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民俗学会甚至整个民俗学界一直抱着“人多力量大”的“运动学术”观，包括顾颉刚、钟敬文在内的老一辈民俗学家们尤其重视团结各种力量以扩大民间文学的研究队伍，他们热衷于以运动的形式来招兵买马，大量培训专门人才，借以推动学术的发展。

许多学者都曾充分论述过这种跃进式人力资源培训工作的历史功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教育方式所培养的人力资源给学科发展带来的伤害。正如一个儿童感冒高烧，有人讨论他为什么必须高烧，以及高烧对人体防御病毒所起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有人探讨高烧对身体是否造成伤害，是否应该退烧。

以队伍人数而论，无论是历史上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还是今天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从来都不曾少于人类学等许多兄弟学科；以出版著作的数量而论，我们有这么多著作等身的学术工作者，也同样可以傲立于莽莽学林。但是，以学术质量而言，我们既缺乏严整丰富的理论体系，也缺乏堪当科学传统的理想范式。而衡量我们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的，恰恰既不是从业人数，也不是著述数量，而是学术质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民俗学会并没有摆脱英国民俗学会人员混杂的窠臼，历次学术运动团结了大量的民间文化“爱好者”，“概论教育”又培养了大量“准爱好者”，于是，本该是研究型的学术团体变得近乎于爱好者协会。

学术研究永远不是光凭爱好和热忱就能做好的工作，更不是凭着接受几天概论的培训就能深刻切入的作坊式操作。概论教育模式下的人才济济造成的危害是，越来越多的人打着“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旗帜在粗制滥造。如果把学术队伍比作一个学术产品的供应商，当我们不断地向消费者提供粗糙作品的时候，我们就在给自己的学术生命，也在给我们的学科画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