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1961年冬，当我进入研究生二年级时，我有幸带着我执笔写的首篇论文，到武昌参加全国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由吴玉章、李达主持，有百多位史学工作者参加，其中有著名的史学前辈范文澜、吴晗、吕振羽、何干之、邵循正、黎澍等。共提出了四十多篇论文。后来会议主持者从中选出部分文章，连同选自当时报刊已刊登的几篇文章共三十二篇，辑成《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拙作亦忝列其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部研究辛亥革命的文集，反映了其时的研究成果。半个世纪过去了，但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会所发出的呼唤，却仍值得谛听和深思。

首先，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史学良知，必须实事求是，还历史之真，写出科学的能传世的信史。为此就必须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这在1961年武昌讨论会上，主持该会的吴玉章、李达和著名史学前辈范文澜、吴晗等都特别强调。吴老要求学者必须树立严肃的没有半点虚假的学风，即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史实可信是科学的最基本的要求……而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和夸张”；历史发展的规律只能“从大量可靠的事实材料中找出”，这样，才算历史科学，才有教育意义。范文澜针对当时亟须纠正的浮夸风，专门作了反对放空炮的学术报告。吴晗也在报告中要求治史必须求真，必须掌握丰富可靠的史料。

其次，鉴于近代中国社会构成的错综复杂性，存在多个阶级、多条道路、多种人物、多种思想；还存在国际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因此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必须置之于广泛的国内外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其与世情国情的切合点及其适应程度，以定其价值；必须与其前后左右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在中外历史上的坐标；必须把它放在历史长河中来察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次讨论会寓存这样的启示。李达在开幕词中就指出：辛亥革命的历史十分丰富，有许多问题要进行深入探索。比如“对人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还要“充分地加以说明”；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人物研究都不够，对立宪派人物“则研究得更少”，地区革命活动也同样不够。应该说，比起前此辛亥革命研究，这次讨论会提出并讨论了许多上述值得重视的问题，如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会党、新军、立宪派、华侨、帝国主义的关系，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孙中山、宋教仁、陈天华、张謇、鲁迅、盛宣怀等，以及一些重要地区广东、湖北、浙江、山东、内蒙古等地的革命活动，都有专文论述，显示了辛亥革命研究的正确方向。

再次，辛亥革命研究与当代政治很有关联，要深入全面进行，就必须敢于挣脱传统桎梏，开展自由讨论。吴玉章、李达等在大会报告中都强调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学术上要提倡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指出：“没有自由讨论，便没有学术的繁荣和进步”；只有经过多次讨论，才能得出反映客观真理的见解。这一精神确实在那次讨论会上得到体现。学者们各抒己见，就辛亥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探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首次盛会，与会者经过历时数年的阶级斗争风浪和浮夸风之后，出自史学良知和历史责任感，发出的明确清澈的呼唤，它敦促着史学工作者沿此前进。广东的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也在陈锡祺教授和张其光同志带领下，积极从事孙中山年谱新编的编纂，并为拟于1966年举办的纪念孙中山一百周年诞辰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做准备。然而，“文革”浩劫中断了这一进程。在兴无灭资的狂潮中，孙中山成了牛鬼蛇神，不少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者，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吹鼓手。

雨过天晴，“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飙然兴起，国内外研究这方面的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接踵召开；有关编著如雨后春笋；所发评议日趋求真务实；论及范围包括国际国内和有关人物事件；讨论亦较自由，呈日趋扩大深化之势。此有目共睹，不俟赘言。我作为有幸参加1978年迄今历次标志性的在国内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一员，亦深受鼓舞，认定前此发出的历史呼唤已得到响亮回应。

素为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重镇的台湾史学界，于20世纪50～80年代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关文集、资料集和论著。1990年大批台湾著名学者参加了由中日学者联合举办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启动了两岸学者共同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热门，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近年台湾纪念史学虽较前冷淡，但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仍出版了“中山先生与世界”系列丛书，其中有蒋永敬、杨奎松著《中山先生与莫斯科》，李云汉著《中山先生与日本》，陈三井著《中山先生与法国》《中山先生与美国》，李国祁著《中山先生与德国》，黄宇和著《中山先生与英国》，段云章著《中山先生的世界观》等。而且，通过交流，两岸学者在求真务实的前提下，相互认同增多，这也对两岸学者共同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有所促进。

诚然，当前国内外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都遇到了新的瓶颈。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研究成果较前减少，有的研究机构（如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停止活动。今后该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这项研究，确应认真仔细考虑。

不久前，我参观彭德怀纪念馆。这个一代大将军饱遭凌辱冤死时这样呼唤：“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人民会对我作出正确的结论。”应该说，这是一切蒙冤受屈历史人物的呼唤和期盼。作为历史工作者，理应予以重视和回应。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是否仍存在疑点、悬案和不公正的述评呢？很值得我们惕省、探究。事实上，不解决上述疑点悬案，要想写出真实的公正的信史是不可能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首须治史唯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不宜囿于党派成见，要敢于摆脱政治干扰，摒除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的劣习，采取公正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其次，必须以广泛搜罗“史事”为前提，以经过严格审辨后的史实为构筑材料；再置之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而这样做，就要花时间费工夫；从个别深入研究到科学综合，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著作。

历史是群众的事业，人心的向背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孙中山等领袖人物的言行固然还存在疑点难点，尚须再搜集资料再研究。但他们的言行和世情国情的结合点及其结合程度却仍多忽略，特别是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中间阶级的状况及其意向更待继续探究。富于阅历的历史学家胡绳在逝世前几年口授《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新构想和主要观点，开宗明义就提出“关于‘中间势力’”，很值得我们深思。历史发展的动力，自不限于某一单独的阶级及其领袖，而是多个要求不尽相同却要求社会进步的阶级及其代表共同努力所形成的合力。正确评价包括中间阶级及其中间道路的各种社会力量，摆正各个阶级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必将更好地显示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更能托出一个有立体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领袖形象，总结出可垂训后世的历史经验。

以往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已表明：开展这方面的自由讨论，这一领域就百花齐放，成果丰硕，欣欣向荣；反之，则落英遍地，无人问津，学术停滞。因此，要打破新的瓶颈，必须继续抵制“左”的思潮，摆脱俗套桎梏，给史学工作者创造更宽松、包容、自由讨论的环境，让历史真相在辩论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