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就有关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对30年建设的历史，讲一点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共同商讨。

30年的经济建设，是在比较大的曲折中前进的。大体上来说，经历了四次转折和四个发展阶段，加上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大的转折，就是五次转折。30年，五次转折，四个发展阶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是第一次伟大的转变，是我国革命发展史上极为辉煌的里程碑。从经济发展来说，这是第一次转折。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内，我们做了不少很有成效的事情。我们实际上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制止了通货膨胀，使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当时，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毛泽东主席对这一段的财经工作有过很高的评价。

经过三年恢复，很快地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1954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算起的，但计划是1954年制定并提交1955年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的），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我在这里着重说一句，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直接过问和听取汇报，由陈云同志主持、李富春等同志参加搞出来的。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帮助了我们。156项工程就是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帮助我们搞出来的。回忆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的时候，要想到斯大林。

总的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安排得比较好的，是经过综合平衡的。那时有个口号，叫“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理解和执行上都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考虑到，如果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建设就得不到必要的和急需的装备及原材料，就发展不起来。那样，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就会犯“软骨病”。在实际执行中间，部署了钢铁工业，部署了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械制造业，部署了燃料动力工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比较注意了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注意了重、轻、农的协调发展，注意了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当时，能搞出这么一个好计划来，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切实根据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办事，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特别注意了综合平衡。结果，只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这五年中，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社会风尚是好的，人民生活也是逐渐提高的。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吗！当然，大家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说经济的发展比较正常，也不是说那时一切都搞得很好。

这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开始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重要阶段。

（二）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了第二次转折。这里说明一下，我讲的“转折”，是按照历史走过的脚印来说的。我们通常讲“伟大的转折”，这里不是从那种意义上说的。从实际的情形看，它确是转折，但不一定是伟大的。

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转折，情形比较复杂。1956年、1957年，现在来看，这是个关键的时刻。1956年初，毛主席着重提出，我们要找出合乎我国具体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得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省一些。有名的“多快好省”，就是这时提出来的。1955年冬、1956年春，刘少奇同志找工业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座谈，最早找的是国家建委的负责人汇报、座谈，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在座谈中，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意见，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提出来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提出来了，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战时和平时的关系问题也提出来了。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内，毛主席又亲自听了有关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边汇报、边议论，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反对了教条主义，反对了我们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那些生搬硬套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明确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听了汇报以后不久，毛主席先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后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直到现在还是对我们工作起重大指导作用的文献。

那时候，在我们的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都亲自研究经济工作，由毛主席总其大成。从34个部门汇报到《论十大关系》，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既是毛主席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由于把大家在集体的革命奋斗中产生的先进思想集中起来，综合起来，加以发展，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1956年9月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今天看来，那仍然是个正确的、很重要的文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周总理主持编制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后来并没有组织实施，被放在一边了。就在这一年，正式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后来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这次转折，出发点是想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发展道路。1956年、1957年经济的发展也是比较正常的、健康的。

可惜的是，后来毛主席决策的一些重大事项，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回想起来，1957年的后半年就出问题了。之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钢为纲”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当作自我批评。1955年，毛主席亲自主持搞了个农村工作“十七条”，以后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那时我主管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工作。1958年6、7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以粮为纲”，带动其他，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现在就是要拿农业来压工业，农业的问题解决了，你工业怎么办？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把1957年提出的赶上英国钢的最高年产量2200万吨的口号具体化。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很对！就按照这个办。于是，就把这个口号拿出来了。今天检查起来，这个口号不对头，我有责任。实践证明，“以钢为纲”，并没有带动一切，也带动不起来一切。相反，执行的结果是，挤了轻工业、农业，挤了文教，特别是挤了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也挤了煤、电、油、运和其他。1957年，我国钢的产量已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的135万吨增加了近三倍，五年平均每年增长31%，这确实是个很大的成绩。在编制1958年计划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能不能再快一点？1958年钢的指标原来定为620万吨，比上一年的535万吨增加85万吨，增长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如果按这个速度前进，中间不要有什么大的波折，大体上到1966年的时候，我国钢的产量就可以达到2000万吨左右，就能实现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

这里应当提到，1957年我们党内发生了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那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马鞍形”，就是说1956年的生产增长速度是高的，1957年低下来了，1958年要把它搞上去。1957年为什么低了？说是“右倾”了，几位同志反冒进了，于是就搞了个反反冒进。到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大批反冒进。当时提出的有些口号，离开了第二次转折开始时提出的正确原则。总的来说，第二次转折，原本是要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愿望是好的。起初转得也很好。如果循序渐进，大有可为。但是到1958年，超越了真理，就转歪了。这就造成了以后一个期间工作上的很大被动。这算是第二次转折。

从195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大跃进”、三年困难，可以算作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前面说过了，这个阶段是在不那么正常的状态中开始的。南宁会议以后，“反右倾”升级，似乎指标高，“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量力而行的指标，“慢”，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拔白旗，插红旗”。所谓“白旗”，就是指那些主张指标比较稳妥的人。会后，又提出反对“稳妥派”。1958年4月，酝酿钢的产量翻一番，要求达到1070万吨。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反“右”。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组织人民公社，当年搞7000亿斤粮食；还正式提出“以钢为纲”，把“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在“一〇七〇”问题上，我也负有一份责任。对“一〇七〇”，我本来是有怀疑的，但许多人都说行，我也大概算了一下，觉得有那么多高炉，那么多平炉，那么多矿山，那时又强调算活账、算大账，反对见物不见人，这么一算，也觉得行。于是，在北戴河会议上，我把鞍钢、武钢、太钢等这些大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厂长和这些大钢厂所在地的工业书记都叫上，去毛主席那里开会。大家去了一谈，都说钢产量可以翻番。有几位地方上的负责人极力主张翻番。毛主席很高兴。我心里不踏实，怕完不成，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赞成。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把“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有“将军”之意。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建议是错误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时候，毛主席第一句话就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接受了薄一波同志的建议，把“一〇七〇”公布了。应当说，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对“一〇七〇”是有过怀疑的。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那时已经到9月份了，钢产量还不到“一〇七〇”的1/3，离年底不到四个月，还有2/3的任务能完成吗？但是，还是下了决心，定了纪律，要保证实现。于是，6000万人上山找矿、挖煤、伐木炼土铁，全国各地方都动员起来大办钢铁。

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工作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泛滥起来了，严重违反了客观规律。比如“吃饭不要钱”。还有，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唯心主义到了何等程度啊！还有，叫做“大破资产阶级法权”，如此等等。从工业交通战线来说，原来提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钢的产量上赶上英国，不久就改为15年或者更少一点时间，过几天又改为12年，再过几天又改为10年。后来，索性说只要大家努力，一两年就能赶上。总之，南宁会议以后一下子就把风吹上去了，吹到了极端，“左”了，“左”得很，发生了许多问题。应当公道地讲，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要纠正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等的。纠正的时候也是非常紧迫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在1958年11月初，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集合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一些省市委书记，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在这次会上，着重讲了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法则的问题，提出了读两本书的建议，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1月底至12月上旬，开了武昌会议，也是解决这类问题。毛主席说：“一〇七〇”是个冒险的计划，6000万人上山，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他主张把1959年钢的指标压下来，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还讲了要用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整顿人民公社。1959年2、3月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着重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按劳分配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4月开上海会议，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和波浪式前进的问题，反对少谋武断、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和天天搞高潮。还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坚持真理。上海会议后，中央指定陈云同志调整钢产量指标。陈云同志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把钢产量定为1300万吨。执行的结果证明，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总之，这个期间开的会，都是类似性质的工作会议，直到6月上庐山，都是纠正冒进的错误。毛主席亲自主持纠正这种“左”的错误，他对一些主持财经工作的同志讲，现在不能再支持你们了；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大家的冒进。他还提出要“压缩空气”，劳逸结合，冲天干劲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应当说，毛主席无论是在郑州会议上，还是在武昌会议上、上海会议上，都是从正面引导大家认识南宁会议后提出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切实进行批评，而且在纠“左”的方法上，毛主席也不主张公开反“左”，不主张对那些特别热心执行“左”的方针的干部进行批评，反复讲“气可鼓而不可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干劲，认为公开反“左”是不对的，那是泼冷水、泄气，“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经过这一系列的会议，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有八个月之久，空气有一些“压缩”。但是劲头特别大的人们并不服气，思想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1959年7月初，在庐山开会。前半个月开的是“神仙会”，继续“压缩空气”。毛主席检查了一年半来的工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特别提出，是否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反过来，提农、轻、重。他还讲：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安排好生产，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会议前半个月开得很好，但是在起草公报的时候发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公报草案没有表现出轰轰烈烈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面貌，没有明确提尽快赶上英国的口号，对形势估计“右倾”。于是，引起了争论。就在这个时刻，7月14日，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他的意见书。从内容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没有错误，里面讲的许多问题，跟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半段议论的内容差不多。他收集了一些材料，作了分析，更加明确地把这期间讲的东西肯定了下来，加了一句政治评语：“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于是，那些极力提倡吃饭不要钱和主张“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人们站出来反对，引起了一场风波。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但内容是正确的，而且在组织上也没有错误。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有什么错误？就是意见有错误，也没有什么。但是整了他。所以，应该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说，我们党内发生过十次路线斗争。我看，庐山会议这次就不能成立，针对刘少奇同志的那次也不能成立。我们党内在这些问题上要好好总结一下。我在这里附带讲几句，跟同志们商量研究。现在，我们党内有这样的情况：过去说毛主席正确，就说一切都正确，这是不对的；现在反过来，说毛主席有错误，就仿佛一切都错了，也不能这样讲。还是应当一分为二。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不要丢，但是他有缺点，也有错误。他老人家晚年犯的错误，有些还很大。刘少奇同志、彭德怀同志也是好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对他们的处理是错误的，一定要纠正过来，这是对的。但是，也不要说他们一点错误也没有，那样讲就不是辩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还是这样好。

庐山会议的后半段，从工作会议转到开八届八中全会。7月23日，毛主席在大会上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于是，会议的方向转了，不谈经济问题，转到专门谈政治问题以至历史问题。各方面一翻腾，八个月反“左”的成果不但没有巩固下来，反而弃之于一旦，还是要反右，1958年搞的那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似乎又都是完全正确的了。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紧张了大半年，在座的同志都是经过的。我从庐山一回来就作检讨。因为我在上庐山之前，在几个主要工业部作过报告，说过“大跃进”造成了比例失调，把经济搞得有些乱了。

庐山会议后不久，赫鲁晓夫撤走苏联专家，撕毁经援合同。这件事，激起了大家的义愤，说：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你撤走专家，我们自己也能干，而且能比你的专家在的时候还干得好。钢，什么1800万吨，非搞2000万吨不可。那时，有个响亮的口号，叫做炼“争气钢”，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总之，什么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唯物论、辩证法等等，都抛掉了。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逐渐压缩了的空气，在庐山会议后的大半年里又加倍地膨胀了起来，造成了经济严重失调，工业生产大倒退，农业垮下来了，出现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说过，规律在正常情况下是看不出来的，违背了它，它就来惩罚你。

（三）从1960年下半年起，为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始了第三次转折。1960年上半年，就慢慢发觉搞错了，走不动了。毛主席在《十年总结》里，强调提出要留有余地、藏一手，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来自实事求是。后来他又强调要彻底纠正“五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工作做细，要搞具体的工作条例。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农业六十条》的起草工作。《工业七十条》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定稿的，毛主席多次称赞过它。还有手工业、商业、科学文教事业等等，统统搞条例。到1961年，正式形成了八字方针。请大家注意，就是在这时候，毛主席的脑子里头还是想转这个弯子，还是想把经济搞得更好的。

这里，我想讲一讲八字方针是怎么搞出来的。大约是在1960年第四季度，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李富春同志在搞1961年计划的时候，提出“调整、巩固、提高”这六个字，就是说计划应该按这六个字的精神来安排。向周总理汇报以后，总理提出在“调整、巩固”后边，加上“充实”两个字，于是形成了八字方针。这第三次转折可以说是以八字方针为标志的。周总理、陈云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时期做了许多艰巨的细致的工作。有些人当时并不觉悟，还是反对，说三道四。周总理给顶住了，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也出来顶住了。应该说明，这次转折是被迫进行的，不干也不行，因为三年“大跃进”造成了比例严重失调；这次转折是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的，因为那时不调整就走不下去了，如果再蛮干下去，国民经济就要垮台。

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这时，陈云同志再次出来主持财经计划工作。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工业要退够，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重新安排生产、基建，计划不留缺口，等等。小平同志当时是总书记，支持这些意见。1962年1、2月，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同志作了报告，毛主席讲了话，有几个副主席也讲了话，陈云同志没有讲话。

当时，调整的主要内容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那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9年、1960年的每年300多亿元，一下子压缩到60多亿元；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去由于搞高指标，基建战线过长，最高时达到120多亿元，用了很多办法压缩到80亿元，减了40亿元。陈云同志还提出搞一些高价商品来回笼货币。那时候，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1957年全国职工有2450万人，到1960年就猛增到5000万人，吃商品粮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后来动员了2000万人下乡。应该说，“大跃进”那几年的工作，是有负于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期望的。尽管如此，群众对我们还是比较谅解，认为是好心做了错事。

60年代初那次调整，“退”下来是为了求得各方面的平衡，以便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前进。那时候，不仅是减人、关厂、压投资，不仅是简单地“退”下来，还初步总结了经验，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记得1962年冬天，在广州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之后，李富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转达周总理的意见，说总理要我代中央起草一个工业决定。那次搞的工业决定草稿，在强调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还强调了要摆正农轻重的位置等等。这个决定草稿，后来被陈伯达推翻了。草稿中有个搞好人民群众吃穿用的提法，就因为这个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集中批判了一个月。这个工业决定草稿中讲的一些方针和考虑，即使在今天看来，还是有意义的。那时的调整，还强调要在整顿企业和管好工厂上下工夫、打基础，普遍试行了《工业七十条》，比较快地扭转了企业经营管理混乱的状况。同时，还提出了按经济办法组织生产和管理经济的原则，搞专业化和协作，搞托拉斯试点，全国试办了12个大托拉斯，都取得了一些效果和经验。总之，当时的调整，内容相当丰富，工作极为艰巨，成绩十分显著。从1961年开始贯彻八字方针，经过1962年，到1963年经济就基本恢复了，1964年开始有较大的发展，1965年经济形势更好，生产欣欣向荣，市场活跃，人民高兴，我们的国家又恢复了元气，而且向前发展了。

（四）就是在这个时候，当国家积蓄了一些力量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突然开始了，经济建设进入了第四次转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以及它的发展和结束，叶剑英同志在1979年的国庆讲话中作了全面论述。仅从经济上看来，这十年是一次大折腾。这次转折，同前三次转折性质是不同的，指导思想上是有严重错误的。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严重错误，故意制造事端，胡批乱批，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引上了邪路，损失极为严重。

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当然，这十年中间的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根据材料看，1967、1968两年生产大幅度下降；后来周总理用较多的精力抓经济，1970年还拟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经济情况有了一定的好转。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时候，经济也有了起色。但总起来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十年一贯制”，最后把我们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崩溃的边缘”，这是华国锋同志讲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盘否定了前一个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把这些成就说成是什么“刮下马风”，是“右倾机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还大批《工业七十条》，大批托拉斯，反对专业化和协作，大批经济核算和按劳分配，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那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农村搞乱了，把工商企业搞乱了，把整个经济也搞乱了，在全国制造了一场浩劫。

（五）1977年，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时的经济面临着调整的任务。但是认识得晚了一点。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也就是说正经历着经济发展的第五次转折。我认为，这次转折还没有最后完成，正处在转折的过程中间。

总起来讲，回顾3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道路是不平坦的。30年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这要靠全党同志来总结，党校的同志们在这方面也负有重要的责任。

我再重复几句。请大家注意，1949年进城以后到1957年这一段，我们经济建设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1958年、1959年、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造成了随后的三年大困难，使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从1961年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在折腾之后来一个大调整，经济相当快地得到了恢复。但是，到了国民经济好转一点的时候，就冒出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来。这十年是一场大破坏。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们面临着经济调整的任务，可是见事迟了一点。以上谈这些，是想把历史上的事情稍微摆一下，只要把事情搞清楚，是不难总结的。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粗浅体会，主要的有这么四点。

第一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除非敌人大规模入侵，不能离开这个重心，并且要防止政治运动的干扰。当然，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党的整个工作重心如何摆法的问题，可以说是个大的战略思想、战略布局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思考一下。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项根本任务。斯大林讲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经济建设。在我们中国，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就应当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1956年党的八大就提出重心转移的问题，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没有切实转移过来，一次接着一次地被干扰了。回过头来看，如果从八大起，确实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直坚持到今天，这中间不讲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始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搞脱离这个重心的阶级斗争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特别是不搞十年“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社会生产力就会得到持续的、协调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实力，人民的生活，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想一定会比今天好，而且要好得多。

在30年中，往往经济状况比较好一点，有一点本钱了，就不清醒不谨慎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里面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就是现在大家常讲的，不要再折腾了。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地搞经济建设，搞四化，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要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丝毫也不是贬低政治，也不是说我们今后不要政治运动了，问题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运动。政治是上层建筑，它反过来对经济基础发生强大的作用。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治运动，正确或者错误，归根到底在于它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我们就要；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不要。搞经济建设，搞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如果离开了为经济建设、为四化服务，去搞什么政治运动，那就不是正确的，而是错误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经验教训。就是说，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就应当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工作的重点，可是，一直到不久前，才真正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四化。大家想一想，这中间折腾了多少时间？

第二点：经济建设工作一定要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作基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我们的国家长期落后，人民希望尽快富强起来，这种愿望是理所当然的，是很可贵的，我们也必须争取尽可能地快。问题是不能仅凭感情和主观愿望来办事，必须充分考虑客观的可能性，尊重客观的规律，把需要和可能、客观和主观、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才能使良好的愿望逐步地变成现实。30年来，凡是这样做的时候，经济的发展就比较顺利，我前面所说的第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凡是脱离实际，主观蛮干，违背客观规律，国民经济就受到挫折，三年“大跃进”就是这样，十年“文化大革命”当中更充满了这方面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工作中的“左”和右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30年来，凡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比如解放以后我们接收国民党那么个烂摊子，生产停滞，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很多，我们就比较谨慎，比较谦逊，比较注意戒骄戒躁，注意实事求是。我们在打仗的那些年代也是这样的。当敌情严重、我们内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总是小心谨慎的。那个二等圣人孟夫子说过，“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没有敌情观念，这个国家总要倒霉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多难可以兴邦。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在困难的时候，即使有的地方、部门、单位或者某些人，把困难说得过于严重，出现右的倾向，这当然是错误的，但讲明道理，也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可是，当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或者经济状况实际上并不那么好，而只看到表面现象，甚至为假象所迷惑，误以为很好的时候，往往容易头脑发胀，不那么谨慎，不那么谦逊，不那么戒骄戒躁了，没有“敌情”观念了，就蛮干了，就容易出现“左”的倾向，甚至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问题，而且往往很不容易纠正。30年当中有过那么几次，特别明显的是：如果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可能就不会出现1958年的头脑大发胀；如果没有1962年到1965年经济调整的成功，也许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场大折腾，或者时间会推迟一下。

有的同志提出，1958年以后经济方面的挫折，能否算全党路线方面的错误？我个人的看法，是有“左”的错误，而且是严重的，但不是路线问题。我认为，南宁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那是“左”，应该叫犯了“左”的错误。但那时毛主席还是想纠正这些错误的。因此，有第一次郑州会议，跟着就是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的前半段，都是纠“左”的。可是纠正得不坚决，没有纠正过来。而且在庐山会议后半截子来了个反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反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情况就变了，搞得比以前还困难，又犯了“左”的错误，这是大折腾。在这以后，提出了八字方针，又搞了《工业七十条》和《工业决定》。毛主席对这段工作也是赞成的，这时他还是想把经济工作搞好的，但这期间情况很复杂。七千人大会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会议。会上，少奇同志作了一个大报告，这个报告无非是要我们把“大跃进”中间的那些错误搞清楚。正在这个时候，林彪就出来发了一篇言，他的发言同少奇同志讲的根本相反，看起来这里头有很大的问题。但当时林彪的话却得到了赞同。七千人大会后又有反复，林彪在这中间起了很坏的作用。1958年以后到1966年这八九年，总的来看，我觉得还是要找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处来，不能说成是路线方面的错误。

第三点：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在经常不平衡里边力求平衡，这就是我们说的经济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就是要协调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还有煤炭、电力、石油、运输和其他部门的关系，科学文教事业和整个经济建设的关系，特别是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使国民经济的发展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在综合平衡的问题上，前面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是安排得比较好的，后来就出了毛病。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实际做的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发展钢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正确的。问题在于“片面发展”，就不对了。我们先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1960年就觉察到不妥当，后来提出要把国民经济建设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可是说了一通，也没有转成。1964年，又提出必须在加快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并注意发展国防工业，形象地概括为“一个屁股，两个拳头”。这个提法，是进了一步，但是它还没有把轻工业和农业摆到适当地位上来。在执行中，基本上没有改变以钢的产量为中心来安排国民经济的做法。对于这种做法，那时也是感到有问题的，所以经常讲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要讲质量第一，等等。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可就是解决不了。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始终突破不了“以钢为纲”的禁区。

重、轻、农的关系，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一个基本的比例关系，过去多年处理得不协调，主要是我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在理解上和实践上存在不少问题。现在，应该重新研究和正确解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苏联当时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那是正确的。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有很大的片面性。离开了我国的具体情况，忽视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联系，忽视了农业和工业及重工业和轻工业彼此联系、互相促进的前提，也就是离开唯物辩证法，搞形而上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过分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甚至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简单化地理解为就是优先发展钢铁，因此往往是以钢的产量为中心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种片面地突出钢铁的做法，限制和妨碍了轻工业、农业的发展，也使煤、电、油等燃料动力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长期成为短线，落后于整个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失去应有的平衡，不能顺利发展，甚至发生很大的困难。我们要在国民经济的安排上正确处理好重、轻、农的比例关系，就要深刻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要使重工业的发展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为整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固然应当保持重点，但是不能畸轻畸重。要使计划真正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整体计划，而不仅仅是工业计划、重工业计划。

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要安排好财政、信贷、物资这三个方面的平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就有这个经验，摸索了那么多年，现在还是这么个经验。去年9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了1980年、1981年两年计划草案，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汇报之后，经过四中全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又经过随后召开的各部部长务虚会讨论，摸来摸去，就是这么几个平衡。李先念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着重讲了这个问题。

做好综合平衡，要求我们合理安排积累占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求出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比例数字。如果破坏了合理的比例关系，比如脱离客观实际的可能，主观地要求高积累、高指标，就会造成经济失调，想快反而慢，“其进锐者其退速”，并且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是多次吃过这个苦头的。1956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在八大的发言中，提出过“二、三、四”的意见，就是：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0%或者多一点，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0%为好。这个发言，是经过毛主席批准发表的。毛主席在那个时候，甚至于讲积累率还可以搞得低一些，“竭泽而渔”不好，“藏富于民”要好一些。对于我提的那个“二、三、四”，陈伯达写过文章反对，他在天津调查了以后，说积累率可以搞到60%。我看他是胡说八道。后来，有些同志主张积累率高一点好，因为我们是个穷国，要加快建设，资金从什么地方来呢？外国不借给我们，也没有其他来源，只能是从国民收入中来。的确，积累率适当地高一点是必要的，不是不可以考虑的，问题是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特别是1970年到1976年，连续七年积累率一直在31%到34%之间，平均每年为32.7%。积累率这样高，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快，而且挤了消费，造成人民生活紧张。今年的积累率还下不来。明年计划安排得好些，积累率可能降到28%，这是调整中的一个进步。

现在，根据我们的经验，也根据国际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东欧国家的经验，也考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比例关系，总的来看，积累率在25%左右比较合适。我在1956年提的那个20%或者多一点，今天看来可能提得低了一些，以25%左右为宜。从我们的统计表上看，过去这些年，凡是保持在这个范围内，我们经济的发展就比较顺当；凡是超过这个百分比，特别是超过得很多的时候，经济上总是发生波折，发生困难。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这个比例，不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是主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大体上以不超过40%为宜，不要太高了。当然，太低了也不好，也是错误的，本来有力量做而不拿出钱来做，我也不主张这样干。但是，太高了，力所不及，破坏了上面所说的三个平衡，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调，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同志再三再四强调一定要保持三个平衡，财力物力的分配必须先安排好生产的需要，安排好市场的需要，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用之于基本建设。大约在1955年，毛主席提出过五条财政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后来又增加了几个字，有多少钱和多少物资办多少事。因为这有个物资平衡的问题，如果破坏财力、物力的平衡，那是要吃苦头的，而且我们确实吃过很多苦头。

可是，对于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同志都重视的。现在，也有人吹凯恩斯的主张，要搞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理由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办法都取得了效果，我们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也可以冒一点风险。打赤字还是搞预算平衡？这是个大问题。我认为，不应当搞赤字预算。打赤字，少许有些也是难免的，但打多了，就要多发票子，就要发生通货膨胀，必然影响建设，影响人民生活。现在，人民群众对通货膨胀，对物价已经有很多意见。不控制物价，大量发票子，后果很危险。当然，现在国家已经三令五申，采取措施来稳定物价，安排市场，并且在财政上千方百计增收减支，大局可以稳住。总之，还是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正确方针，不能搞赤字预算。

为了搞好综合平衡，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比例失调的时候，及早地、自觉地进行调整，这是实事求是的积极的态度。1962年的调整以至现在正在进行的这次调整，都是我们主动地提出来的，是完全正确的。进行调整，当然会遇到抵制、干扰，甚至要挨骂。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要怕人骂，而且必须排除各种干扰。这一点，一定要坚持。

第四点：要正确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

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同管理体制是否合理有很大关系。在经济管理体制中，企业自主权问题是个很重要的内容。过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注意得很不够，今后应当更多地研究这个问题。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到底中央集中权力多些好，或是地方分权多些好？从历史上看，1958年以前强调集中。我记得，就是在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强调集中统一，特别强调事前要请示、事后要报告，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反对无组织、无纪律。这是一个方面的集中。另一方面，从1953年以后，取消了大行政区，把大行政区的权力拿到中央来，把人才也相对地集中到中央来。当时的财政是统一的，银行发票子是统一的，海关是统一的，这几个主要的东西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这样做，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这是基本的。但是过于集中，就或多或少地妨碍了地方积极性，妨碍了企业的积极性，这也不好。

1958年以后，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集权过多，搞权力下放，但又下放得多了一些。各自为政，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很长，这同过分分散有很大关系。积极性如果变成了盲目性，就很不好。所以，1962年调整时又来了一个高度的集中，关、停、并、转，两千万人下乡，基本建设从300多亿元退到60多亿元，这都是要大集中的。那次大集中，显然是必要的。自然，在经济得到恢复以后，是否还应当那么大的集中，也值得研究。

总的来看，集中得过多并不好，必须给地方、特别是给企业以相当大的权力。我们要改变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那种中央集权、计划一统到底的做法，我们就是要给地方、特别是给企业以相当的权力。现在正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联合股份公司。这是个新事物，方向、道路看来是走对了。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把它逐步引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当然，集中和分散都要适度。要给地方相当的权力，但中央也要有较大的权力，特别是方针、政策、计划必须统一在中央。尤其是在调整时期，经济上有许多困难，在这个时候，中央给地方分权过多，并不好。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做到适度。

上面是从30年来经济建设发展的五次转折、四个阶段中提出这么四点体会。当然，我认为是基本经验的，并不一定就是。除了这四点以外，还有许多的东西值得总结。30年了，多少亿人口，上千万干部，努力奋斗，那里边经验教训多得很，宝贵得很！要好好加以总结。例如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相结合的问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等等，都是满有学问的。现在经济界、理论界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又例如工厂经营管理问题，这是一门科学，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还有，培养一大批专门人才，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总结出经验教训，找出解决的方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