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当我们用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去观察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而且要看到它也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和阐发辛亥革命在中国的伟大历史意义，同时也应该深入研究和阐发辛亥革命的重大世界意义。

以往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很少有专门的论述加以深入探讨，即使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的论著中，一般也只是寥寥数语或是简单罗列几条结论，而且往往过于笼统和抽象。那么，怎样才能进一步认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呢？我们不但需要用世界和时代全局高度的宏观视野进行理论分析，还需要做扎扎实实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从超越中国地域局限的大量外国史料和事实出发，进行认真解读、剖析和阐发。我准备为明年武汉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讨论会写一篇《辛亥革命世界意义的再探讨》的论文，在这次座谈会上先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要点。

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正是顺应了20世纪初世界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股世界与时代的历史潮流。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首先表现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过去我们阐发这一意义时，常常强调因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已是“洋人的朝廷”，因此推翻清政府也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还不够全面，而且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言论和行动中，具体考察辛亥革命究竟如何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势力。

受辛亥革命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统治集团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主要侵略扩张对象中国，通过革命变成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的国家。前首相、军阀、元老山县有朋曾公开表示：“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代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军部，也担心中国的辛亥革命会引起日本天皇制统治的危机：“日本帝国将为民主国欤？抑为君主国欤？此所谓天下成败之秋也。”政论家德富苏峰甚至把中国革命比作“瘟疫”，他叫嚷：“鼠疫乃有形之病，共和制乃无形之病。”

日本统治集团还担心中国的辛亥革命会刺激朝鲜等日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助长日本国内革命思想的传播，动摇他们的统治。有的日本报纸指出：“我国如果同情邻国的叛乱（指中国辛亥革命），就会影响新附的鲜民（指刚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民）。而且一方面严禁国内的危险思想，一方面又承认国外的危险行为，这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因此，他们鼓吹“必须最低限度地抑制清国的祸乱，以杜塞两国彼此的危机。”

还可以读读法国驻华公使裴格在1911年12月8日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他对辛亥革命冲击法国殖民地势力及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表示忧心忡忡。他说：“实际上，将逃不过这种必然的后果，即本来是一场反满清皇朝的运动，突然变成反对外国人的行动，并且可能给印度支那带来一系列困难，它们也许会年复一年地骚扰边界地区，甚至引起我殖民地内部的混乱。”这些言论不正是辛亥革命打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有力证据吗？

第二，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亚洲的觉醒”的主要标志。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成功，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还积极支持和援助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这也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实的。

例如辛亥革命使正处于革命低潮的越南革命者深受鼓舞，重新振奋和组织起来，推动了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1912年年初，越南民族运动领导人潘佩珠和一些越南革命者纷纷来到广州。他们在广州沙河刘氏祠堂开会，决定把越南维新会改组为越南光复会，并确定政治纲领为“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对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巨大影响。

中国革命党人还积极支持援助越南民族解放运动。1912年2月，孙中山在南京接见了潘佩珠，并邀请他旁听临时参议院会议。黄兴也与潘佩珠会谈，并表示“我国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并建议越南革命党派学生入中国学校或军营，以储备革命人才。以后便有不少越南革命青年进入广东、广西的军事学校学习，为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一批革命军事人才。

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哈达曾多次指出辛亥革命不仅唤醒了“印尼华侨的民族精神”，而且激发了“印尼人民的革命思想”，从而出现了“由伊斯兰联盟组织起来的最早的民族运动”。1912年，印尼民族主义者成立了“伊斯兰联盟”和“东印度党”，提出了印尼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印尼民族独立的纲领，揭开了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

辛亥革命还鼓舞、推动了朝鲜、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曾高度评价以辛亥革命为主要标志的20世纪初“亚洲的觉醒”。他说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他还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我们还要看到辛亥革命在世界上的巨大思想影响。尤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大亚洲主义思想以及世界大同等思想和主张，对亚洲及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研究和阐发的。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主革命思想是当时亚洲各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思想主张中最为丰富完整也是影响最大的思想。列宁曾对它给予很高评价，指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他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我们应该认真领会和阐发列宁的这个论断。

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彭西1912年在马尼拉出版的《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书中，赞扬孙中山是一位冷静而有理想的革命家、思想家，他“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也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鼓舞了我年轻的灵魂”，而且使我“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他还说：“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启发我去斗争，启发我去爱我的国家，爱我的人民。我同我的人民一道长期斗争的结果，终于在1945年争取到印尼的独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世界大同等等思想，对亚洲及世界各国影响的事例还有很多。由于篇幅关系，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这个课题很有发掘潜力，是值得我们去努力加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