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威赛尔（Elie Wiesel）对大屠杀的反思涉及伦理和宗教的复杂联系。威赛尔的《夜》似乎告诉我们，因为死亡营的生活状况，人们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信仰。然而，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威赛尔却越来越倾向于否定在对神性的怀疑甚至否定与信仰的坚守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夜》中，威赛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他人的责任伦理，同时并没有弱化历史上上帝出现的重要性。人们可以从宗教角度发现人类构成的重要性，因为它涉及一种伦理，这种伦理认为人和其他与他直接接触的人之间存在一种责任，而且这种责任是作为前提存在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必须理解威赛尔的这种观点：“记住，历史的上帝，是你创造人类去记忆。”1652854从第一次读到威赛尔，读者都会注意到他的中心论点是有必要对大屠杀保持一个鲜活的记忆。从这里开始，我要强调的是大屠杀记忆作为人际之间和人与上帝之间的沟通渠道的方式。同时，记忆不仅是一个联系过去与未来的简单中介，它同样是一种为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恐怖分担责任的伦理方式。

一个好的出发点是要认识到威赛尔赋予记忆的特权地位：威赛尔《夜》中的记忆力量具有把受害者从死亡王国拉回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能力。1652856通过威赛尔自己的思考以及别人对他的阐释，我要说明大屠杀记忆是怎样有可能成为人类的一种道德义务，并承担了人际团结和社区融合的作用。对记忆所承担的人类的、伦理的和宗教的意义深感兴趣，我同时也会赋予它一种肯定人际责任的伦理背景的角色，这种伦理暗示着人类对上帝有责任，同时上帝也对人类负有责任。这种责任伦理与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很相似。我认为这二者都源于对犹太法典《塔木德经》（Talmudic）文本的深刻理解。众所周知的是列维纳斯和威赛尔，虽然互不相识，但同为塔木德大师乔查尼（Chouchani）的弟子。他们两个对圣经和《塔木德经》的共同经历也许可以说明两人共同的对责任伦理的必要性的肯定。1652858

我们会注意到宗教、伦理和记忆三者关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尤其是在大屠杀情况下，威赛尔作品的一个方面是说明记忆是一种人类和上帝确认彼此存在的一种方式。记忆是上帝的属性，按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类也被打上记忆的徽章，并成为人类力量的一个标志。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屠杀时期，威赛尔觉得有必要把上帝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把种族灭绝的受难者带到记忆的现实中来。他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以色列经历的上帝（God of Israel’s experience），因为上帝是真理和记忆的上帝，上帝是以色列证言的上帝（the God of Israel’s testimony）。1652860另一方面，作为大屠杀记忆的活生生的文献，《夜》谈到了显现和缺席、沉默和证言、人类和上帝的状况，他们彼此之间的责任以及对死亡营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质疑的必要性。

尽管《夜》的叙事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上帝缺失的世界，对它的记忆却可以为一个已经失去意义的世界赋予意义。在这种语境下，提到上帝的在场或缺席并没有任何神学价值或动机，它承担的是作为构建记忆的机制的作用，作为机构来源的作用，作为创造原型的作用，作为对缺席者的展示的作用，作为真理权力（the power of truth）的作用和作为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联系的作用。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对威赛尔来说，拒绝遗忘是一种建立生命和死亡平衡关系的正常化力量。对恢复机制来说，每一个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的精神，那就是去铭记，即使这个人觉得自己被上帝所抛弃，而遗忘就是放弃。因此，在大屠杀时代，犹太人的基本法则之一就是去铭记这些受难者，不要抛弃那些死去的人，而不是宣告他们的消失和毁灭。1652862

威赛尔很清楚，有时候记忆是恶毒的，可以把人引向仇恨。但即使如此，他相信记忆具有一种净化的力量：它可以使我们避免以前的错误，它可以把我们带入一种对话中去，这种对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他人实施暴力的后果。威赛尔很清楚记忆并不能为当今的问题提供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他仍然相信记忆是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重要部分。当我们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回忆行为（the simple act of recollection）时，这种记忆可能会有一个消极的后果。今天，一些群体利用宗教（意为庆祝生命）来提升死亡，利用记忆来对抗他人。1652865因此在铭记时，我们要更进一步，把我们的记忆汇集起来解决问题。威赛尔认为不要使记忆变成暴力和痛苦的源泉。1652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