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范围内，是最受人们关注、研究得最充分、学术成果也最丰硕的一个领域。有的著作把孙中山研究称作“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2001年出版的《孙中山评传》，引用一位学者对我国大陆地区孙中山研究状况的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研究孙中山的论文有六百篇左右。“新时期以来，论文总数已逾两千，研究专著也已由前十七年的几十部，增至百部左右；学术会议包括国际会议不断；专门学术研究机构频频出现。”（第2页）这里的一些数字，还不包括辛亥革命的研究在内。这种状况，对这个领域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基础扎实，积淀丰厚，学术起点高。这就为学术的继续前进提供了一个肥沃的土壤。但同时，正因为学术起点高，许多问题都已有人研究过了，很多话也已有人说过了，要想说点新话，提出一点新的观点，找出一点新的视角，发掘一点新的史料，就比较困难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要取得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的收获，对历史作出一点新的分析、新的判断、新的认识，不经过艰苦的努力是难以做到的。

但这种情况，绝不是说对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已经快要“功德圆满”了。历史是个客观存在，它的本来面目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能随便改变的。但对于历史的认识、领悟、解读，则总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新的时代高度做出新的判断。人们既不可能网罗所有历史资料，也不可能穷尽一切历史真理，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包括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在内的任何历史问题达到终极的把握。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要强调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缘故。昨天（2010年8月1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恰好发表了彭剑先生的《辛亥革命研究之当为与可为》，文章强调尽管辛亥革命的研究成绩斐然，但“迄今为止远未达到透彻的程度”，“辛亥革命这门学问尚在年轻阶段”，“前辈学人对这场革命的研究尚远未达到透彻的地步”。因此，“对于辛亥革命之研究，不但应当有所作为，而且可以有所作为”。我以为这个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我们也许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谈一点想法。

有关孙中山的著作，说多也算多，说少其实也很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据记载，世界各国出版的关于拿破仑的著作，有数千种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拿破仑的历史传记。而孙中山的传记，据《孙中山评传》所列，连同年谱在内，共计只有十种。鲁迅曾经用“简直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形容一个人最起码常识之缺乏，但中国人不知道孙中山的恐怕还是大有人在。拿破仑是法国的杰出人物，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民族英雄，他们的历史作用尽管不同，但在各自国家乃至世界上的历史地位，应该是不相上下的。而对于这两位历史伟人的研究和宣传，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20世纪，中国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这三个伟大人物和三次历史巨变之间，存在着既继承又发展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这两段话，深刻揭示了三位历史伟人和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中国怎样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是怎样挣脱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而走向共和的？之后又怎样从资产阶级共和国改弦更张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艰苦探索和顽强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吸取、扬弃、改造了哪些思想资料？要从源头上弄清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前年，我们满怀豪情地纪念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去年，我们欢欣鼓舞地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明年，我们将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回顾历史，牢记历史，为的就是更加深刻地了解百余年来中国人民走过的这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更好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研究，显然有着现实需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茅家琦教授在论述孙中山的研究状况时，用了“繁荣有余，争鸣不足”八个字加以概括，我以为是基本准确的。不过，“争鸣不足”，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繁荣”，使“繁荣”打上某种折扣。这是因为，学术的繁荣，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之多少，还表现在思想活跃的程度、相互讨论甚至争辩的风气是否浓厚、学术环境是否健康等等，这些就属于“争鸣”的范围。毛泽东同志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5页）真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20世纪50年代，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认为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本来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可贵的认识上的飞跃。实行了一段，一时间学术上果然出现了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可惜由于政治上“左”的干扰，这个方针没有能继续很好地贯彻下去。

本来，拨乱反正，清除了“左”的思想后，应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重新用大力气贯彻“双百方针”。但现实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1）“百家争鸣”这个口号虽然还在提，但力度不够，更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贯彻实行；（2）学术研究大都是各说各的，很少有认真的讨论和争辩；（3）偶有辩论，则争论双方火气很大，甚至实行人身攻击（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有意的炒作），淡化了学术内容。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论，实在是凤毛麟角，离形成风气还有很大距离。

“百家争鸣”为什么开展得不理想？我觉得原因有三：一是怕重犯“左”的错误；二是对小平同志“不争论”的“发明”存在误解；三是浮躁学风，妨碍着认真的、严肃的、深入的学术争论的开展。

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过去在处理学术问题上的“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是非标准的颠倒；二是无限上纲，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三是言者有罪，一旦被认为有问题，跟着一系列行政处罚。我们只要坚决防止这几点，是完全可以同“左”的一套划清界限的。至于小平同志讲的“不争论”，是有特定指向的，他不仅从来没有说学术问题不应该争论，相反曾多次讲过要提倡学术问题上的自由讨论，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7页）

坚持“双百方针”，既包括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尊重、共同切磋、平等讨论，也包括对一些事关原则的问题分清理论是非，通过分析的、说理的方法对错误观点进行有根有据、实事求是的批评。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流的时代。这样一个大环境，不是减轻而是大大增加了我们正确分辨、积极引导社会思潮的历史责任。就像十七大要求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中的种种反映和表现（如指责辛亥革命“革糟了”，“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给社会带来各种破坏”；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应该对民初的“社会动乱”负责；给袁世凯戴上“共和元勋”的桂冠，认为中华民国的诞生不是孙中山而是袁世凯的功绩，袁世凯是“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者；宣称今天的任务仍是继承慈禧太后的“宪政遗志”等等），虽然在专业史学工作者中间没有多大的市场，但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却有不小的影响，造成了历史的是非颠倒，形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严肃的学术工作者理应做出有说服力的正面回应。

从上面这些情况看，说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不仅大有可为，而且任重道远，大概不算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