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与中国现代民俗学是这样一种关系：“谈起中国当代民俗学就必然要提到钟敬文，说到钟敬文就必然会想起中国现代民俗学，中国现代民俗学和钟敬文是一对孪生兄弟。”1671978这不仅表现为钟敬文是一个杰出的民俗研究者，更表现为钟敬文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最重要的组织者和经营者。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顾颉刚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最重要的设计者，那么，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最后20年，钟敬文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乃至民间文艺学的唯一的总设计师。以北京师范大学这一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为依托，基本上在全国民俗学界形成了以钟敬文为顶点的金字塔形的人力资源格局。

在这样一种格局下，钟敬文的学科构想和学术策略就不再局限为一个学者的个人意志，它能有效地转化为一个学科的集体意志。所以说，钟敬文在1979年之后的民俗学学科构想可以直接表现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蓝图。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于钟敬文在这一时期的学科构想。

体现这些构想的文章基本已收入《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1671979，以正式发表年月为序，则主要有《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79）、《民俗学与民间文学》（1980）、《民俗学及其作用》（1982）、《〈民俗学入门〉序》（1983）、《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1983）、《民俗学》（1986）、《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1986）、《民俗学的对象、功能及学习研究方法》（1987）、《“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1989）、《民俗文化学发凡》（1991）、《建立中国民俗学派》（1999）等。因为这些文章收入各类文集的时候文字略有出入，我们的讨论主要以《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为据，具体引文只注该书标注年份1671980及所在该书页码。