倾向的奇谈怪论”并提而弃之如敝屣。性别本来是女权主义的旗帜，但是包括男性性心理描述、酷儿理论，等等在内的“性别研究”后来居上，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此外，照费斯克的说法，国家、年龄集团、宗教、职业、教育，以及政治效忠，等等，都还是新的轴心。故此，作为文化研究对象的现代社会生活，与被认为是有机完整的传统社会判然不同，而毋宁说是不同集团组成的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其中每一个集团都有不同的利益，根据同主导阶级的权力关系，确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故而是社会权力决定社会关系，也使社会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永远处在对抗和协调的动态之中。而社会权力，用葛兰西的术语来说，归根到底也就是在于使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被社会结构当作全民的利益尊奉推广。据费斯克看来，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的抗争，都带有此一性质。而假如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来看，不妨说它们就是阶级斗争的当代形式。

费斯克认为，主导阶级处心积虑将本阶级的利益中性化，把它表述为全民的利益，大都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完成的，很少出于这些阶级成员的自觉意识。反过来对于主流文化的抵制，则大都是出于自觉意识。这里就涉及每一个阶级文化和社会实践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此而言，可以说，文化就是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我们经常引用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1636611这是将意识形态视之为“虚假意识”，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潜入无意识之中的虚假意识。

但是很显然，文化研究关注的意识形态，主要并不是恩格斯上述意义上的“虚假意识”。在费斯克看来，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描述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虚假意识”，只有无产阶级社会诞生，才有可能出现“真实意识”。但是文化研究流行的20世纪后半叶，并没有见证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资本主义自身反而是在不断再生产，将种种抵抗和反抗势力收编进来。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没有预见到的。但是，一个社会有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吗？一个社会有可能只有虚假的意识形态吗？故而意识形态学说，即人们社会关系的真实意识，殊有必要予以重新界定。这是文化研究汲取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的现实背景。

其实早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前，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年）、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和《漫长的革命》，这三部文化研究的先驱著作，就充分显示了文化研究的阶级意识和生活维度。《识字的用途》叙述工人阶级通过阅读自己的文本，来表达对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的反抗。这里的“文本”远不限于文学，而是从邻里文化、生活习俗到报纸杂志的形形色色的“工人阶级自己的声音”。《文化与社会》直接表达了威廉斯与利维斯主义的分歧，质疑文学未必能够一力担纲社会进步。《漫长的革命》，则将F.R.利维斯主编的《细绎》杂志所关注的艺术、教育、政治和交流，等等诸多话题，置于乐观主义的未来框架中来叙述，一反利维斯对当代大众文化忧心忡忡的不屑一顾态度。这一切，都与利维斯主义定位在英国文学伟大传统上面的高雅文化针锋相对。诚如霍加特所言：

因此，我选取了非常单一的工人阶级群体，通过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和人生态度，尝试再现他们的生活氛围和质量。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出版物五花八门、无边弥漫的感染力，如何连接着广被接受的人生态度，以及它们如何改变这些态度，又如何遭遇抵抗。1636612

由此可见，霍加特是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政治内涵，不是把它们看作利维斯主义视野中的乌合之众娱乐产品，而是强调它们与不同阶级和集团的连接关系，以及其中展示的抵抗意识。这是鲜明的“新左派”的立场。居住环境、人生态度、生活氛围和质量，这一切都预演了以后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如果它不能说明别的，至少可以说明，文化研究肯定不会在近年来流行已有时日的“理论死了”一类“后理论”时髦中寿终正寝，因为支持它的基石不是形而上学，而是生活本身。

就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看，斯图亚特·霍尔后来在他题为《文化研究的兴起与人文学科的危机》一文中，对伯明翰中心的诞生，有过这样一个叫人啼笑皆非的回忆：

中心成立之日，我们收到了各家英文系的来信，说他们做不到真心诚意欢迎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但是希望他们不得不一如既往，做他们本分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挡路。我们还收到了另一封来自社会学系的信，要更尖锐得多，事实上它说：“……我们希望你们别以为自己在做社会学，因为社会学压根就不是你们在做的事情。”1636613

霍尔的话可以显示文化研究怎样从文学的母体之中脱胎而出，而走向不被正统社会学认可的社会学研究。然而，即便是与它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传统学科文学和社会学，当时对它的抵制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文化研究如上所见，学科体制上它是英文系的产物。它与文学关系密切，从中汲取了文本分析的主要方法，虽然文化研究最终是和文学分道扬镳了。一定程度上，诚如批评家所言，它是从“左派利维斯主义”起步的。F.R.利维斯主编的《细绎》杂志提倡文本细读，后来也成为文化研究将大众文化现象当作文本分析的看家方法。它与社会学也关系密切，从中它借鉴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关心特定文化群和亚文化群的意义建构，专心考察边缘群体的生活方式。不但如此，文化研究同历史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研究也研究历史，不过这是广义上的下层阶级的历史，此外它还侧重口传历史、大众记忆。这一切同英雄政要的正统史学，固不相同。

有意思的是，究竟是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导致文学研究危机深重，还是文学研究眼见文化研究从自己的母体中脱胎而出，有心扼杀这个新生儿，看法见仁见智，不尽相同。2008年访问过中国的英国传播学者科林·斯巴克斯在其《文化研究的演进》一文中，就认为文学研究的危机，并非通常如人所言，全然是因为目光只盯住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从而排斥了大众文化的研究。即便是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这些作家，说他们一味鼓吹精英主义路线，在斯巴克斯看来也是多少受了冤枉，虽然这一指责对于他们的追随者们，或者倒是所言不虚。理由是这三人都非常关切文化，特别是高雅艺术与文学同社会体制的关系。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固不待言，T.S.艾略特的《文化定义笔记》亦然。利维斯虽然对文学抱有过高期望，但也算是对民间文化情有独钟，而民间文化同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为社会生活的真正艺术。所以，言及危机的真正原因，斯巴克斯和费斯克又是殊途同归，将之定位在政治上。换言之，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新近的文化研究之间，矛盾终而是在于反民主和要民主之间。斯巴克斯这样描述文学研究对于文化研究的畏惧：

文化研究整个儿接过了文学批评的方案，却高举民粹主义，同父亲划清界限，由此来界定自身。故此它是将自己发落到边缘地带，其方式与社会学还有不同——它有意填补的知识空间已经给它充满敌意的父亲占领在先，后者自有种种制度上的强烈动机，将这个新生儿扼杀在襁褓之中。1636614

由此可见，文学研究怨声载道文化研究半路杀出，抢了它的饭碗，文化研究还自觉得在受压迫呢。无论如何，文学研究应当有充分的理由同文化研究和平共处。就文化研究是以当代工业社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生活方式为其考究对象而言，我们不妨把仿佛是形同陌路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伯明翰的传统视为文化研究相辅相成的双翼。伯明翰学派固不必耿耿于怀法兰克福学派走精英主义贵族路线，反过来法兰克福学派也无须质疑伯明翰学派浪漫化了工人阶级文化。文化研究不曾因为文学经典的迷失而自鸣得意，同样它不会因为经典的重振雄风而自惭形秽。在后现代“宏大叙事”渐成明日黄花，先锋理论的迷信渐被破除的今天，我们有充分理由重申文化研究，因为在它的背后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当代生活方式。文化研究就是生活研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