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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一直是中华文明一个根本价值诉求，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轴。
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秦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管理体制的基础，汉承秦制，随后，“百代都行秦政法”，
两千年的大一统国家管理体制，最主要的载体就是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中国早就建立了非常发达完备的文官制度，历代王朝凭借这一制度，有效地对国家进行控制与管理。大一统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之所以产生并能长久地顽强地持续运行，首先因为它适应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发展的需求，分散的小农经济需要集中统一的行政权力的支配，解决他们无法分别解决的保障农业生产，确立稳定而有效的社会秩序，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等一系列共同问题；同时，因为它也适应了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之间建立稳定的秩序，使它们不再彼此冲突，而能积极地相辅相成的需要。
近代以来，无论是晚清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时代，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大一统国家事实上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统领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在这一进程中使自身通过再造而得到承续。环绕着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单一民族国家、单一制与联邦制、集权制与分权制、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一党制与两党制、精英主义与草根主义而展开的争论和色彩斑斓的各种实践，以及历史最后作出的选择，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尽管不断受到各种冲击，它实际上仍统领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并在这一转型进程中使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但原先以君主为代表的王朝体系经过辛亥革命毕竟被打倒了，大一统国家体系从此开始了一个复杂的再造或重构过程，在再造与重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机构，许多旧的机构也改换了新的名词，承担了新的职能，但大一统的主要核心环节仍然承续下来。
辛亥革命结束了旧的王朝，结束了已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王朝体系。王朝体系在形式上确实是打破了，但在这一体系中曾一直有效运行过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就此完全丧失其生命力。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法”，并非空穴来风，而应当是深刻的洞见。因为这些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很大程度上事实上仍然影响着甚至一度继续支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
贯穿于王朝体系运行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在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至少有这样一些方面：
其一，等级行政权力继续保持着对全社会的支配地位。这种等级权力对全社会的支配，本来就是适应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需要而确立的，是适应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平相处的需要而确立的，它是大一统国家得以存在的决定性因素。而直至1949年，中国百分之九十仍停留于古代，这正是等级权力支配地位得以保持的真正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其二，王朝体系由以构成的三大支柱是：领袖的最高权威及其所统率的负责实际运作的庞大官僚机构；高度的中央集权与有限的地方分权；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和诸民族共生共存（多民族国家）。这三者，在20世纪的中国仍在延续，而且因为紧急应对内忧外患的需要，一一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其三，由于王朝体系的存在，必然会产生的各种矛盾，在20世纪中国大一统国家政治生活中也依然存在：由于等级权力系自上而下授予，而不是自下而上产生，权力无法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全方位的监督和约束，便难以防止它们演变成为无限权力、全能权力。而其结果，就必然是大大激化围绕权力和利益的占有与再分配而展开的争斗，在君与相之间，臣与臣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当权者与接班人之间，爆发各种或明或暗激烈的冲突。甚至还会产生后宫干政、大内总管干政等等固有的弊端。权力的万能，又必然会导致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权力掌控者消费欲望的无节制增长，贪污腐败由此必然会迅速而普遍地蔓延；这就必然会极大地激化高高在上的权力掌控者同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其四，传统王朝体系下的文化，是一种王道与霸道同时并用或交错使用的文化，是一方绝对权威另一方绝对服从的主奴文化。儒表法里，又同道家紧密结合，是和大一统王朝体系相适应的最主要的统治哲学。20世纪的中国，这种传统的统治文化，继续保持着极其强大的影响力。西学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也不免要常常为它所稀释乃至为它所同化。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国家政权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国家政权中又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大一统国家体系的主要架构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可以继续统领广大尚未走出古代的广大农民，而且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等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使它继续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过，中国传统的王朝体系，就其获得成功的本质而言，乃是因为它是一种专业精英治国体系。专业精英的培育、选拔、任用、考核，都早已形成非常成熟的制度。这些制度，为吸取民众中的精英进入国家体系、参与国家管理、扩大国家统治基础打开了虽不很大却非常重要的一扇门，但它同时又经常堵塞了最大多数民众普遍参与国家管理的通道，这就使它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格格不入。
旧王朝体系下的专业精英，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之所以被选拔，和他们的治国理念、治国谋略、治国能力都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他们的治国理念、治国谋略、治国能力，是依靠实践中的历练，靠以史为鉴以及对于富有经验的吏的依赖。他们的升迁，很大程度上凭借所谓政绩和同上级的各种关系。这些精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容易形成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极容易陷入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争夺而无法自拔。这就使他们在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的同时，和国家总战略、总利益及广大民众发生尖锐的冲突，从而成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百年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系延续与再造的历史过程表明，辛亥革命虽然已经推翻了旧的王朝体系，但要使旧的王朝体系在中国真正终结，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真正终结原先的王朝体系，需要确立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绝对支配地位，需要建立发达的成熟的现代统一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需要确保广大人民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利，需要人民对权力和利益的占有及再分配有充分的主导权、监督权和制约权，这当然首先需要每个人的自主自立，但这显然远远不够，更需要建立普遍的、发达的、成熟的公众社会、公民社会，以保障每个人意愿的表达和应有权利的维护。而确立这一基础，除去观念的深刻改变外，更有待于制度上的及程序上的周密设计与切实的实践。
大一统国家体系和现代民主的有机结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应当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真正重建个人所有制，谋求真正做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不是以往小生产基础上的家庭或家族所有制，更不是个人、家庭、家族垄断资源、垄断信息、垄断财富的特权所有制。马克思所预言的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乃是一种与每个人的个人生命相终始的所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不仅仅要重建物质生产的个人所有制，而且要重建精神生产的个人所有制，这就是确保人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独立，而其前提，则是每个人享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传承知识、抒发情感、磨炼意志的同等权利。
这种个人所有制的建立，在制度设计和程序设计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用什么方法保障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地享有同等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百年来的实践表明，既能充分发挥大一统国家体制的优势，又能充分保证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应有权利，所花成本最小、而所获效益最大的一个做法，可能就是先实行县自治，即实行县议员与县行政主要成员真正由民众直接选举做起，让他们真正密切联系选民，关心选民，首先是对选民负责，而不是首先对上级领导负责。有了这一坚实的基础，对于大一统国家体系的中层与上层权力掌控者自下而上有效的制约、制衡、批评、监督，便能分步有序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要建立起切实可行而又方便的制度，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选出他们的选民经常联系，了解他们的要求，接受他们的监督，从而消除社会精英与广大草根民众之间的鸿沟，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能真正发挥代表的作用。
“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确实是一份不可回避的基本的历史遗产。但是，今天的中国，已是21世纪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已是21世纪的世界。大一统国家体系必须和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必须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紧密结合，才能继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保证。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是否应当以及究竟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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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一直是中华文明一个根本价值诉求，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轴。
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秦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管理体制的基础，汉承秦制，随后，“百代都行秦政法”，
两千年的大一统国家管理体制，最主要的载体就是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中国早就建立了非常发达完备的文官制度，历代王朝凭借这一制度，有效地对国家进行控制与管理。大一统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之所以产生并能长久地顽强地持续运行，首先因为它适应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发展的需求，分散的小农经济需要集中统一的行政权力的支配，解决他们无法分别解决的保障农业生产，确立稳定而有效的社会秩序，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等一系列共同问题；同时，因为它也适应了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之间建立稳定的秩序，使它们不再彼此冲突，而能积极地相辅相成的需要。
近代以来，无论是晚清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时代，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大一统国家事实上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统领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在这一进程中使自身通过再造而得到承续。环绕着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单一民族国家、单一制与联邦制、集权制与分权制、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一党制与两党制、精英主义与草根主义而展开的争论和色彩斑斓的各种实践，以及历史最后作出的选择，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尽管不断受到各种冲击，它实际上仍统领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并在这一转型进程中使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但原先以君主为代表的王朝体系经过辛亥革命毕竟被打倒了，大一统国家体系从此开始了一个复杂的再造或重构过程，在再造与重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机构，许多旧的机构也改换了新的名词，承担了新的职能，但大一统的主要核心环节仍然承续下来。
辛亥革命结束了旧的王朝，结束了已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王朝体系。王朝体系在形式上确实是打破了，但在这一体系中曾一直有效运行过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就此完全丧失其生命力。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法”，并非空穴来风，而应当是深刻的洞见。因为这些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很大程度上事实上仍然影响着甚至一度继续支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
贯穿于王朝体系运行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在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至少有这样一些方面：
其一，等级行政权力继续保持着对全社会的支配地位。这种等级权力对全社会的支配，本来就是适应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需要而确立的，是适应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平相处的需要而确立的，它是大一统国家得以存在的决定性因素。而直至1949年，中国百分之九十仍停留于古代，这正是等级权力支配地位得以保持的真正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其二，王朝体系由以构成的三大支柱是：领袖的最高权威及其所统率的负责实际运作的庞大官僚机构；高度的中央集权与有限的地方分权；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和诸民族共生共存（多民族国家）。这三者，在20世纪的中国仍在延续，而且因为紧急应对内忧外患的需要，一一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其三，由于王朝体系的存在，必然会产生的各种矛盾，在20世纪中国大一统国家政治生活中也依然存在：由于等级权力系自上而下授予，而不是自下而上产生，权力无法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全方位的监督和约束，便难以防止它们演变成为无限权力、全能权力。而其结果，就必然是大大激化围绕权力和利益的占有与再分配而展开的争斗，在君与相之间，臣与臣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当权者与接班人之间，爆发各种或明或暗激烈的冲突。甚至还会产生后宫干政、大内总管干政等等固有的弊端。权力的万能，又必然会导致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权力掌控者消费欲望的无节制增长，贪污腐败由此必然会迅速而普遍地蔓延；这就必然会极大地激化高高在上的权力掌控者同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其四，传统王朝体系下的文化，是一种王道与霸道同时并用或交错使用的文化，是一方绝对权威另一方绝对服从的主奴文化。儒表法里，又同道家紧密结合，是和大一统王朝体系相适应的最主要的统治哲学。20世纪的中国，这种传统的统治文化，继续保持着极其强大的影响力。西学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也不免要常常为它所稀释乃至为它所同化。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国家政权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国家政权中又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大一统国家体系的主要架构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可以继续统领广大尚未走出古代的广大农民，而且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等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使它继续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过，中国传统的王朝体系，就其获得成功的本质而言，乃是因为它是一种专业精英治国体系。专业精英的培育、选拔、任用、考核，都早已形成非常成熟的制度。这些制度，为吸取民众中的精英进入国家体系、参与国家管理、扩大国家统治基础打开了虽不很大却非常重要的一扇门，但它同时又经常堵塞了最大多数民众普遍参与国家管理的通道，这就使它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格格不入。
旧王朝体系下的专业精英，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之所以被选拔，和他们的治国理念、治国谋略、治国能力都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他们的治国理念、治国谋略、治国能力，是依靠实践中的历练，靠以史为鉴以及对于富有经验的吏的依赖。他们的升迁，很大程度上凭借所谓政绩和同上级的各种关系。这些精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容易形成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极容易陷入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争夺而无法自拔。这就使他们在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的同时，和国家总战略、总利益及广大民众发生尖锐的冲突，从而成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百年来中国大一统国家体系延续与再造的历史过程表明，辛亥革命虽然已经推翻了旧的王朝体系，但要使旧的王朝体系在中国真正终结，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真正终结原先的王朝体系，需要确立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绝对支配地位，需要建立发达的成熟的现代统一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需要确保广大人民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利，需要人民对权力和利益的占有及再分配有充分的主导权、监督权和制约权，这当然首先需要每个人的自主自立，但这显然远远不够，更需要建立普遍的、发达的、成熟的公众社会、公民社会，以保障每个人意愿的表达和应有权利的维护。而确立这一基础，除去观念的深刻改变外，更有待于制度上的及程序上的周密设计与切实的实践。
大一统国家体系和现代民主的有机结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应当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真正重建个人所有制，谋求真正做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不是以往小生产基础上的家庭或家族所有制，更不是个人、家庭、家族垄断资源、垄断信息、垄断财富的特权所有制。马克思所预言的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乃是一种与每个人的个人生命相终始的所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不仅仅要重建物质生产的个人所有制，而且要重建精神生产的个人所有制，这就是确保人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独立，而其前提，则是每个人享有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传承知识、抒发情感、磨炼意志的同等权利。
这种个人所有制的建立，在制度设计和程序设计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用什么方法保障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地享有同等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百年来的实践表明，既能充分发挥大一统国家体制的优势，又能充分保证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应有权利，所花成本最小、而所获效益最大的一个做法，可能就是先实行县自治，即实行县议员与县行政主要成员真正由民众直接选举做起，让他们真正密切联系选民，关心选民，首先是对选民负责，而不是首先对上级领导负责。有了这一坚实的基础，对于大一统国家体系的中层与上层权力掌控者自下而上有效的制约、制衡、批评、监督，便能分步有序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要建立起切实可行而又方便的制度，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选出他们的选民经常联系，了解他们的要求，接受他们的监督，从而消除社会精英与广大草根民众之间的鸿沟，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能真正发挥代表的作用。
“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确实是一份不可回避的基本的历史遗产。但是，今天的中国，已是21世纪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已是21世纪的世界。大一统国家体系必须和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必须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紧密结合，才能继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保证。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是否应当以及究竟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