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辛亥革命史研究，在构成近代史主干，即所谓的“八大事件”中，是成果最多，成就也最高的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代表不同经济利益的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是推动此种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他们藉此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动、革命派改良派的形成及其分野，以及清王朝灭亡的内在必然性，不仅产生了一系列享誉海内外的经典论著，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至今令人神往；而且，也有力地彰显了唯物史观理论关照的深邃与独特的魅力。

但也因是之故，它成了一座高峰，不易超越。新时期以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直显得沉寂，就反映了这一点。梁启超将学术思潮的演进，概括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全盛期显然已过，当下似处于第三期，即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后起者“只取得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方法，应用之别方面”。之所以不能称第四期，因为似乎还见不到有任公所说的“豪杰之士”，起而超迈既有，从而开拓“第二思潮之启蒙期”。1665890实际上，整个近代史研究也大致处在这种状态里。

辛亥革命史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提升，自然是有待于在理论与方法上有重大的突破。但这只是个笼统和原则性的标准，具体说来，比较平实、易于着手的路径，还是要从理解学术与时代的关系上，强调问题意识的转换。陈寅恪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材料与新问题。用新材料去研究新问题，便形成了一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能这样做的叫入流，否则便不入流。是为学术之通义。新材料不能仅仅理解为全然是新发现的材料，还应当包括因问题意识的转换被重新激活的已有材料。所以，问题意识的转换更为关键。所谓问题意识的转换，说白了，就是研究题目的更新。傅斯年说，学术研究上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前人解决了的，有的则因时代变化，旧问题不再成立，而新问题却出现了。所以，一种学问的题目能推陈出新，便是一种进步。

今天我们从时代与学术关系的角度看问题，所谓辛亥革命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转换，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可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和更加全面的观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超越情感与意识形态的情结，重新去观察辛亥革命时期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毋庸讳言，早年研究辛亥革命史主要集中于反帝反封建的视角，这与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有关，反帝反封建不仅是历史的硝烟，而且在现实中仍然是并未完全解决的重要的时代课题。今天时代的重心显然转移了，我们自然应当不限于和超越反帝反封建的视角（不是忘却），避免情感的羁绊，可以更从容和更全面地去看待和理解那段历史，从而发现更多新的研究题目（新时期以来，对于立宪派的研究就是如此）；二是从现实中汲取时代诗情，以便在不断重新观照那段历史的过程中，发现新视角新题目。人们认识历史离不开史料与理论，历史理论的形成固然也与历史材料有关，但更离不开人们鲜活的社会实践，即从时代的诗情（当年反帝反封建的视角正是这样确立的）。近年来关于近代化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在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个可资切入的新视角：在历史转型期的改革及其风险的视野下，对清王朝的最后十年进行再考察。

当下我们常说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如果我们注意到早在19世纪中叶，李鸿章等人即已提出了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见，那么，便不难理解，若从长时段看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都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即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曲折而漫长过程。19世纪中叶揭开了它的序幕，最近三十年的巨变，则是登堂入室，正展现其核心的历史华章，或者说中国社会历史变革正迎来百年的高潮。

依此，也可以说，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显然又内含着若干关键性的转型期。其中，1901年至1919年，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也正在其中。转型期是出彩的历史华章，是历史发展关键性的拐点，但也往往是历史的风险期。同时，也惟其如此，转型期从来都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我们强调清王朝的最后十年，就是要重视它如何应对身在其中的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局面及其得失。

《辛丑条约》订立后，清朝统治风雨飘摇。任何政权面对危局都不会坐以待毙，而谋求应对，这是政治的本能，无可厚非，重要的在于是顽固不化，还是谋求与时偕进。清廷应对时局打出的牌子，就是于1903年发布《新政上谕》，主动举起了“新政”——改革的旗帜。这有它自身的合理性。事实证明，清廷主动打出新政的旗号，果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立即触动了各派政治势力的神经，迅速形成社会热点，并很快产生有利于自己的积极的社会效果，使清廷摆脱了全然遭唾骂的被动境地，得以重新控制了局面。但是，新政毕竟没有挽救清王朝崩溃的命运，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传统观点仅将之归于清廷“假立宪骗局的破产”，显然有失简单化；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更为本质的问题乃在于清廷因无法控制改革必然带来的社会风险，才最终导致了“成也新政，败也新政”的历史结局。

古今中外历史证明，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从来都是有风险的。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来说，新政也面临着类似的风险。改革既经发动，就不可能中止，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控制缘此新兴的社会力量，始终把握改革主动权。这一点将决定其存亡。事实证明，它恰恰未能做到这一点。

从未能控制改革风险的角度总结清廷新政失败的原因，还可以进一步引出以下对“历史转型期改革的风险”应有的教训。

转型期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人心思变，孕育大希望，同时新旧矛盾交错，也潜伏大风险。它要求主持者必须有大魄力、大智慧，始终把握改革进程的主动权。“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的话只具部分真理性。强调周密稳妥是必要的，但强调高瞻远瞩，洞察先机，把握主动权的雄才大略，同样是必要的。

转型期的大变革涉及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乃是应有之义。重要在于，主持者必须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超越小己私利，维护大局与公益，从而占据道德高地，以人格魅力，彰显改革的公信力。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民众”；“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皆为至理名言。吏治腐败绝对是改革之毒药。

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历史研究所以常新，原因在于史家的视角，如同摄影机的焦距，不断在调整。以上举此例子，仅想说明，从理解现实的社会实践出发，去理解历史，应是推动包括辛亥革命研究在内整个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取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期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理论与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就可能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