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孙中山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他的主要任务是两个：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建设。他说革命是破坏，如果只破坏不建设，那就不要去破坏（即不要革命），所以在孙中山看来革命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革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所以建设才是目的。我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基本上是按他的两个任务的顺序进行。开始时是研究他的革命，并写了不少有关孙中山革命的文章，然而，到了20世纪末，有人提出要“告别革命”，而我也开始告别孙中山的革命研究，转入有关孙中山建设思想方面的研究，并先后写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合著）等书，也写了不少相关的论文。

这个转变是跟我对孙中山事业的理解相关的。我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必须研究，而且必须做深做细。因为，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后来由他掀起来的国民革命，就不会有中国的共和和民主，也不会有中国的统一。过去，我们对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只理解为打倒一个皇帝，但并没有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没有能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而且对于孙中山及以他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贡献的评价也过低，用资产阶级的所谓局限，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等等结论言语，有意无意地否定孙中山及以他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作用，这样做虽然没有完全否定辛亥革命的作用，但是评价不高，因为它终究是失败了的革命，按照传统的成王败寇的思维，孙中山也只能是一位“以暴易暴”的叛逆人物。其实，辛亥革命是一次带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觉醒带来的开辟新纪元意义的伟大事件。它不仅结束了中国旧的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度，而且还带来了共和民主现代的新制度，开辟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纪元。所以它不仅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正如人们所说的，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不会有今天的伟大辉煌。所以，辛亥革命是一件划分新旧时代界碑的标志性事件。我们由研究孙中山的革命进而研究孙中山的建设思想和实践，并不是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重要，不值得研究，而是因为只有研究他的建设思想和实践，才能全面地反映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建设思想的价值，才能表现出孙中山与以往那些改朝换代政治家的不同。孙中山是理想主义者，但又是现实主义者，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他不仅是革命者又是建设者，他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和主张都充分地反映他为改变中国的现实所做出的努力，但他也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所想所做都有一个愿景，或说是远大的目标和理想，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伟大的现代化国家，也即是要为人民建设一个和谐的、大同的、天下为公的美好社会。所以，孙中山又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民族英雄。我们对孙中山的评价不要停留在革命先行者或革命者这个层面，真实的孙中山不仅是革命者，也是建设者；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又是中国近代化事业建设的先驱。他对革命，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他实现了推翻封建专制的目的；对于建设来说，他未能实现一个共和民主和富强的国家的目的。他有完整的建设计划，但开始实践时则受阻，未能实现其政治、经济建设的重任，算是完成一半的任务。我们只有把孙中山在这两个方面的思想主张和实践的方略、政策研究清楚，对孙中山才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谈到孙中山的建设，一是对国家的建设，一是对社会的建设，这两个建设有相关，但又不相同，前者着重于政治建设，即政治体制、法制建设，后者着重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乃至于社会团体、社会文明、民间习俗的整治等等内涵。去年我完成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后，今年又开始对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思想进行研究，并写了《孙中山建构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华民族觉醒的影响》等文章，并打算就“孙中山的共和政体与国家统一”、“孙中山的政党政治与民主建设”、“孙中山的党军与党国思想”、“孙中山的国权思想与外国关系”、“孙中山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思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和权力制衡思想”、“孙中山的公仆意识和服务思想”等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并拟成一部《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总之，孙中山研究既要客观全面，又要做深做细才有未来，也只有开辟一些研究的新领域，以及多做一些普及性的宣传，多出版些科学性、通俗性的孙中山研究著作才能发挥孙中山研究的社会作用，才能启导青少年进一步认识孙中山的伟大及其思想的普世价值。到目前为止，孙中山研究几乎成为中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都不太喜欢研究孙中山，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研究起点太高的缘故。看来也不完全是这样，关键可能是跟我们的教育和宣传有关联。政治家、学术界说孙中山如何如何的重要，可我们社会里的人，包括中小学生，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孙中山是什么样的人，我表示怀疑。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在我的家乡（广东湛江市廉江）恐怕连看过孙中山像的人都不太多，对于孙中山是何许人，不仅中小学生不是人人知道，就是乡村有点知识的农民对于孙中山也不了解。别的地方都有中山路、中山公园，可廉江市没有这些纪念场景。国民党统治时将孙中山神化，连小学生都要背诵“总理遗嘱”。我们打倒旧政权，在乡村连孙中山也打倒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尤其是社会教育的重大缺失。这些年来，由于功利思想造成的危害，在大学里的青年学者，包括我的博士生都公开声言“不再写孙中山的文章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作这样回答：“因为孙中山研究申报不了课题，《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这些年也不发表或很少发表孙中山研究的文章。”这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在处理类似问题上有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我们的青年太过功利，因为申请不了课题，或在重要刊物发表不了文章影响升职和利益就不愿意去从事研究，这实在是讲不通。在当今社会人人都把挣钱作为目标的情况下，青年学者会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也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大陆存在，在我国的台湾同样存在，在香港、澳门也存在。如何改变这种情况，除有关当局要真正认识研究和宣传孙中山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是各级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也要充分认识到孙中山研究和宣传不是几个从事孙中山研究和宣传者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大事。孙中山不仅是人格高尚廉洁奉公、为国家民族奋斗的英雄，而且他的思想、精神对当今我们国家和社会建设仍有启迪，具有现实意义，仍然具有象征性价值。因此，“孙学”既要考虑学术性，又要考虑通俗性和普及性、现实性，让我国的青少年，让我们的社会大多数都对孙中山有一定的了解，并自觉地以孙中山的思想、精神和品格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的氛围，做“孙学”研究的人才会有饱满的精神，否则就把从事“孙学”研究的人视为都是在搞政治，这样一来“孙学”研究就会后继无人，所谓“孙学”也会难以为继。

基于这种情况，民主党派，尤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有关领导则认为有必要在全国提倡建设“中山学”来推动孙中山研究，使其能发挥作用，适应现代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当然是要引起各界社会人士重视的问题。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次民族自觉的重新教育，让全国各族人民重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者在那个苦难年头为了振兴中华、为了实现共和民主进行斗争的艰苦历程，及其所开辟的新纪元的伟大意义，凝聚共识，为海峡两岸中国人、海外侨胞的团结统一，以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个核心利益营造新的氛围。孙中山研究还会有所作为，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端正态度，如何用新的思维去思考和回答问题。老是讲老话、旧话，老是重复旧课题，很难在社会上形成气候。所以，开辟研究领域，研究一些过去有所忽视或没有讲清楚的问题，将一些问题做深做细，还原历史的本质，还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但要淡化意识形态和非理性、非学术性的倾向，只要从学术的角度去做，孙中山的研究还会有大的作为，研究成果也还是会有人欢迎的。比如，孙中山说他对学问无所谓专，只是对革命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这就是他的所谓“革命学”。革命是政治，革命学是学术，孙中山如何将政治与学术结合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应该说学术建构不是孙中山的长处，而孙中山的伟大偏偏在于他对学术的政治情结，他爱革命，也重视学术，他热衷于革命，但骨子里还是以一个传统名士的身份来理解和进行革命的。所以，他不是一般的武士，而是一位知识界的精英分子。政治是人类的文化行为，文化如何参与政治和革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研究革命不仅要研究自己，也要研究别人，尤其要研究攻击和打击的对象，也即人们常说的“敌我友”都要研究。革命进行时策略如何运用？革命成功后该怎么样？革命失败后又该如何？所以“革命学”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革命家要完成这么一个深广的课题难度相当大，但不如此就很难成为开辟新时代的革命家。孙中山的成功和伟大在此。那么，孙中山又是如何将学术与政治结合起来考虑他的革命和建设的呢？这就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还有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提倡的共和政体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过去一般都将孙中山的共和与民主统一起来，好像孙中山的共和政体就是民主政体，但孙中山从来没有说共和就等于民主，而且孙中山只讲民权，不强调民主，那么民权与民主有何区别？孙中山的共和，即“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同建立新国家。这个共和与美国独立后的联邦共和国又有什么不同？民国初年的共和政体带有民主的性质，但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政体，因为法制不健全，政党政治尚未确立，政权机关由各界精英或代表人物构成，但各界的利益集团竞争领导人的氛围也并未形成。孙中山是想建设一个威权民主国家，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过去我们批评梁启超讲民权骂民主，孙中山讲民权不骂民主，但他也不鼓吹个人的自由。对民主，他只强调政权要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但对于那个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他也有保留。所以，对于民国初年各种建设主张都要重新考评。孙中山讲民国初年共和政治有利也有弊，比如五族共和政体实行过，但并没有达到孙中山实现政治和领土、民族统一的目的，应该如何实事求是地评判共和政体的作用，似乎还有话可说。还有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即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但对封建文化的冲击有限，它带来文化人的地位转变，即由原来文化的生产者向文化的追随者转变，这部分人在辛亥革命后的失落游离对革命后的建设影响很大。而另一部分人为了寻求文化的出路干脆把注意力转向西方。但新的斗不过旧的，由于文化回归与封建复辟思潮的兴起断送了辛亥革命的文化成果，因此有新文化运动，有民主与科学精神的高扬。所以，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的激进倾向，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在整个文化变化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及其对政局的制约，也是一个没有说得很清楚的问题。可见，在民国初年文化转换的背后仍有一些保持不变的东西，即中华文化的活力及其魅力的存在，并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国人去奋斗。如何处理外来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也不是外来的就一定好，传统的就一定不好。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如何交融和造就新人，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谈辛亥革命后的文化走向时，既要开创未来，又要珍惜过去。新文化与旧文化矛盾冲突，必然会产生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追求新文化的一方与保持传统文化的一方，如何调和与统合是一个关系到文化重构的重要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考虑过，但讲不清楚。不过，我认为孙中山坚持文化调和，主张将外来的科技文化与中国的政治哲学统合起来建构中国的文化走向是一种比较高明的意见。我举出上面一些例子——当然不仅仅是上述问题，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去讲清楚讲明白——只是想说明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需要分析和综合，但更加需要新视角和新思维将问题讲清楚和说明白，尽量避免主观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