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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晚清西学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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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武昌起义以后,不到三个月,清廷便土崩瓦解。二百多年清朝统治到此结束,两千多年帝制也到此结束。其原因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分析,西学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方面。

西学在晚清中国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在。以学术而言,数、理、化、天、地、生、医、农、文、史、哲、经、法、社会、教育、军事,无所不涉。对于晚清政治变迁,西学影响最大,最关键之处有四。

一是输入、确立了进化的话语。随着进化论的传播,特别是社会进化论的宣传,新旧递嬗、物竞天择的理念深入人心。最明显的标志,是社会新旧观念的变迁。张之洞写《劝学篇》时,进化论尚未流行,新与旧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赋予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所以他称西学为新学、中学为旧学,并无扬西抑中之意。他解释中体西用说的一段话,原文是:“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是,到了庚子以后,进化论风行一时,“新”与维新、新政、新民、新陈代谢联系在一起,旧与守旧、过时、落后联系在一起,“新”与“旧”已被赋予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

二是输入、确立了民主的话语。在洋务运动时期,立宪的正当性、必要性、重要性还是郑观应、王韬等改良派努力宣传、百计上达、舌敝唇焦反复论证的问题,到了清末,已是一切希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们的最低要求,成了社会共识。五大臣出洋、立宪成为运动,都是在这一话语系统下进行的。民主话语系统内,有法治、共和、立宪、地方自治等诸多门类,但其立足点是否定、排斥君主专制。

三是输入、确立了民族独立的话语。晚清时期,不知道出版了多少关于民族独立的书籍,《飞猎滨独立战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苏格兰独立志》、《美国独立战史》、《希腊独立史》等,这既为以“排满”为口号的反清革命提供了正当性,也为日后反帝宣传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是提供了这些话语传播的平台。这些平台也是西学传播的结果。据笔者统计,晚清出版西书的机构至少有一百四十三家,与西学有关的报纸杂志上千种,与这些西学有关的学校难计其数。由于国内存在二十多个租界,清政府权力难以直接到达,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由于存在与内地联系密切的殖民地香港,也由于大批立宪、革命力量活跃于国外,在那里有众多介绍西学的书籍、报刊出版。报纸和新式出版物,都是近代以前的统治者从来不曾遇到的新知识载体。对于新知识的理解与接受,对于报刊等新媒体的了解与运用,清朝统治者远不如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维新派、革命派那么纯熟。这样,在舆论宣传方面,清朝统治者明显处于不利位置。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要靠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武昌起义以前,清政府在笔杆子方面,已没有招架之力。清政府尽管有一些官报,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一些报纸,但从总体上说,没有定于一尊、覆盖全国的报纸、杂志。清政府对革命书刊尽管有一些禁令,但作用甚微。

进化、民主、民族独立,这三种思想,依托报刊、书籍、新学校、新社团、演说会等新媒体,广泛传播,汇成思潮,形成了所谓的潮流,就是孙中山先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清朝倒台以前,这一思潮已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武昌起义以后,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认为清朝倒台是天经地义的,不垮台才是咄咄怪事!

以前,从秦到汉,从隋到唐,从明到清,其朝代更替,论史者最常用的一个词汇是“乙承甲制”。具体而言,即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所谓“乙承甲制”,其实质是统治者变了,制度没变;朝代名称变了,话语系统没变,意识形态没变,文化没变。张角揭橥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及朝代兴替背后隐含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支撑的都是王朝改变而帝制不变的系统。到了晚清,不但朝代要变,制度要变,意识形态都要跟着变。所有这些,都与西学影响有关。

清朝倒台,一由于新潮,二由于新军,三由于新政,新潮、新军、新政的根子都是新学,新学的实质是西学。

学术界在此前,已经对西学影响有了相当多的研究,章开沅先生、金冲及先生等在关于辛亥革命的专著中,对西学影响已有很好的研究;吴雁南先生等人在撰写的关于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先师陈旭麓先生在有关论著中,都对西学传播与影响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是,这方面可供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具体说来,以往研究中存在“四多四少”:对知识分子与西学的关系研究多(蔡元培、杜亚泉、杨廷栋、张相文、严复),对普通民众与西学关系研究少;对与反清革命或君主立宪直接有关联的西学研究多(《民约论》、《万法精理》、地方自治),对关联度不那么直接、明显的西学研究少;对少数领袖人物与西学的关系研究多(如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对一般政治人物与西学的关系研究少;对分门别类的西学研究多,对西学综合研究少。

西学是不同于中学的大的学术系统,其内部虽分门别类,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比如,要了解进化论的真谛,就不能不涉及西方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要明白民主、立宪的道理,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论就不能不有所了解;要明白各门各类的西学知识,对于如潮水般涌入的新名词、新语法就不能不有所了解;西学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演变的,要了解清末西学,对此前西学演变脉络就不能不有所了解;要了解留学生接受西学的程度,对于其所就读的学校就不能不有所了解,教师如何、教科书如何、学生反应如何,这些都值得系统、深入研究。

现在已经到了互联网时代,要获得晚清西学书籍、报刊、出版机构的材料,比以前更为容易。如果我们对晚清西学传播的内容、过程、社会各阶层接受的程度,有了更为全面、系统的了解,那么,对于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很快取得成功、民主观念为什么能深入人心、民主观念究竟被理解和接受到什么程度,就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也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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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

武昌起义以后,不到三个月,清廷便土崩瓦解。二百多年清朝统治到此结束,两千多年帝制也到此结束。其原因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分析,西学影响是极其重要的方面。

西学在晚清中国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在。以学术而言,数、理、化、天、地、生、医、农、文、史、哲、经、法、社会、教育、军事,无所不涉。对于晚清政治变迁,西学影响最大,最关键之处有四。

一是输入、确立了进化的话语。随着进化论的传播,特别是社会进化论的宣传,新旧递嬗、物竞天择的理念深入人心。最明显的标志,是社会新旧观念的变迁。张之洞写《劝学篇》时,进化论尚未流行,新与旧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赋予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所以他称西学为新学、中学为旧学,并无扬西抑中之意。他解释中体西用说的一段话,原文是:“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是,到了庚子以后,进化论风行一时,“新”与维新、新政、新民、新陈代谢联系在一起,旧与守旧、过时、落后联系在一起,“新”与“旧”已被赋予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

二是输入、确立了民主的话语。在洋务运动时期,立宪的正当性、必要性、重要性还是郑观应、王韬等改良派努力宣传、百计上达、舌敝唇焦反复论证的问题,到了清末,已是一切希望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们的最低要求,成了社会共识。五大臣出洋、立宪成为运动,都是在这一话语系统下进行的。民主话语系统内,有法治、共和、立宪、地方自治等诸多门类,但其立足点是否定、排斥君主专制。

三是输入、确立了民族独立的话语。晚清时期,不知道出版了多少关于民族独立的书籍,《飞猎滨独立战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苏格兰独立志》、《美国独立战史》、《希腊独立史》等,这既为以“排满”为口号的反清革命提供了正当性,也为日后反帝宣传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是提供了这些话语传播的平台。这些平台也是西学传播的结果。据笔者统计,晚清出版西书的机构至少有一百四十三家,与西学有关的报纸杂志上千种,与这些西学有关的学校难计其数。由于国内存在二十多个租界,清政府权力难以直接到达,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由于存在与内地联系密切的殖民地香港,也由于大批立宪、革命力量活跃于国外,在那里有众多介绍西学的书籍、报刊出版。报纸和新式出版物,都是近代以前的统治者从来不曾遇到的新知识载体。对于新知识的理解与接受,对于报刊等新媒体的了解与运用,清朝统治者远不如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维新派、革命派那么纯熟。这样,在舆论宣传方面,清朝统治者明显处于不利位置。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要靠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武昌起义以前,清政府在笔杆子方面,已没有招架之力。清政府尽管有一些官报,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一些报纸,但从总体上说,没有定于一尊、覆盖全国的报纸、杂志。清政府对革命书刊尽管有一些禁令,但作用甚微。

进化、民主、民族独立,这三种思想,依托报刊、书籍、新学校、新社团、演说会等新媒体,广泛传播,汇成思潮,形成了所谓的潮流,就是孙中山先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清朝倒台以前,这一思潮已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武昌起义以后,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认为清朝倒台是天经地义的,不垮台才是咄咄怪事!

以前,从秦到汉,从隋到唐,从明到清,其朝代更替,论史者最常用的一个词汇是“乙承甲制”。具体而言,即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所谓“乙承甲制”,其实质是统治者变了,制度没变;朝代名称变了,话语系统没变,意识形态没变,文化没变。张角揭橥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及朝代兴替背后隐含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支撑的都是王朝改变而帝制不变的系统。到了晚清,不但朝代要变,制度要变,意识形态都要跟着变。所有这些,都与西学影响有关。

清朝倒台,一由于新潮,二由于新军,三由于新政,新潮、新军、新政的根子都是新学,新学的实质是西学。

学术界在此前,已经对西学影响有了相当多的研究,章开沅先生、金冲及先生等在关于辛亥革命的专著中,对西学影响已有很好的研究;吴雁南先生等人在撰写的关于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先师陈旭麓先生在有关论著中,都对西学传播与影响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是,这方面可供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具体说来,以往研究中存在“四多四少”:对知识分子与西学的关系研究多(蔡元培、杜亚泉、杨廷栋、张相文、严复),对普通民众与西学关系研究少;对与反清革命或君主立宪直接有关联的西学研究多(《民约论》、《万法精理》、地方自治),对关联度不那么直接、明显的西学研究少;对少数领袖人物与西学的关系研究多(如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对一般政治人物与西学的关系研究少;对分门别类的西学研究多,对西学综合研究少。

西学是不同于中学的大的学术系统,其内部虽分门别类,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比如,要了解进化论的真谛,就不能不涉及西方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要明白民主、立宪的道理,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论就不能不有所了解;要明白各门各类的西学知识,对于如潮水般涌入的新名词、新语法就不能不有所了解;西学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演变的,要了解清末西学,对此前西学演变脉络就不能不有所了解;要了解留学生接受西学的程度,对于其所就读的学校就不能不有所了解,教师如何、教科书如何、学生反应如何,这些都值得系统、深入研究。

现在已经到了互联网时代,要获得晚清西学书籍、报刊、出版机构的材料,比以前更为容易。如果我们对晚清西学传播的内容、过程、社会各阶层接受的程度,有了更为全面、系统的了解,那么,对于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很快取得成功、民主观念为什么能深入人心、民主观念究竟被理解和接受到什么程度,就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于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也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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